商周史官文化向战国士文化的转变及其对说理散文的影响

春秋末年,支撑商周史官文化的三大支柱——宗教神学意识形态、王官政治宗法系统和历史记载职能都发生动摇,史官文化因此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但在史官文化内部,存在着向士文化转变的机制:战国某些诸子流派可以直接溯源到商周史官系统;商周史官与战国诸子在思想气质上一脉相承;商周史官和战国诸子百家在政治目标上有着共同的追求;商周史官文风也给战国诸子以直接的影响。孔子师徒在由商周史官文化向战国士文化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孔子师徒自觉地以"道"作为他们追求的最高价值,从而将治理天下之"道"成功地从王侯卿士大夫手中转移到士手中;孔子拯救乱世的积极态度为战国士林树立了典范;孔子开门讲学授徒,为战国士文化创造了物质条件;孔门师徒还开创了士人周游列国之风。文化转变带来了说理散文的深刻变革:记载者由史官变为孔门弟子;记载内容由君主卿士大夫言论变为孔子言论;文章由议论现实问题而变为务虚性的文化学术探讨。     

先秦史官文化与《左传》所载梦象

<左传>的梦象与先秦史官文化存在诸多关联.史官的重要职责是沟通人神,梦象是史官沟通人神的重要方式.史官是梦象文献的记录者、保存者,<左传>的 许多梦象都出自史官之手.史官的职责使得<左传>的梦象重视人神之间的血缘关系及祭祀的规范,史官的思维方式使<左传>梦象具有象征性,史官所持的理念则使<左传>梦象具有道德评判属性.     

论《左传》中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之消长

《左传》以其张扬的理性精神,昭示着春秋时期史官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与此同时,卜筮现象的大量存在,使《左传》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并存的产物。本文从《左传》文本中出现的大量卜筮现象入手,分析了这一现象背后,巫官文化和史官文化彼此的消长情况。《左传》中记载的卜筮现象,正说明史官文化最终覆盖了巫官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     

《甘泽谣》与史官文化关系论略

《甘泽谣》系晚唐袁郊所撰一部重要传奇集,也是唐人小说中的上乘之作。在写作上,《甘泽谣》明显受到了传统史官文化的影响,即小说历史化倾向;同时,又对传统史官文化有着诸多方面的超越,即历史小说化倾向。在小说历史化和历史小说化这两方面,《甘泽谣》实现了完美糅合,将中国传统的史官文化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甘泽谣》在中国史官文化史上,有着独特的作用和地位。     

简论先秦历史散文的文化特性

我国先民极其重视历史 ,先秦的历史散文是史官文化的直接产物和代表。其文化特点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兴以立功 ,败以成罚”的实用———资治性 ,“好恶同于圣人”的道德———伦理性 ,“跌宕而不群 ,纵横而自得”的历史———文学性。     

礼乐文化传统与原始儒学

渊源于初民宗教生活的上古礼乐文化是儒学的摇篮。孔子开创先秦原始儒学,其意义不仅在于集上古以来礼乐文化传统之大成,而且更主要的在于其依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赋予这传统以人文主义精神特质,从而为儒学及以之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确定了基本生命路向。     

先秦文化自觉的主体及其路径分析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化自觉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以及社会所处的政治与文化环境所制约。先秦士人是中国文化的自觉载体,他们从诞生之日起,就有了一种精神上、思想上乃至行为上的自觉与成熟。面对文化秩序上的礼乐崩坏的社会局面,先秦士人采取种种途径将他们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普及到社会中,以便能得到更深层次的赞同和更大范围的认可,从而达到群体自觉。正是由于士人的文化自觉,才使得人类文明的薪火绵延不绝。     

中古文艺美学话语体系构建与士阶层文化权力扩张

中古时期的士族持续不衰的权力来自于家族超强的文化能力,家族塑造的个体成员的习性与倾向巩固并增强着他们的文化能力,这种文化能力体现在文学、经学、礼学、玄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士人不断侵入新的文化场域,通过命名等策略迅速掌控新的文化场域的话语权,对话语权的掌控又进一步强化了士人的文化领导权,并挤压次一等次出身的士人进入新的文艺领域.中古士阶层权力与文化的互动对文艺美学话语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中国文艺美学的走向.     

老子与中国早期史官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是中国早期史官的代表人物。本于中国史官文化传统,老子致力于探究天人关系,推天道以明人事。这种整体思维方式对后世史家影响深远。古代史官在职掌天道的过程中,形成许多朴素辩证法思想。这些思想经过老子的总结和发展而系统化,成为后世史家认识历史、编著史书的一个重要原则。老子的抱朴守真,也成为史家坚持求实精神的思想源泉之一。     

由同源字管窥古代巫祝文化

同源字是具有语音相同或相近、语义相同或相通、有共同语源三大特点的一类汉字.以汉字文化为经线、同源字分析为纬线,将同源字以文化意义的视角进行整理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巫、舞同源,舞、武同源,尸、陈同源,祝、咒同源.巫、舞二字包含有跳舞祭神、娱神,并与神灵沟通的意义.尸、祝、巫都是祭祀仪式中的重要角色,有着转达神主之意、完成人神交流的职能.     

史、史官与中国早期儒学元典的书写

书写的前提首先要有文字,中国文字的产生绝非始于殷商甲骨文,最初产生的文字恐怕比八千多年前的贾湖契刻还要早,"史"就是参与创制文字者之一。国家建立后,"史"转化为史官,国家成文的书写基本由史官来完成。《尚书》是中国早期史官书写的成文,也是中国早期的儒学元典之一,它含有《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书相比较,《周书》不仅篇幅多内容丰富,而且已经具备了比较成熟的书写模式和相当高的书写技巧,表现出鲜明的儒学意识与相对稳定的民族喜闻乐见的艺术审美风范,对后世成文的书写影响极大。     

三代史官传统与古史传述方式

三代史官文化具有巫史合一、瞽史一体的传统 ,《尚书》的文体的记言及其巫祝色彩表明 ,瞽史巫祝的言语为后世各类文体的渊薮 ,而《尚书》篇章的韵文化现象 ,也揭示了三代“史”、“诗”形态重叠源于瞽史一体的传述方式。     

简论三代的史官、学校与历史教育

我国夏商西周三代时期,用文字记载的典册的不断出现,为历史教育提供了可资依据的教材;史官制度的逐步确立,巫史职责的逐渐分野,一方面使我国丰富而连续的历史记载不断出现,另一方面则使历史教育有了比较专职的历史教师;学校教育的产生,则使历史教育成为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而且,"学在官府"、"官师合一"的教育体制,也使史官在学校中传授历史知识、进行历史教育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活动。     

语录体与中国文化特质

从文体的角度而言,语录体的体式特征通常表现为篇幅上多为短章小语,语言浅白简约,结构上多有子曰标志,多由后学编纂而成。对应于短章小语、子曰诗云、简约浅白之类外在体式特征的是,语录体著述的文化特质往往表现为:无须演绎的直接判断与单向教诲,质疑精神的缺失与阐释的多维多向,道学政的合一与睽违。语录之兴,源于史官文化,盛于讲学风习,在清代学术反动之时成为批评范畴,在文革特定的政治背景下风靡全国,在当今的网络时代又得以普泛与再造。     

"克己复礼"的千年聚讼与当代价值

"克己复礼"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命题之一.两千多年来,关于这一命题,可谓聚讼纷纭.从汉至清,争论的重点是"克己"的真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争论的核心是"复礼"的真义.本文认为,对孔子"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正确理解的关键是对"复礼"二字的阐释."复"既有"恢复"、"返回"之意,也有"实践"、"履行"的内涵.周礼是融礼之内在精神--敬、诚、忠、信、义与礼之外在规范--礼节仪式为一体的"中华文化内核".孔子是周礼之内在精神的捍卫者,反对那种丢弃了"礼"的精神而徒有形式的礼节仪式.孔子提倡"克己复礼"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通过自觉约束个人言行举止,回复周礼所倡导的礼之内在精神和道德情感,最终使人与人之间拥有理性的仁爱,使社会走向有序与和谐.通过与时俱进的发展,"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仍能为中国的现代道德文化体系建设和人类全球伦理的建立提供有益借鉴.     

论阶层文化的作用机制

阶层文化与社会分层有着密切的关系.要发挥阶层文化在构建和谐阶层关系中的作用,首先需要认清阶层文化的作用机制.阶层文化作用于社会分层的机制主要表现为:生产机制、消费机制、媒体机制及文化资本机制四大机制.     

孔子与泰山文化

泰山的精髓在人文,孔子是泰山文化最主要的奠基人之一。孔子对夏商周文化典籍的系统整理和传授推广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大量文献留存表明泰山独尊地位的形成与孔子及孔门弟子关系密切。研究泰山文化应从孔子编著的历史文化典籍中溯其源,并从孔子之后的儒家思想文化发展中理其流。     

卫氏朝鲜文化考论

处在中国东北史开创阶段的卫氏朝鲜 ,其政权性质与归属等问题 ,在国际学界存在诸多争论。本文就卫氏朝鲜的政权性质与归属、从青铜文化到铁器文化的考古文化学的考察、政权的灭亡与汉四郡的设立三方面作了简要的考论 ,对卫氏朝鲜在中国东北的民族与政权之间存在的基本的历史联系作了必要的考察。     

春秋战国河南士阶层的崛起与私学的出现

洛邑（今河南洛阳）是东周的国都。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政冶、经济、军事、文化与教育急剧变革的时代,地处中原的河南占尽了各种风气之先。本文从大量的史料出发,分析论证了当时河南士阶层崛起和私学出现的历史背景与嬗变过程,从而得出了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士阶层崛起和私学出现均滥筋于河南的结论。     

士文化与知识分子文化的价值分野

在当代教育和文化研究中 ,我们始终没有澄清意识上的混同 ,这种混同在文化定位上主要表现为三个问题 :把中国传统的士视同今天的知识分子 ;将文化定义为有价值的人工创造 ;视西方文化为人类文化的最高形式甚至唯一形式。只有澄清这三个问题 ,我们才能发掘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具生机与活力的成分 ,进而高举中国文化中人文主义的旗帜 ,为人类摆脱现代科技理性精神危机 ,做出我们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