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君书》的君道观

《商君书》对战国时期商鞅一派的法家政治思想在理论上进行了阐发与总结,其中关于君道观的论述尤为精辟透彻,在战国诸学派中可谓独树一帜,对当时及后世的历史发展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专制君主的产生、专制君主的统治思想和专制君主臣、民的控制等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揭示其具体的思想内涵和理论特色。     

《商君书》"以奸民治善民"论探析

商鞅等战国时法家人物“以奸民治善民”的政治理论命题,反映了商鞅等人为了加强君主专制,消除世卿世禄的宗法贵族制,强化民间连坐制度等而实行的一种以民为寇仇,卑民辱民以重爵尊官,让民互相监视、告发的社会控制措施。其目的是弱民以强国。     

商鞅本末观再考察

传统观点认为 ,是商鞅提出了农本商末的理论 ,但是这一观点需要新认识。因为从直接反映商鞅思想的《商君书》的内容来看 ,说商鞅提出农本商末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同时 ,从商鞅变法的目的和在其后才成书的几部史籍来看 ,抑末并不等于抑商 ,商业不应属于被禁绝的部门和职业 ,所以 ,人们所认为的商鞅思想中的商即末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     

《商君书》语词杂考

《商君书》中有些词语具有特定含义,如“姦民”、“善民”、“良民”;有些词存在与否尚有争议,如“軍爵”、“公爵”;有些词语的训释存在歧异,如“越人”。本文对此分别进行了考释,认为“姦民”是指能与他人划清界限,不包庇罪犯的百姓;“善民”、“良民”是指无原则地“(?)其(?)”,不顾法令而相互包庇的百姓。《商君书》本无“軍爵”、“公爵”之分,“軍爵”、“公爵”之说当系误断。“越人”本指远人,非由越国人引申而来。     

试析《商君书》的移民思想

形成于战国后期的《商君书·徕民篇》是先秦时期移民思想的集中体现和发展完善 ,它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双重性的移民目的 ,第一次对移民活动进行可行性分析 ,同时还第一次明确提出鼓励移民的优惠政策 ,这些思想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移民理论。尽管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 ,这些思想未能付诸实践 ,但却对后世移民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治国者贵下断”:《商君书》的基层民众自治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战国时期，氏族解体、贵族衰落、社会结构变迁以及频繁剧烈的战争，使得基层民众的治理成为重大问题。对此，《商君书》提出了以国家为主导，以法治为基础，以制度为保障，以乡闾精英为主体，基层民众广泛动员和参与的基层民众自治思想。国家主导下的基层民众自治，能够有效地将分散的民众抟聚在国家体制中，不仅可以提高国家对基层资源的汲取能力，提升国家实力，而且可以通过给予民众自治权，提供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培养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巩固统治基础。如此，新型国家及其民族和文化才能在“大争之世”稳稳立足并求得进一步发展。这对于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中国，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本土性历史资源和思想财富。法治明确划定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范围，让司法与行政适度分离；普法的广泛和有效，使得司法和民众可以监督行政，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保持国家的纵向权力和社会的横向自治权利之间的动态平衡。这对于解决现代基层群众自治悬空或空壳化问题，避免地方政府对基层群众自治权利的侵蚀，真正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变法乎?不变矣!--《商君书》中的变法思想

中国法治之路不仅仅要靠对国外法律的移植,还有继承自己历史传统中法律思想的一面。试图通过对先秦法家经典文本《商君书》中有关法律思想的梳理,提出《商君书》中的变法思想实为僵化法律之举,旨在说明对于社会相当重要的法律不是任意变更的,必须以正当的价值为基础,否则仅以形式与数量为表征的立法只会进一步地阻碍和困扰人类法律文明的进程。     

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     

《商君书》复音实词研究续补

本文在《〈商君书〉复音实词研究》的基础上对《商君书》复音实词的词义特点、复音实词中的新词新义和同素异序词进行了探讨,同时对《商君书》中类似复音实词的单音词组合作了必要的说明。     

试析《商君书》单音节反义关系实词依存方式

语词在先秦专书文本中的存在位置和依凭方式是语义在具体语境下的直观折射 ,是揭示语词内在蕴涵和判断语义相互关系的最根本的有效方式 ,对古代共时词汇类聚研究有着重要作用。当前 ,对共时词汇类聚在专书中依存方式的研究多以同义词为主 ,本文拟以上古反义词为重点 ,以先秦经典《商君书》为对象 ,对《商君书》文本中出现的单音节反义关系实词的依存方式从反义连用、一般对举、四字对举、交叉反义、颠倒反义及“而不”式六个方面进行了归纳和阐述。     

《商君书》文学观念探微

《商君书》体现的文学观念代表了商鞅对文学的基本认识。商鞅的文学观念是在批判儒家思想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包括对儒家文化典籍的否定，对以儒家文化典籍为范本的文学传播活动和文学接受活动的否定。它忽视了儒家文化对社会伦理和人文道德精神的塑造作用，具有其片面性。然而它客观上促使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与政治分离，向抒情和娱乐等其他方向寻求发展。     

商鞅“更礼”论

商鞅是以提倡"尊君重法"而名显一时的法家代表人物,但并非不重视礼,只是其对礼的看法和使用与儒、道、墨诸学派大异其趣。面对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他明智地提出"更礼"的主张。商鞅之"更礼"基于他的历史观和人性论。其"变法"与"更礼"并行,而"更礼"则以"礼者,所以便事也"为指导原则,从而弱化了礼的道德意义,将礼变为功利之礼、实用之礼,对秦国及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商君书》通假字研究

<商君书>共有通假字67组(99次).本文从<商君书>通假字的使用情况、通假字与本字的分布情况、通假字与本字的对应关系、通假字与本字的语音关系等四个方面对<商君书>中的67组通假字进行了穷尽性分析.     

商鞅“德明教行”的道德教化思想论

商鞅法家认识到人性逐利的客观现实，摈弃仁义而转向以法度为中心的人文，提出了“德明教行”的道德教化思想。在营筑德化的具体过程中，确立“壹教”为教化原则，重视实用的价值取向，奖励耕战，推重“立法化俗”的调控实践，依归因循，强调刑罚和教化之间保持适当张力的重要性，最终使“壹教”在微观和宏观的视域里得到整合，在静态和动态的样态下得到互动，意义积极而深远，值得借鉴。     

论《史记》的叙事张力

《史记》的叙事有其特色,其叙事元素之间的张力是其成为既是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的重要因素。这一方面表现为"序事"与"凑理"之间的张力。"序事"与"凑理"的结合,在不勉强读者接受作者观点的情况下,使历史叙事给人以有力的感染;另一方面表现为"结构之道"与"结构之技"之间的张力。这一张力让读者在品味感知历史人物性格及其对社会历史性作用的同时,会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深入思考。     

《史记》《汉书》数术叙事形态论

数术是先秦两汉时期重要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一,影响了官修史籍《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从数术文化角度分析《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数术叙事强化了《史记》、《汉书》的文学性。可靠的叙述人有两类,一种是隐指叙事人,另一种是间接引用叙事人。数术叙事的全知视角是源于数术的超自然特点,这也是形成《史记》、《汉书》神秘化色彩的要素。此外,数术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意象构成了《史记》、《汉书》固有的意象化叙事。     

论《汉书》以汉德为尚之叙事手法——以《史记》《汉书》异同为讨论中心

《汉书》继《史记》而作,以为汉绍尧运,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班固作为汉臣,以后汉臣子的身份编撰前汉的历史,殊不简单。以《史记》与《汉书》所载异同为讨论中心,从“述而不作”的叙事传统、歌颂汉德的叙事手法、互见之例以见褒贬忌讳三个方面,阐述分析《汉书》以汉德为尚的叙事原则,认为以汉德为尚乃是《汉书》全书的指导思想,但在歌颂汉德之余,《汉书》仍不失史书褒贬美刺的传统。     

破碎的革命历史叙事——重读孙犁的小说《风云初记》

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是一部革命历史小说,一定程度上受到流行的宏大叙事的影响,但是,整部小说的叙事和结构稍显散漫、局促,给“革命历史叙事”留下了“破碎”和“裂痕”.重读这篇小说可以了解孙犁的“思想和情感”及创作个性,它还是我们理解和认识那个时代的文学与历史、作家个性与主流话语之间紧张又微妙的关系的一个镜像.     

《史记》、《汉书》比较简论

《史》,《汉》为我国古代历史散文之典范。比较而论,体例上,《史》发凡起例,创千古之业,《汉》完善定型,为不祧之宗;思想倾向上,《史》明天人之分,《汉》主天人感应;《史》通古今之变,《汉》调上下洽通;《史》成一家之言,《汉》尽圣人之道;人物塑造上,《史》明善恶,《汉》辨忠奸;《史》重传情,《汉》重传事;《史》重为人,《汉》重为文;《史》爱奇,《汉》重实;组织结构上,《史》神明变化,《汉》严填绵密;语言风格上,《史》错综成文,《汉》骈散一体;《史》雅俗共赏,《又》雍容尔雅;《史》笔端含情,《汉》不甚动情。总之,《史》为正史与杂史的巧妙结合,《汉》开后世正史一途;《史》为历史与文学的完美统一,《汉》开后世纯史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