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人生悲剧的再认识

贾谊是历史上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悲剧性人物。后世之人公认贾谊短促的一生是一幕悲剧,但对其人生悲剧酿成的原因,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司马迁撰《史记》,以贾谊与屈原合传,虽不便明论是非,然而对二子惋惜悲悼之情,溢于言表。其实司马迁自己就是屈原、贾谊一流人物,寓已之愤怨于《屈、贾列传》之中,今后世读者莫不为贾谊的人生悲剧哀痛惋惜、愤愤不平。刘向不避忌讳,直言贾谊“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汉书·贾谊传》赞)班固持论较刘向平和,云“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同上)     

虽不适中,要以为贤——论苏轼对屈原的接受

青年苏轼在《屈原塔》、《竹枝歌》、《屈原庙赋》等诗赋作品中集中书写屈原之死的主题,中晚年以后更有对屈宋辞赋的推崇和评论。可以说,屈原的影响贯穿了苏轼的人生旅程。但在苏轼丰富繁多的诗文词赋及其文史论著之中,有关屈原的文字并不是很多,提及屈宋及其辞赋的频率不仅无法与他"独好"的陶渊明相比,而且也远不及庄周、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以及刘禹锡、白居易诸人。这种现象的形成,当与苏轼对于屈原所持"虽不适中,要以为贤"的接受态度相关。     

汉初“士”精神世界的新变——再读《吊屈原赋》

从《吊屈原赋》字面上看,因为有着和屈原相似的生平际遇和文化人格,贾谊借凭吊屈原而抒发自己的愤懑,两者悲剧命运具有相似性。然而,与屈原所处的"臣亦择君"的战国不同,汉初是政治大一统的时代,以贾谊为代表的士人面对的是"家天下"政治制度的确立和与之相应的"士"与"君"隶属关系的演变。与屈原"留"或"走"的选择困惑不同,贾谊还面临着由"庙堂之高"向"江湖之远"境遇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无路可走"的精神困境。     

贾谊的"经国大体"与中国士大夫文士的经国品格

作为文本形态的"经国大体",应具有"经国"与"大体"两方面的内在规定性。"经国大体"源自于先秦诸子而形成于贾谊以《陈政事疏》为基本内容的《新书》。贾谊既有经国的赤诚又有经国的才略,既能弘扬儒之精神大义又能显示出会通政治经济、文教武备及社会风习的理性通识,终使《新书》成为中国著述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经国大体"。由中国历代经国之士而上溯至贾谊,贾谊及其《新书》对中国历代经国之士,对中国士大夫文士的经国品格,无疑是一种先在的精神赋予。     

赋体溯源

《汉书．艺文怎》录载赋包括辞与赋,说明辞赋本属于一体。第一个以赋名篇的是荀卿,贾谊用荀卿“赋”之名,屈原辞之实,创汉初骚体赋,枚乘《七发》定汉赋体式。上溯屈、荀之辞赋,根于《易》,宗于《诗》。     

释"行有格"、"有耻且格"的"格"

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论语·为政》"有耻且格"、《礼记·缁衣》"民有格心"、"言有物而行有格"等处"格"字的词义作了重新探讨,通过与金文、《郭店楚墓竹简·缁衣》、《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才)衣》以及《易·家人》象辞中相应文字的仔细比对,得出结论:上述诸"格"字皆是"亘(恒)"的一音之转,上述内容与《论语》、《礼记》中孔门其他相关表述都体现了孔子对恒德的重视.根据郭店简和上博简的"格"字的字形,传世本《缁衣》"略而行之"之"略"同"格",本字亦当为"恒".     

清代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及其意义

《离骚》称经,淮南王刘安已肇其端,王逸《楚辞章句》以五经比附屈骚,屈骚被奉为经典.刘勰论楚辞为"辞赋之英杰",屈骚之为辞赋的观点被广泛认同,但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并没有中断,到清代更是达到了高峰.王逸最早以"依经立义"的方法阐释骚旨,到清代发生具体而深刻的变化,促进了骚旨阐说的发展.屈原由东汉初期的"妙才",到清代的"圣人之徒",完成了由文到儒的身份转变,同时屈骚"诗教"从"讽谏""寄托"说,到南宋朱熹形成"忠君爱国"说,到清代又完成"忠孝"说,至此屈骚"诗教"与五经教义完全吻合.清代屈骚阐释的"说经话语"和"经传体例",从形式上阐扬了屈骚"并驱六经"的地位.清人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加强了屈骚的经典位置,促进了楚辞学在清代的全面发展.     

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

屈原与贾谊都具有强烈的功业意识和英雄意识,他们作为富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和具有前瞻眼光的政治家,都能够敏感而清醒地认识现实并预见未来.在赋体文的创作上,贾谊直接承继了屈原的艺术精神,重抒写情志,语言瑰丽,情感激切,构思亦与屈骚一致.     

论陶渊明的《闲情赋》

(一 )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指出 :“白璧微瑕 ,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风一’者 ,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 ,亡是可也。”从这句话可以看出 ,他对陶渊明的《闲情赋》给予相当低的评价。他的评价来源于讽谏的概念。北宋的文学家苏东坡批评萧统的评价说 :“渊明《闲情赋》 ,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 ,与屈、宋所陈何异。而 (萧 )统乃讥之。此乃小儿作解事者。”他认为《闲情赋》有国风般的内容 ,和屈原、宋玉的辞赋一样有价值。从表面上来看 ,萧统和苏东坡的评价颇有距离。但 ,苏轼也未抛弃讽谏…     

苏轼同王安石的交往

一桩历史公案苏轼和王安石都是北宋文坛上有卓著成就的大家.苏轼与王安石的首次交往,现已不可确考,但嘉祐五年苏轼授河南府福昌县主薄的制词却是王安石起草的.制词称苏轼"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由此可知,这时王安石对苏轼已有所认识,也许互相已能开始有所了解.可是,据说此后不久,欧阳修劝苏轼的父亲苏洵同王安石交游,苏洵竞断然拒绝说:"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于是挥笔作《辨奸论》,文中以预言家的姿态,一口断定王安石其人"阴贼险狠".集历史上王衍、卢杞、竖刁、易牙、开方等坏人之大成,一旦由他当政,天下"将被其祸".苏洵死后,安石用事,他的先见之明,果然得到证实.     

贾谊《惜誓》美学

贾谊写《惜誓》当是他人性本质的体现。《惜誓》当是他借怜惜屈原不得志而誓死之篇来表达他的看法和态度。从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屈原之死的事实表示了惋惜之情,对其本人表达了尊敬之心,但又毫不保留地表达出"以死抗争社会来表达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做法并非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的态度。其价值不仅在作品本身,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了所谓君子生存得志敬业、失志隐身和绝望自杀三种选择之外更多的思考:为什么君子只是消极地对待命运的选择呢?为什么就不能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生活方式来对待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不正常现象呢?为什么就不能以务实的态度来改变现实社会中总是君子和小人颠倒关系的事实呢?君子真的有必要考虑以上这些问题吗?贾谊提出了明哲保身、明辨是非、当留则留、当退则退的新主张,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新方法。这些新思想、新主张和新思路值得后人学习和思考,它是贾谊《惜誓》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更是君子生存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所在。它既是社会问题,更是人生问题。《惜誓》的美学思想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论证:以生命为中心的美学思想、"神游太空"的美学思想、"神游昆仑"的美学思想、"思今忆古以明君子之道"的美学思想。     

"内圣"还是"外王"——重新解析王安石讲学金陵的学术建构

北宋王安石讲学金陵时,其经学理念仍朝"内圣"方向深进.读《诗》治《书》,皆见道德心性.特别是他创新"礼乐之学",更弥补了前期"王学"在本体论上的诸多不足.同时,他继续坚持早年"为己之学"的立场,内求诸身;且精求义理,重析"仁"、"礼",以内统外,完成了力主"内圣"的"金陵王学".它与后世学者批判的对象--一种极富"外王"指向性的"三经新学",大有分别.     

《东坡易传》论"道"与"性"--兼论其中儒佛道三家关系问题

着重考察了苏轼在<东坡易传>中对"道"与"性"的论述,发掘了其易学哲学在本体论上的内涵,即以佛道解道、性;与认识论上的内涵,即以庄解道、性.并指出苏轼易学哲学的特点在于"诸家并举,会而不通".其"不通"主要表现在本体层面的佛道之学与伦理层面的儒学之间的不通,而苏轼所心仪之庄学的认识论意义与理论宽容精神正好成全了这种"会而不通".     

《唐诗鉴赏辞典》两首诗歌释义研究

宋之问《送别杜审言》中"别路追孙楚,维舟吊屈平"一联及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一诗所用典故均与屈原、贾谊相关。《唐诗鉴赏辞典》在这两首诗的赏析中,对典故的释义及诗句含义的把握有讹误、含混之处。宋之问以孙楚诗为典表达对杜审言离任的赞美,并将其比作凭吊屈原的贾谊;刘长卿诗中"栖迟""楚客""湘水"等亦在特定语境下表达着特殊含义。     

楚辞派初探

楚辞派,又可称“屈骚派”。最先注意这个文学流派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列传》里指出,楚大夫屈原创作了以《离骚》为首的一批作品,倾诉自己为国事而生发的“忧愁幽思”,嗣后便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国文人,“祖屈原之从容辞令”,写出了类似风格的作品,见称于世。继司马迁之后,刘向编辑《楚辞》和班固序《离骚》时,把这一流派的成员扩展到了西汉,认为贾谊、枚乘、淮南小山、司马相如、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扬雄等,皆宗法屈原,“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他们的意见,获得了后人的认可,如王逸的《楚辞章句叙》说,不仅楚人以屈原作品相教传,到汉武帝时刘安作《离骚经章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笛卡尔的"存在"之思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命题是基于他对思想的"确然性"理想的追求而提出的,因此,其中之"在",并非指"有",而是指"真",即"确然性".他力图解决"什么是确然的"和"如何确然"的问题.因此,笛卡尔并不是从思维推到存在,思维与存在是同时出场、直接同一的,但这最终使笛卡尔在本体论上陷入"二元论".     

试谈贾谊的才、遇及其悲剧

历来有不少评论家认为贾谊是具有王佐之才,而对于贾谊未能获得理想的成功,大都归之于遭谗受陷,怀才不遇。贾谊自己也认为自己未能施展其才能是因为“逢时不祥”,“鸾鸟伏窜兮鸱鸮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贾谊吊屈原赋》)这些话虽是追伤屈原,但也是“因以自喻”。是的,贾谊是有才能的,但是否怀才不遇呢?他是不幸的,但不幸的原因是否能归之于“逢时不祥”,或如同屈原那样的遭谗受陷呢?本文想就此谈点看法。     

"无弦琴"的哲学解构

自沈约说陶渊明有"无弦琴",并时常"抚弄以寄其意"以来,不断被后人寻章摘句、过甚其词乃至玄化,同时也把它与陶渊明的人品和诗品结合得天表无缝,于是都不自觉地否定了陶渊明的"性不解音".其实唐宋文人的"玄解"无弦琴并不是要故作高深,而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不料今人信以为真,以致以讹传讹.要还原无弦琴的本色,必须剥去玄学外农,知人以论世,从其交游交友之道、任真自得之性、人生境界之别、世态人情等方面对"无弦琴"进行哲学解构,陶渊明真乃"性不解音"者,随之也就理解了他的"弄琴"只是率性而为,并无"寄意".     

《屈骚》研究领域的独创性贡献读赵逵夫先生新著《屈骚探幽》

屈原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受到了普遍的尊敬。但在国内和日本却有人曾弹过“屈原否定论”的调子。《屈原与他的时代》以翔实的材料和精密的考证,发前人之所未发,圆满解决了这一问题。而《屈骚探幽》澄清了自东汉以来一直沿用的许多不正确说法,同时对《离骚》予以新注,在注释中新见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