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政府行为与产业结构升级

传统的政府权衡思路发生转变,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不必然劣于对经济增长的追求,聚焦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有助于监管当局把握环境政策的经济端反馈效果。采用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虑经济区域异质性和政府行为,细致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具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区域特征,东部地区形成了正向促进作用,中部地区为反向抑制作用,西部地区没有影响;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压力越大、财政收支压力越小、相对财力越大,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力越大;传导机制方面,佐证了研发创新和对外开放对环境规制优化产业结构的正向传导效应,而FDI流入和投资需求反而具有逆向功效。因此,必须注重政府行为的协调效应,有效把握区域特征,提倡创新和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联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市、区)2000年—2016年的面板数据,应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对来自环境规制强度的脉冲响应值均在短期内出现了正负交替状态,但长期存在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但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实并不显著。     

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产业升级——来自长江经济带的例证

环境规制强度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产业升级,现有文献的研究存在分歧。文章首先从波特假说和壁垒效应两个维度探讨了环境规制影响产业升级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基于2003-2015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的影响,结果如下：静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的影响显著为负,意味着环境规制强度提升并不利于长江经济带产业的转型升级;基于空间Durbin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强度直接效应及其空间滞后项系数在各模型中均显著为负,表明本辖区及邻近区域环境规制的提升都会一定程度抑制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升级,意味着忽略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将会导致其对产业升级影响的过高估计;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对产业升级有明显促进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资源禀赋和政府干预均会不同程度地抑制长江经济带的产业转型升级。     

FDI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我国2000—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Malmquist指数法衡量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定量分析了FDI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一,产业结构升级水平、FDI与环境规制三者均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还存在正向的空间自相关性。二,FDI与环境规制均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但FDI与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一定的负向影响。三,经济增长、产业规模、技术创新、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税收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较大的负向影响。     

财政分权与晋升激励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瓶颈,依靠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这一问题,利用2000—2015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计量模型,基于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激励的视角,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1）单独来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2）在考虑财政分权这一制度背景的条件下,由于财政纵向失衡和地方官员“自利性”的行为方式,会导致环境治理政策的“缺位”,进而不利于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3）在考虑“唯GDP论英雄”的晋升激励机制下,会出现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进而抑制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4）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而且,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与官员晋升激励的调节作用也呈现相反的特征。     

基于碳减排的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利用分位数回归法,从碳减排角度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在不同碳排放水平下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的关系.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降低效应,对中等碳排放水平地区(0.3至0.7分位数之间)的降低效应最大;产业间要素配置优化的效果越好,产业结构内高级化程度越高,对降低碳排放的作用越大,并且前者作用明显强于后者.同时,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水平不同的地区,能源消费结构、能源价格、环境政策、人口规模、外商投资水平、地理区位等因素对碳排放产生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政府有必要根据碳排放水平的不同,有针对性地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和环境保护政策.     

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可持续增长

我国31个省市区1997-2018年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就全国而言,环境规制对农业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直接影响效应呈现"U"型,环境规制与农业科技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协同性,农业科技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我国非粮食主产区环境规制政策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高于全国水平;粮食主产区的环境规制和农业科技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效应为正,但农业科技创新的间接影响效应为负,环境规制与农业科技创新协同溢出效应显著为正.基于此,提出完善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强化环境规制力度、实施差异化发展、加强人力资本积累等政策措施.     

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评价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沿线36个城市2005-2015年的市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产业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对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发现:(1)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度呈不断上升态势,总体处于协调发展阶段,但产业结构升级要滞后于生态环境优化步伐,基本属于产业升级滞后型;(2)近十年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明显,这种区域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其中无锡、常州、南京、镇江及杭州达到高水平耦合发展阶段,泸州处于濒临失调发展阶段,长江上、中、下游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依次上升,产业转型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是未来一段时间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要目标任务。     

长江经济带工业科技创新效率变化的实证分析

运用DEA-BCC方法和Malmquist指数模型, 对2006—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工业科技创新效率变化情况进行测度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期内,长江经济带整体的工业科技创新效率有了明显提升,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进步较大,且规模投入带来了效率提升。各个省市之间工业科技创新效率存在较大差距,上、中、下游呈现U型变化特征。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工业科技创新效率差异逐年减小,科技创新基础比较薄弱的省市表现出强劲的后发优势,科技创新水平有明显提高。     

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承接与空间布局优化策略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产业发展梯度系数与承接能力指数测算

通过区域产业发展梯度系数测算方法,分析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11省市的产业发展比较优势,确定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各省市可以重点开放转移的优势产业;通过产业承接能力指数测算,定量分析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产业梯度的实证分析揭示了长三角地区存在向长江中上游地区开放转移优势产业的动力,产业承接能力指数分析则表明不同省市对不同产业承接的比较优势条件.基于实证分析,提出长江经济带未来产业转移承接合作与协同发展、实现整体经济带产业布局优化的策略.     

长江经济带出口商品结构与产业结构匹配度分析

长江经济带是中国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区域,出口商品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对于区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采用国研网的国际贸易研究及决策支持系统数据库提供的HS编码分类下的商品出口数据和各省市统计局系统的产业结构数据,采用斯皮尔曼秩相关系数测量出口商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匹配度,以出口商品区位商和产业区位商为依据识别优势产业,再依据匹配度和优势产业对长江经济带重点培育的五大产业集群建设提出建议。匹配度分析显示:除四川、贵州外,9省市出口商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具有相关性,能够协调发展、互相促进。优势产业识别结果是,浙江和江西在打造纺织服装业集群,上海、湖北、重庆在打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集群,上海、江苏、重庆在打造电子信息产业、高端装备产业、家电产业集群上具有显著优势。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应推进产业和出口之间的互动发展,重视发挥各省市优势产业的作用,共建五大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产业技术创新对深圳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建设效益深圳,关键是要增强产业竞争力。对提高深圳产业竞争力的研究,可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角度展开,以对深圳产业结构调整历程的实证分析为基础,研究产业技术创新与深圳产业结构升级相互作用的机理。通过详尽的数据分析得出,产业技术创新与深圳高科技产业、高科技产业集群协同发展,共同推进了深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是深圳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解决资源缺乏问题的必由路径;同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力,要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点是依靠科技进步,围绕提高创新能力,推动结构调整。     

汇率变动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2-2018年的数据,采用变系数模型分析了汇率变动对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汇率变动对长江经济带各个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不同.就长江上游地区而言,汇率变动仅对重庆和四川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长江中游地区,汇率变动对安徽和江西的影响较为显著.汇率变动对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浙江和江苏的第二产业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与第二产业不同,汇率变动对区域第三产业影响的差异更为突出.在长江上游地区,汇率变动仅对四川具有明显的影响.在长江中游地区,汇率变动仅对靠近东部沿海地区的安徽和江西两省产生了显著影响.在长三角地区,汇率变动对江苏的影响则不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