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与开新:秦汉时期楚、越两地学术文化交流述论

秦汉时期,楚、越两地文化交流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活跃和深化.所不同的是,越地很好地传承和弘扬了楚地的道家思想、楚辞创作和重史传统,在哲学思想、经学研究、汉赋创作和史著编撰等方面,均有长足发展,充满创新与活力.楚地在楚辞研究和古文经学研究上颇有成就,在其他方面则少有建树,略显沉寂和乏力.     

秦汉时期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类型与模式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科技文化对外往来交流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地域、文化、历史诸种因素之影响,传统农业科技文化向周边地区的传播交流明显具有不同的方式、内容及程度;与交往及控制方式相联系,具体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立体移殖型、辐射渗透型及远接互化型。     

屈原时代:楚与齐之文化交流

战国中后期,亦即屈原时代,既是楚国与北方诸国争强较胜的时代,也是与中原文化积极交流的时代,而交流的重点对象乃是齐文化。从战国中后期中原文化的地域特征、屈原时代的齐楚文化交流活动,以及屈原等人所受齐文化的影响诸方面着手,可具体描述这一事实。     

秦汉时期各区域文化间的碰撞与交融

秦汉时期,中国处于政治统一格局形成的初期,各区域间的差异还非常明显地保留着,长期以来历 史地形成的各区域文化,还具有十分显著的个性特征。由于政治上的统一,各地区间联系的加强,各区域 文化间的相互影响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间存在着碰撞或冲突,但更主要的是交融、结果是各区域文 化间差异的逐渐缩小。这对于国家的政治统一,对于中国文化同一性的加强,起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     

秦汉时期方术、方士与政治文化之关系

秦汉时期的方术作为原始宗教的一种重要形式对社会政治、文化各个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方术、巫术为基础的宗天神学和谶纬神学得到统治者推崇,在历次的政治斗争中,方术或成为统治者愚弄朝野的工具,或成为野心家问鼎皇权的借口.由于方术具有广阔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重要的政治作用,所以一批又一批的方士应运而生,他们又利用方术混世谋生,提高社会地位,跻身上流社会.秦汉时期的方术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广泛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人文精神,尤其对道教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秦汉时期私人藏书考论

秦汉时期,特别是汉代,我国私人藏书在先秦基础上,得到了相当的发展。汉代宽松的文化政策,国家的长治久安,经济的增长繁荣,加上统治者对书籍文献的重视,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定校书之制,设专司机构,尊儒重经,明经取仕,兴办太学,鼓励私学,刻立石经,开辟书肆等等,所有这些,不仅为私藏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而且也刺激了私人藏书,加之造纸技术的发明和改进,遂使汉代私人藏书持续发展。汉代官私抢救、恢复、整理、保藏、编撰、传播书籍文献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对传承中华文明贡献之大,无法估量。     

论秦汉时期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 ,齐鲁之地就是公认的文化中心 ,进入秦汉大一统之世 ,齐鲁仍长期保持着礼仪之乡、文化之都的特殊地位。齐鲁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和维系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齐鲁经济实力的强大和政治地理形势的重要 ,使其一直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 ;汉代的经学也是由齐鲁之学发展而成的。齐鲁文化不依赖政治权威 ,而凭借学术积淀和人才等文化因素形成并维系了自己的优势地位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化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宝贵资源     

论秦汉时期宁夏地区的民族与文化

宁夏地区战略地位重要,自古就是华夏与戎狄族的交汇区,也是草原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区。秦汉统一王朝建立后,以郡、县制代替了少数民族古国。汉武帝时期,迁贫民于北地、安定郡,又置匈奴属国,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经济发展。西汉末东汉初,一度分裂,后又归于统一,经济、文化又有所发展。汉安帝时期及其后,羌族侵占安定、北地、上郡,迫使汉王朝两次放弃三郡,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北匈奴又乘机侵占了宁夏北部。正是在局势动荡中,宁夏地区涌现出了如皇甫规等名将家族。历史事实说明,分裂对边境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是不利的。     

秦汉时期的繇与繇使

通过对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有关繇的词义分析,认为秦汉时期的繇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徭役或苦役,它含有繇使、繇役等多重语义,其中繇使就类似于出公差,秦汉时期的一般官吏随时都有繇使的可能。     

毒药与秦汉时期的政治活动

秦汉时期,毒药的使用范围较前代大为扩展,国家官员、诸侯王多有犯罪后服毒自杀的。此外,由于毒药自身的一些特性,它也被越来越多地使用于君主赐死大臣等政治活动之中。这一时期政治活动中毒药的使用,无论是从使用范围还是使用频率来看,都远远超过了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     

先秦秦汉时期的天、君、民关系述论

先秦秦汉时期,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上天和所谓代表上天的君主的作用产生了质疑,而对民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则越来越重视.他们或者认为既要尊天,又要保民;或者认为天事和人事互不干预;或者认为君主的地位是有民众决定的;或者认为天意就是民意,以此约束君主的行为.这些对天、君、民关系的认识,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秦汉时期粮价波动与国家调控措施

秦汉时期粮价波动频繁，上下浮动幅度较大，波动时期远远超过稳定时期，尤其秦汉之交、两汉之际、东汉末年是粮价暴涨时期。影响粮价波动的因素比较多，主要是天灾人祸、税收财政政策、币制不稳定、商人不法经营等因素。为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调控粮价的积极措施，对于平抑粮价起了重要作用。     

论战国时期吴越地区的越文化与楚文化

“吴文化”和“越文化”是指吴人和越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所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春秋末年吴国灭亡以后吴地的吴文化就被越文化取代了,战国中期越国被楚国灭亡以后吴越地区的越文化又被楚文化覆盖了,所以在战国时期我们在吴越地区只能见到越文化和楚文化的遗存了。通过对战国时期吴越地区越文化和楚文化的研究可以看到一个地区的文化是怎样随着人群的流动而变迁的,因此用一个固定的词例如“吴文化”或“越文化”来称呼这个地区前后更替变化的文化是不合适的。     

试论秦汉时期的林木种植与社会经济

秦汉时期林木种植业的发展,保障了社会经济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则为林木的种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良好的环境。     

略论秦汉时期的历史循环思想

历史循环思想是秦汉时期一种重要的历史哲学思想。这种思想初步形成于战国时期 ,经过秦代这一过渡性阶段 ,在西汉前期完全形成。历史循环思想对汉代史学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并与汉代思想文化及社会意识有着密切关系。历史循环思想在秦汉时期的形成与流行具有历史必然性 ,其内容包含一定的真理性成分 ,对当时及后来思维方式的发展也有着重要影响     

秦汉时期羌族的内徙与经济社会的变迁

秦汉时期羌族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不断向内地迁徙。由于居住地或游牧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迁,加速了羌族部落制的解体,促进了民族的整合和羌族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的变迁。     

秦汉时期甘肃漆器艺术的装饰风格与特色

秦汉时期的漆器艺术被称为漆艺史中的“黄金时代”,而地处古丝绸之路要地的甘肃,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受到本地区多元文化的不断影响,其漆器装饰风格别具一格。本文从装饰题材、纹饰类型、装饰色彩、装饰色彩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它的装饰风格与特色。     

对等主体间农业科技文化的互动交流——浅谈秦汉时期中印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

秦汉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传统农业经济和科技得以迅速发展。加之交通网络的形成和秦汉王朝对岭南地区的移民和开发，中原王朝农业科技文化对外交流逐渐兴盛。这一时期作为古老农业大国的中国和印度在作物品种、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以及工艺制品等农业科技文化领域有着广泛的交流。两国之间的这种交流是两个对等主体的不同文化类型的相互渗透，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在两国间产生了积极的回应，丰富了各自的农业文化体系；同时，也奠定了历史时期两国之间频繁交流的基本内容和模式。     

论秦汉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流迁与民族交融

秦汉时期,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首次被纳入中央王朝的势力范围.随着中原王朝的疆域延展,大批秦人、汉人等中原族群通过任官、随军、屯田、流放等方式纷纷移居乌江流域地区生产和生活.这不仅打破了当地长期以来的民族封闭,而且强化了中央王朝对乌江流域等西南边疆的政治统治,有效促成了乌江流域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论秦汉魏晋时期的厚葬与薄葬

秦汉魏晋时期厚葬的成因有经济、认识、道德伦理、统治者提倡等等,归根结底还在于统治阶级选择丧葬制度的着眼点在于能不能维护其政权的稳定性,厚葬、薄葬都在其次。该时期的厚葬特点一是长丧久葬,二是事死如事生,后者具体表现是大、多、广。汉文帝“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的诏令确实实行过,但并未全面提出“禁厚葬”的措施,薄葬的局限性很大,尤其是开创了“凿山为穴”的新葬制。魏晋的薄葬特点是短丧、不封不树、明器减少。局限性是薄葬区域性强、阶段性突出、新葬制的出现。因此,厚葬始终是汉晋时期丧葬活动的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