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吴获迄古”节确诂

本文考证《天问》中“吴获迄止，南岳是止， 孰期去斯， 得两男子”一节， 认定该节讲的是先楚神话，由此否定了过去种种误释     

论史料解读的差异性——由楚竹书灾异文献中的旱灾母题入手

目前所见战国楚竹书中有《鲁邦大旱》、《柬大王泊旱》、《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及《竞公疟》等篇与先秦时期灾异、祭祀与为政方略等方面有关。诸篇较清晰地反映了战国时人借助灾异现象来表达政治观念的现象,引起了思想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从楚竹书灾异文献有关旱灾背景的母题入手,考察先秦时期旱灾发生的频率与强度及针对旱灾因应措施的"人事"两方面,再以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出土文献相印证,可以更好地从史学层面来理解这些文献所蕴含的史学价值。     

楚骚证解

讲读《楚骚》,对旧注有所未安者,求证于民俗、考古和古文献,间有所得,作《楚骚证解》,以就证于方家。 1.《天问》:“女娲有体,孰匠制之。”按:《天问》这一问,解者均失其原意,如王逸注: “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其体如此,谁所制匠而图之乎?”(《楚辞章句》) 按:《天问》传言“女娲有体”,并未及“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的传说,增字解     

战国时期楚方言第一人称代词系统研究

战国时期楚方言中的第一人称代词系统比较复杂,通过对战国时期《楚辞》以及楚地出土战国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统计,发现战国时期楚方言中第一人称代词有“我”、“吾”、“余（予）”、“朕”,论文分析了它们在使用频率、称数、句法功能以及谦敬功能方面的特点。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释文补正

上博购藏的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释文大部分可信,但仍存在误释、缺释之处.本文对其释文作了补正,指出其误释之处,对部分缺释之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读《战国楚竹书·诗论》札记（之二）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中的《诗论》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地下出土文献,但学者对这篇文献的释读颇多歧义。本文以札记的形式针对马承源等诸位先生的《诗论》释文提出不同意见,并参照传世本《诗经》,对《诗论》中涉及的几个关键词语和篇名做了深入探讨和论证。     

"《关雎》之改"与"四家诗"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第十简有“《关雎》之改”句,关于“改”,各家释说不一,李学勤释为“改”,学者们多从之。本文在儒家诗教的前提下,对《诗论》关于《关雎》的评说和汉以来“三家诗”关于《关雎》的评说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该字释为“改”,完全符合“三家诗”对《关雎》的理解,从而对李学勤的释说,又提供了新的证据。     

《敦煌文献词语辨释》一文辨正

何剑丽、黄大祥二位先生在《敦煌文献词语辨释》一文中辨释了九则语词,其在语词考辨释义上不乏精当之论．如对“谈许”、“当情／辟情”等语词的辨释。但笔者在研读的过程中也发现一些辨释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今不揣浅陋．结合敦煌写本原卷影印资料,运用训诂学、音韵学及汉语俗字研究的新成果,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辨正了《辨释》一文中“心点点”、“割缚”、“该论／口该”及“抛敲／抛直／抛挟”四则释义。在汉语研究的过程中,首先要准确地识读文献,选择最好的善本。就敦煌文献来说,从事研究一定要核对原有写卷,要对敦煌写卷有感性的认识和理性的分析．特别是做敦煌文献语言文字学研究。黄征先生在《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要论》中提出了研究敦煌语言文字学十条必须注意的方面,即：1．必须具备深厚扎实的训诂学根底;2．必须具备俗语言文字材料的考证能力：3．必须注意敦煌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互相证发：4．必须精通敦煌写本的书写、校勘符号系统：5．必须大量阅读敦煌写本原卷真迹资料;6．必须熟悉所涉敦煌文献的基本内容;7．必须掌握敦煌文献资料的目录检索：8．必须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9．不得妄改敦煌卷子原文：10．不得臆测文意随便发挥。这些方面当为我们从事敦煌文献语言研究的基本研究方法和原则,然《辨释》一文或多或少远离了上述原则。因此,我们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特别是运用前人汉语俗字研究的成果,试着从传统训诂学、汉语音韵学以及汉语词汇学理论角度出发,对《辨释》中的几则词语考释予以辨正。     

从新蔡楚简探楚族的起源

河南新蔡葛陵楚简中记载了楚先祖的起源地和迁徙地.简文“昔我先出自”之后的两个待考文字,经重新考释,隶定为“邕追”,读作“雍丘”.雍丘是颛顼的发迹起家之地.新蔡楚简中“昔我先出自雍丘”的记载,与《离骚》、《史记·楚世家》等传世文献中所记楚人奉颛顼为远祖的内容相吻合.新蔡楚简中还出现了“老童”、“祝融”、“穴熊”等其他楚先祖的名字,记载了楚族由中原南迁沮漳河流域、江汉流域的路线,对研究楚族的起源、楚先祖的世系以及楚族迁徒路线具有重要的证史与补史作用.     

七十子后学散文的文献依据

七十子后学散文的论题是由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所引发。七十子后学散文的文献依据,可以分三步论证:第一步是根据考古学成果,将郭店楚墓的墓葬年代确定在战国中期偏晚,上博竹简情况与郭店竹简大体相同,这也是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书写年代的下限;第二步是结合竹简内容与中国思想发展史,大致确认郭店、上博大部分儒家竹简作于孔子第一、第二、第三代弟子之手;第三步是根据郭店、上博竹简,推论大小戴《礼记》、《孝经》、《仪礼》等传世儒家文献同样作于春秋末年战国前期七十子后学之手。七十子后学散文有着坚实的文献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