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文化最优论”评析

钱穆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创造性重建的国学大师。钱穆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化的发生论维度、文化的时空维度、文化的个性维度、文化的包容性维度、文化的生命力维度、史学维度等论证了中国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得出了“中国文化最优论”的结论。在当前的“国学热潮”中,重拾国学大师钱穆的精神财富无疑是必要的。钱穆的这些思想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为国学大师钱穆再立碑传——评陈勇著《钱穆传》

20世纪后半期,随着世人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重作理性的审视,钱穆对中国历史和学术文化所作的全面和深刻的阐发,对中西文化比较所作的独到精辟评点,逐渐引起愈来愈多的关注和赞同。所以为钱穆树碑立传,还他一个历史公道便成为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文化界应尽的责任。陈勇先生的《钱穆传》,为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名人传记添列了一部力作。     

钱穆文化思想研究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对中国历史,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绩赫然,誉满四海。在他一生浩瀚的著述中,最为突出的是他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本文拟就钱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体认、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及其对中国与世界文化发展的构思等问题作一探讨。     

"钱穆学术思想"研讨会述评

2005年10月20日至22日,由江南大学和无锡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钱穆学术思想研讨会”在钱穆的故乡——无锡市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东吴大学、香港新亚研究所等海内外46所高校、研究机构的近8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围绕着钱穆学术思想、钱穆与国学研究、钱穆与中国历史文化、钱穆的文学思想、钱穆与同代文化名人、钱穆的治学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与交流。现综述如下:一、钱穆的学术思想与史学观被誉为20世纪国学大师的…     

论钱穆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

儒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文化的核心,经学研究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钱穆认为,想要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学术,则要先了解中国以往经学研究传统。钱穆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中国学术通义》《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四书释义》《国学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中。钱穆在上述著作中主要探讨了中国经学的渊源、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考证了中国古代典籍和“经”称谓的沿革。钱穆将中国经学研究史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综合概括了中国经学主要精神与理想目标,亦即中国儒家的精神与理想之所在。     

钱穆论新亚教育

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将他对高等教育的理念在新亚书院付诸实践。他提倡以人文主义为教育宗旨,沟通中西文化,正确处理校风与学风、求学与做人、学业与事业、事业与职业的关系。他提倡的通识教育被延用至今。钱穆对高等教育的深刻阐释为现代大学精神的培育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启示。     

钱穆学术史观的美学意义

钱穆学术史观以其文化与历史融贯的视野涵容了系统的美学思想。文章认为,钱穆对中国远古自然地理与文化的整体观照,为民族美学的源始性开掘提供了方法论前提;钱穆有关中国学术流变和时代精神的阐释,以及对文化精神和宋学精蕴的剖析,都揭示出中国美学的内在心魂,对中国美学的现代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傅斯年、钱穆的屈原研究浅论

傅斯年、钱穆二人是近代中国史学界的著名人物。他们作为新旧文化激荡时代的知识分子,除了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种整体性的关照之外,还对于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有所探讨,关于屈原的研究便是一例。傅斯年主要从文学演进的思路去研究屈原的历史地位;钱穆除了对屈原进行评价之外,还详细考证了一些相关史迹。     

钱穆读书三得

国学大师钱穆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从凡人到宿儒,是由于他读书的开悟得道。     

钱穆黄帝观的比较意识

钱穆的黄帝观富于比较意识。钱穆强调在世界各文化单位共存的联系之中重新审视中国，这实际上延伸了轴心期理论的上限。钱穆认为，炎帝和黄帝二者之间虽然矛盾有斗争，但是总的说来呈现出互补的关系。钱穆运用近代殖民思想来认识分封制，从而认识到分封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具有开疆拓土的积极作用，这既有利于扩大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又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     

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回顾

20世纪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前半期 ,梁启超、钱穆等资产阶级史学家在研究中 ,力戒门户之见 ,注重揭示各种学术思潮与流派兴衰的内在因果关系 ,重视汇通中西文化的学术思想及方法论的探讨 ;中后期 ,以侯外庐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清理发掘了清代学术史中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 ;近二十年来 ,清代学术史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 ,内容涉及对清代学术史的专题研究 ,也有对清代某个学者的个案研究     

钱穆的礼文化价值观研究

国学大师钱穆一生重视宣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把礼文化放在核心地位。钱穆对传统礼文化价值的评判素有主见,对传统礼文化秉持扬弃的态度。钱穆的礼文化价值观之形成离不开先祖、父母的教诲及家乡等地传统礼文化的环境影响。     

雅化:钱穆关于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总体观察

钱穆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演进有一独到观察:"雅化",意指一种不断冲破特定时空范围的广大化、持久化的演进趋势。钱穆认为,"雅化"主要源于大一统政治的早早形成。钱穆的"雅化"观对当前学界的一些重要议题,如"重写文学史"问题、"地域文学"问题等有直接的启发意义。此外,作为一种历史情境中的文学史观察,"雅化"观对于我们当下的文学研究也有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     

生命儒学的进路与德性幸福的转型——钱穆人生幸福论的意义

秉持深刻的“温情与敬意”,钱穆的新儒学呈现出“生命儒学”的进路。在生命儒学的视域中,钱穆面向社会大众阐释了中国人“现前享福的人生观”和“自求多福的幸福观”,同时又面向文化精英阐释了儒家的心性论和道德论,“孔颜之乐”“尽性安命”“通天人合内外”的论述尽显儒家德性幸福的内在超越。钱穆的人生幸福观具有将传统德性幸福向现代转型的自觉意识,是为中国现代德性幸福论的重要思想资源。     

钱穆与梁实秋关于中西文学比较的笔战

钱、梁二人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中西语言文学孰优孰劣、中西文学的世界性与地方性、中西文学的雅俗演进分化、中西文学产生背景差异等方面。就语言文学的优劣而言,钱穆认为中国文字是优秀文字的代表,故中国文学亦是优秀的文学;而梁实秋则认为中西文字和文学不存在优劣之分,各有长短;从中西文学的世界性和地方性范畴来看,钱穆坚持中国文学着眼世界性后稍微兼顾地方性,而梁实秋则坚持西方文学更具世界性;就文学发展演化的雅俗路径来说,钱穆认为中国文学是雅化的文学、西方文学是俗化的文学,而梁实秋则论说中国文学也明显有俗化的一面,西方文学也多有雅化的情形;对于中西文学发生的背景问题,钱穆认为中国文学生成于大环境,重视时间的绵延,西方文学则产生于小环境,更关注空间的散播,而梁实秋则认为西方文学也有生成于大环境,这并非中国文学的特例。从二人论争过程和结论来看,他们的观点各有合理性,亦各有片面性,但都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不少富有启发的观念与视角,值得当下比较文学研究者去梳理和汲取。     

钱穆的通史观及其实践

九一八事变后,史学界亟需一部新通史以实现“书生报国”。钱穆目睹于此,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构建出了自己的通史观。钱穆认为,新通史应当重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详于民族文化;兼采汉宋,考据义理并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钱穆于抗战期间撰写出了通史之作——《国史大纲》。虽然钱穆的通史观及钱著在当时并未引起主流史学界的认可,但在今天却具有广泛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钱穆黄帝观的宗教意识

在钱穆的黄帝观中具有宗教意识.这表现在《黄帝》一书所论述的四个典型的事例上.它们是符咒与文字的关系、音乐的神人感通作用、舜的遭遇和武王伐纣之前的占卜.钱穆对宗教意识的把握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宏伟的意识与微观的本领相结合.二是从神学的角度看问题.三是坚持以中国的物事为认识之本位.四是具有比较研究的广阔视野.钱穆以世界文明史为视角,在世界宗教的总体态势中为其黄帝观之宗教意识建构了一个合理的坐标系.     

钱穆文学美学思想论析

钱穆的文学研究不仅挖掘文学作品中的审美特色和文化内涵,而且深入经、史、子、集各部探究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精髓,并通过对中西文学的比较阐发出中国文学“情当境而发,意内涵成体”的审美精神。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特论陈澧之原因析论

陈澧作为一个讲学著述终老的普通经生,在学术史上并没有像康有为等人能在晚清思想界留有重要轨迹,而钱穆却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陈澧单列一章,并且致以＂拳拳向往之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于陈澧所处的时代与钱穆相似,即他们都处于学风转变的特殊时代;另一方面是缘于钱穆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因陈澧对于新学风的提倡而颇合钱穆＂求人才,转世运＂的殷切之望。     

从理雅各对中国经典的翻译看文化的互动与冲击

理雅各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学者。他运用了大量基督教的概念与术语来翻译中国古籍,与《圣经》的汉译事业互相呼应,互相阐释,形成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与互动;同时,保持着自己的阅读立场和距离,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经典的思想内容,凸显出了中西文化的冲突。他开创了跨文化的翻译和理解中国经典的先河,同时也成为中西文化互动和冲击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