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神源流考

我国古代的月神神话虽然颇为丰富 ,但仅从月神神名来看 ,却是各不相同 ,给人一种零散而不成系统的印象。通过对月神的渊源和流变的考察 ,可以发现月神神话其实是以语言因素为媒介 ,循着语言演变的途径而衍化的。最早的月神常羲是日神羲和的倒称 ,常羲、常仪、尚仪、常宜、常娥、嫦娥、恒娥、恒娥、望舒、纤阿都是一音之转 ,月中蟾蜍、兔、吴刚也都和月神之名有关。     

神的堕落与英雄的缺失——叶兆言《后羿》人物形象解读

作为后现代文化背景下实践"新神话主义"文学主张的重要文学成果,叶兆言根据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创作的长篇小说《后羿》彻底颠覆了后羿、嫦娥等神话人物的传统认知,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神的堕落与英雄的缺失"的远古社会图景。《后羿》是作者个人与远古神话的一次凝视与对话,通过各种神话人物的重塑,《后羿》展示的是一个神的堕落、英雄消失、人性迷失的蛮荒世界。     

图像与思想的互动:饕餮纹内涵的转衍和射日神话的产生

饕餮纹是中国上古艺术史中最为常见的表现题材。作为一种观念存在与文化认知方式,它的意义存在于历史当中并随着时代和文化的迁替而变化。有商一代,作为祖神象征符号的饕餮纹与其转衍形式——龙纹、鸟纹构成了青铜器纹样独特的图像志景观。两周及秦,随着政权的变更以及祭祖仪式中心从宗族庙堂向家族墓地的转变,饕餮纹、龙纹和鸟纹在指向意义上也发生转衍:前者逐渐被塑造成“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的恶人或异族首领形象;后者则被统治阶级合理地加工改造,其中,龙纹逐渐成为统治者最高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符号;而体现商代宗族组织结构的“十日”庙号制度也被一个“太阳鸟”的观念所取代,汉代羿射九日神话的产生,正是这一历史变迁“神话化”的象征隐喻。     

日藏《全芳备祖》刻本时代考

日藏《全芳备祖》是宋刻还是元刻,迄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该本字体、版式与南宋建本《方舆胜览》、《事类备要》等基本一致,当出于宋末建阳同一书坊系统,是宋本无疑。避讳不严,多有简体、俗体字等现象,也见于同时《事类备要》等南宋建本,不能作为否定《全芳备祖》为宋本的依据。元大德二年(1298),方回已记及《全芳备祖》坊本。保守地说,其刊刻时间在宋理宗宝祐五年(1257)至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的四十年间,但一般不会延至元朝,最有可能在宋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     

阮大铖南京戏剧活动考

阮大铖《石巢传奇四种》中的《牟尼合》、《双金榜》和《燕子笺》皆创作于其南京生活时期即崇祯九年(16 36 )至崇祯十五年 (16 4 2 )之间 ,地点在南京牛首山祖堂寺和南京附近姑熟曹履吉遥集堂。崇祯期间南京党争激烈的政治气候、歌舞升平的文化氛围以及作者有意将戏剧活动作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工具等现实因素 ,为其戏剧创作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契机 ,而其南京戏剧活动又对当时南京的政治、文化乃至政权交替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向姓考

《广额》去声四十一漾向氏,宋桓公支子向父(月几十),(月几十)孙戌以王父字为氏。《潜夫论》同。 《元和姓纂》向氏:宋桓公向父(月几十),(月几十)孙戌为左师,子孙氏焉。向为人、向宁,郑向宜并其后。后汉有向长,字子平。 河内山阳,后汉侍中向栩,五代孙秀,黄门侍郎。后汉又有向韶,生雄、琰。雄,晋河南尹。琰生秀,黄门侍郎。宋有向弥,并河内人。     

白朴词考论

对元代白朴词《天籁集》进行初步考察,对《贺新郎.喜气轩眉宇》系年进行探讨,并结合其散曲作品,对其＂抛家南游＂的原因加以分析。     

《大武》乐章篇目新考

《诗经·周颂》中的《昊天有成命》《时迈》《我将》三篇皆被部分学者认为属《大武》乐章之篇目。然而,从诗意的详细考辨入手,细致辨析各家说法,可以得出结论:《昊天有成命》《时迈》《我将》三篇都不属《大武》乐章,《大武》遗留乐章是否全在《周颂》,又各为哪些篇目,尚待进一步考查。     

西和乞巧古俗唱词中的女性意识探析

西和乞巧古俗中的唱词作为女性话语的表征,是历代西和广大劳动妇女的心声,也是西和妇女集体智慧的结晶,它较全面地表现着女性对生活价值认同的策略,是女性关注自身命运的言语符号,是女性话语权力独特的实现方式.可以说,乞巧古俗中流传下来的大量唱词是女性情感生活的载体,是寄寓女性精神愿望的重要手段,对研究这一特定地域独有的历史文化内蕴具有一定的价值.     

《封神演义》与殷末史的流传

《封神演义》是明代的一部神魔小说 ,它是在《武王伐纣平话》基础上经过大量扩充、演绎而成的。它诠释、补充、丰富了史书对殷末这段历史的记载 ,使纣王的暴行与武王伐商事件具体化、情节化 ,为殷末史的流传奠定了基础 ,提供了条件 ,使三千年前晦暗不明的殷末历史在下层百姓中得到了有效的普及与宣传     

祖乙迁"邢"考辨

古文献记载祖乙迁都的地名各不相同,本文从这些文献成书的时代背景入手,具体分析了邢、耿、庇记载不同的原因,认为祖乙所迁地名为“邢”而非“耿”和“庇”。新的考古资料和充足的文献材料表明,邢的具体地望在邢台。邢都性质为辅都,其设置是政治控制、军事指挥、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殷卜辞黄组两种“王廿祀（祠）”看帝辛卜辞的存在证据

殷墟卜辞中帝辛卜辞确实是存在的.黄组卜辞王廿祀的资料可分为两组按文字分,"王廿祀"之祀,一作"祀",一作"司";按事类分,一为周祭祀典组,一为"在上(比吾)"组."王廿祀"用在周祭祀典组,"王廿司"用在"在上(比吾)"组.卜旬加周祭祀典的"王廿祀"卜辞应为帝乙时期,"(辶必)于上(比吾)"、"在上(比吾)"的 "王廿司"应为帝辛时期.     

先秦两汉"河东"地域称谓演变考

河东地域称谓承载了重大的历史文化内涵,该称谓经历了长时段的演变。商代是河东称谓的萌生期,指河济之间,与后来的河东曰兖州意义相同。后世常用的晋西南意义的河东称谓产生于秦人,而居于晋西南的晋、魏之人却称此地为河内或西河。历史以秦人为主体统一六国,晋西南之河东称谓因此上升到国家行政层面,与此同时,社会生活层面仍在使用最初的河东含义。王莽曾经废除行政层面的河东称谓,但两汉时期大体上继承了河东称谓的这两个层面。     

“公冶长识鸟语”传说浅论

“公冶长识鸟语”传说约产生于一千五六百年前。古代文献中的“公冶长识鸟语”传说 ,内容较单一 ,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公冶长因识鸟语入狱 ,又因识鸟语出狱”这个叙事中心来演绎故事。今天流传于民间的“公冶长识鸟语”传说 ,内容更加丰富。将其加以分类 ,大致有三 :一是关于公冶长获取识鸟语本领的故事 ;二是公冶长因识鸟语入狱 ,又因识鸟语出狱的故事 ;三是因公冶长识鸟语而发生的其它故事。“公冶长识鸟语”传说有着多方面的文化价值     

北伐时期湖南土匪研究

北伐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声浪远没达到荡平三湘四水所有土匪的地步,在受北伐和农民运动影响不深的边缘地带,土匪的活动较前更加猖獗。文章通过对相关民国报刊的爬梳,揭示了北伐时期湖南土匪的分布、行为特点、北伐军各级军政部门在土匪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并分析了这个时期湖南土匪剿而难灭的根本原因,对于我们今天根治某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社会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黄金台考

战国时期,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复国中兴,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黄金台只见于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却不见于早期史书。而在传说中,黄金台又有多处。到底燕昭王当初是否筑了黄金台,其位置又在哪里?为什么会产生蔚为大观的黄金台现象?历来缺乏系统的考证。本文从黄金台名称的由来,黄金台的位置,黄金台现象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对燕赵文化的影响等方面予以系统考证辨析,理清其源流。     

蒙古征伐西夏将帅人物初步研究

本文自旧史纪传中稽录参与伐灭西夏的蒙古将帅人物50余人,就其人员的成份构成、参战时间、蒙古灭夏依靠的主要力量及蒙夏双方“人力资源”的对比方面进行了述略探讨。认为在冷兵器战争时代,人力资源的强弱、优劣对战争的胜败起关键性制约作用。     

《西游记》中牛魔王形象的文化解析

《西游记》塑造了众多的妖怪形象,其中牛魔王是作品中出场最早、着墨最浓、最受作者重视、最具文化内涵的妖怪形象.它不仅是《西游记》以猴说法佛学思想的重要补充,表征了作者抑道扬佛的思想倾向,作者还赋予了牛魔王一个世俗人所具有的世间相,写了他从魔到归佛的过程,并在其形象的哲学层面上,继承了禅宗以牛说法的思想.作品还通过对牛魔王的妻子、儿子、弟弟和江湖朋友的描写,把牛魔王形象的文化内涵,推进到了佛教唯识学的层面上,使牛魔王这一形象,沉淀了丰厚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