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作表现手法看《离骚》的浪漫主义特色

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一篇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品,它发展了我国古代人民的口头创作———神话的浪漫主义,成为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我们仅从其表现手法看,就可见其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首先,《离骚》浪漫主义的最大特色是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与现实主义精神的和谐统一,这既符合浪漫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也在作品中有鲜明的表现。屈原创作《离骚》源于他的社会实践（即政治斗争和生活遭遇）,源于他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在《离骚》中,他揭露了楚国“规矩而改错”、“众皆竞进以贪婪兮”的腐败政治以及楚君…     

《东方的故事》并非现实主义文本

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作《东方的故事》有一个作家特意加上的副题：“男女相互阅读的现实主义文本。”无疑，在作家眼中，这部作品是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进行创作的。但读完作品却让人感到，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作品带上了较浓的观念化痕迹。一、小说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偏离首先表现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小说描述的故事并不复杂：初中时期就与老师杜永康相互吸引的田秀秀在大学与已有家庭的杜重逢，开始了他们曲折复杂的性爱历程。田深爱杜，愿意为他的事业而放弃自己的追求，希望他离婚而与自己结婚。杜虽爱因，但更愿…     

君子、小人人格的新探索——对郭沫若《武则天》的一种解读

郭沫若的戏剧创作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但他所关注的领域大体上是文人与政治。从诗剧《女神》,到历史剧《屈原》,再到《蔡文姬》,我们往往习惯于将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戏剧创作看作第一次高峰,将四十年代的戏剧创作看作第二次高峰,而很少去研究他的后期剧作。的确,他在建国前的剧作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狂飙突进式的勇猛热情与灼人的青春气息曾震撼过几代青年人的心灵,似乎郭沫若就代表着凤凰涅槃般非常富有时代化气息的青年,以至于无论哪一代的青年读者都很容易把郭沫若看作自己的同代人,而无法想象郭沫若也有他的老年期。而实际上,郭沫若不仅有他热情奔放的青年期,同时也有他深邃成熟的老年期。如果我们仔细品味郭沫若的后期剧作,也许能更深刻地理解他的前期创作以及后期作家本人内心的孤独。作为一个始终热切注视社会政治的文学家,与时代密不可分的政治家,他后期的思索肯定蕴藏着前期探讨所缺少的深层意蕴。对灾难深重的中国来说,从二十年代走到六     

鲁迅论屈原与宋玉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诗歌之敌》《厦门通信》《言论自由的界限》《喝茶》以及《汉文学史纲要》中,对战国时代的诗人屈原与宋玉曾进行多次评论,对于两位诗人思想言行的巨大意义及其不足,发表了一系列精辟独到的见解。 屈原《离骚》不遵矩度,影响深远 在鲁迅一九二六年写作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屈原与宋玉是列为专篇论述的少数成就卓著的作家。尽管在评述两位诗人的思想与创作时,鲁迅曾具体指出了他们的一些缺点与不足,但直到逝世前一年,还明确表示,“屈原与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屈原的作品较多,鲁迅在评论其创作活动时,除重点论及他的代表作《离骚》以外,仅简略提及他的另一长诗《天问》,认为《天问》是涛人在被楚怀王放逐过程中“彷徨山泽,见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抒愤懑”的产物,指出其由于“所图故事,今多失传,故往往难得其解”,并未对其思想与艺术作细密评析。对于屈原《离骚》,则一再热情洋溢地给予高度评价。 《离骚》问世以后,历来反响不一。“扬之者谓可与日月争光,抑之者且不许与狂狷比迹”。鲁迅认     

叶圣陶小说创作的新阶段——评大革命后叶圣陶的短篇小说

四·一二大屠杀中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祖国苦难的大地,也使作家叶圣陶深受警奋和激励,走出自己固有的创作天地,在1927年到1928年间的几个月中,连续写下了《夜》、《赤着的脚》、《某城记事》、《某镇记事》、《冥世别》等几篇以大革命为背景的小说。这些作品以革命的热情和深入的观察,描绘了惊心动魄的现实斗争,歌颂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牺牲精神和崇高理想,揭露杀人魔王的法西斯暴行和那些投机钻营者的卑劣嘴脸,给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留下了色彩鲜明的写照;同时也标志着作家的创作已经比较自觉地关注现实革命斗争,喊出时代的声音。 他的小说创作,自此进入革命现实主义的新阶段。     

审视时代的洞察力与内心世界的深度照明——韩国现代作家廉尚燮的殖民地小说创作论

廉尚燮是韩国现代著名小说家,创作了众多现实主义小说作品,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韩国殖民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长篇小说《万岁前》和《三代》以及这两篇力作面世间隙,即1922年7月至1931年1月间的系列长篇小说作品中。作家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细致入微的描绘,拓展了韩国小说创作的一个崭新境界,在韩国小说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功绩。     

《创业史》是怎样写成的

一部杰出作品的诞生,是个人心血的结晶,也是伟大时代的产物.在这方面,柳青的《创业史》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柳青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但更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作家,尽管他的文学素养很好,生活底子很厚,艺术技巧很高,但是,为了写作《创业史》,他还是进行了长期的、多方面的准备.在所有的创作准备中,柳青同志始终把生活的准备放在首位.他说:"一切归根于实践.对于作家,一切归根于     

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真实图景——评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

一九二五年,高尔基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在这部作品里,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和现实主义大师高尔基,以其天才的艺术描绘,通过工厂主阿尔达莫诺夫一家三代兴亡的历史,生动地描绘了俄国资产阶级发生、发展和衰亡的整个历史过程,在全部的矛盾和冲突中,真实地再现了十月革命前半个多世纪俄国社会独特的历史面貌。     

《离骚》究竟著于何时?

探讨先秦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诗篇《离骚》的写作年代,是《楚辞》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据胡念贻同志《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及其写作年代》统计,《离骚》著期约有八说(自王逸至当代)。当然远不止这八说。各种异说均涉及《史记·屈原列传》,但     

简论鲁迅创作方法的发展

鲁迅是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这个过去为文学评论界公认的结论,无论从鲁迅毕生对现实的执着或从他全部创作对旧社会分析解剖的深刻来看都不容否定。但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一个作家对现实社会观察得愈深,理解得愈透,他就愈能站得高看得远,他的思想必然不满于现状,强烈地向往美好的未来;在他创作时,必然会以他全部热情去爱其所爱,恶其所恶,而且透过现实生活去照亮明天,也就是说表现在他的作品中既有现实主义也有浪漫主义。“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杰出的作家、艺术家……总是常常在他们的作品     

关于屈原自沉的原因及其年代

爱国诗人屈原,是在滚滚的汨罗江中,结束他那坚贞不屈的伟大生命的。弄清屈原沉江的年代和原因,对于了解这位诗人的生平,研究他的晚期作品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自从清人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提出,屈原《哀郢》“哀郢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王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以后,现代的屈赋研究者,大多定屈原沉江为顷襄王二十一年,原因是殉国难。例如,郭沫若先生就持这样的见解。他在《屈原考》中指出:“就在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年,屈原写了一篇《哀郢》,……他看不过国破家亡、百姓流离颠沛的苦况,才悲愤自杀的。”在《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中,他又指出:“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     

浅谈屈原与《九歌》

<正> 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但不少问题仍有争论。我仅就《九歌》研究中的问题谈点看法。《九歌》是什么性质的作品?这是讨论《九歌》的出发点。屈原在《离骚》中写道;“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他还在《天问》中写道;“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由此可知,《九歌》应该是古代乐歌的名称。所谓乐歌,也就是     

《橘颂》并非屈原写给自己的诗篇

《橘颂》期许与歌颂的人物对象,自汉代以至当下楚辞学界一般的主流诠释均认为是屈原自颂自期,即《橘颂》是屈原写给自己的作品。但通过细读文本,还原《橘颂》创作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我们发现屈原通过《橘颂》进行自我赞美和期许的诠释并不正确。"南国""受命不迁""更壹志兮""任道""嗟尔幼志""自慎""秉德无私""参天地""伯夷"等,均彰显《橘颂》中使用的核心词汇属于以周王朝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元素;从"颂"属于祭祀场合用的赞美诗,而"伯夷"身为一国之太子以及"愿岁并榭,与长友兮"这些因素看,屈原不可能以《橘颂》来自我赞美和期许;屈原在《橘颂》中以"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期许和赞美的对象应是举行"加冠礼"时的楚威王太子芈槐。换言之,《橘颂》是写给楚威王太子芈槐的诗篇,其文本性质为"加冠礼辞"。     

学习列宁论托尔斯泰

列·尼·托尔斯泰(1828—1910)是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早已成为世界古典文学中的名著。伟大导师列宁在1908年到1911年间,即托尔斯泰的八十诞辰和他的逝世前后,为了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写了近十篇评论托尔斯泰的文章。列宁在文章中深刻地分析了这位天才艺术家创作中的矛盾的阶级内容和造成这种矛盾的社会原因,明确地阐明了无产     

评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的浪漫主义风格

现实主义作家不只是一丝不苟地描摹现实,他也有那些荒诞不经的超现实的描写。“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好像是结合在一起的”。巴尔扎克也不例外,而他的浪漫主义风格体现得最为明显的,便是第二时期的创作,尤其是这时期的中短篇小说创作。     

从《包法利夫人》看福楼拜创作的政治动机

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是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在卢昂一个医生家庭,在巴黎攻读法律,因病退学。1845年父亲谢世,此后福楼拜迁至卢昂近郊,潜乙于文学创作,直至1880去世。福楼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1856)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著名作品,被誉为世界十大文学名著之一。它与司汤达的《红与黑》和巴尔扎克的《幻灭》同视为法国的三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杰作。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本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在“我为什么写作”(Why I Write)     

司马迁论屈原

司马迁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他的《屈原列传》,既是记载屈原生平事迹的人物传记,又是杰出的文学批评著作。它为后世的屈原研究,为楚辞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何正确地评价屈原及其作品,牵涉到文学继承什么传统,肯定什么倾向的问题。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就是我国历史上现存的第一篇正确地评价屈原的文章。屈原生活于战     

张恨水与新文学

张恨水是一位著名的章回小说家,是后期鸳派(鸳鸯蝴蝶派)重要人物。但由于他抱着改良旧小说的宗旨,在新文学、新思想的影响下,他的作品不断进步,后期创作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已逐步挣脱鸳派的束缚,向新小说过渡,进入新文学的外围。张恨水向新小说过渡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他与新文学的关系究竟如何?新文学对他的评价又如何?搞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探讨张恨水的创作道路,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新文学的时代影响和改造旧文学的巨大力量。张恨水的创作可以“九·一八”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又可以1924年开始写作《春明外史》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后期则以抗战爆发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本文试图按照这条线索,探讨一下他向新文学学习的过程。     

屈原的创作心态

有人从心理学角度探讨屈原创作的心理机制,指出屈原是心理变态者,但许多人不理解,或不愿承认,怕有贬低伟人之嫌疑。其实人的心理病态和精神失常也不是少见的现象,许多伟大人物的心理由于自身素质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在一定时期也会产生变态,这是人的正常生命现象,也并不影响伟人的伟大。屈原亦是如此。本文试图从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角度,以汉之后关于屈原的纪传材料和他的作品为依据,对屈原的创作心理进行剖析,从而对屈原的作品进行新的审视。     

走现实主义之路——王统照短篇小说创作方法论

<正>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王统照是一位既坚持现实主义、又不拘泥于现实主义,博采众长、为己所用、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作家。他从“五四”时期至四十年代末写下了上百篇短篇小说。其短篇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二十年代前期,二十年代后期,一九三○年前后至四十年代。探索一下作者这三个阶段的短篇创作及其发展过程,不论对于研究他的整个创作还是促进与活跃今天的文学创作,都是十分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