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外国现代主义文学

汪曾祺是中国较早、而且有意识运用意识流手法进行小说创作的作家之一。在接受中国文学和艺术传统影响的同时，汪曾祺也受到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很深的影响。抗战当中和抗战以后因时局和个人生活而形成的焦虑感、失落感、无奈感与荒谬感是汪曾祺认同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思想基础。     

中国现代智性诗的特质——论卞之琳对象征主义的接受与变异

以往论者多探究卞之琳诗歌所受西方现代诗歌影响,该文侧重论析卞之琳接受西方象征主义过程中的变异,认为卞之琳吸纳瓦雷里、艾略特等诗学养分,融入自身独特而深刻的审美体验,以平凡的意象凝定哲理沉思,在智性的探求中发掘诗美,并显示了自己的创造和东方智慧.卞之琳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歌的选择和转化,不仅新拓了诗美领域,提升了中国新诗的理性层次,而且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现代还是古典:卞之琳早期诗作解析

现代主义诗人卞之琳以其融合古典词风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诗作在现代诗坛造成了很大影响,研究者也多从"化欧"、"化古"的角度来分析卞诗,但卞之琳所接受的古典诗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现代性因素,因而能通过分析,在卞之琳的诗作中发现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在现代的转型之路。     

卞之琳：创新的继承

文学影响的课题提出一个互文性的特殊挑战，因为影响的发生倾向于不规则和无意识的过程，很难做出简单的因果判断。而当文学影响涉及跨文化的互动时，就更为困难，因为动机与接受，借用与实践之间的落差以及两个文化传统的介入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卞之琳成于1930-1937年的作品，展现了对作家的多元影响之间的必然的有机关联。卞之琳自己及很多批评家都明白指出象征主义与现代主义对其作品的影响，但是他对西方影响的敏感度，很可能源自中国传统的背景，尤其是道佛思想，因为现代主义诗学补充强化了诗人的中国根柢，为其创作提供了具体的表现策略。反之，卞之琳的道佛思想倾向也给予他接受现代主义诗学一个特殊的视野角度，从而构成一个特殊的东西文学交流的例子。     

汪曾祺与寻根文学

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文化寻根"浪潮是当时"文化热"中争议最多的文化一文学现象.在"寻根"源头问题上,很多人找到汪曾祺.其作品是否真与此思潮有着"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渊源,存在不同看法.通过对与汪曾琪有关的一些事实的考实,认为这个说法有待商榷,因汪曾祺与"寻根"文学的作家们在关注视角、思想根源、个人体验及对民族精神的感知、对中西方文化的态度等方面是有差异的.     

汪曾祺与京派文学

把汪曾祺创作的几个阶段,放到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去比照,我们发现汪曾祺的创作有着较为典型的京派特征.他继承了也丰富、发展了京派文学,他使得京派文学在新时期获得了再度辉煌.     

日常生活的诗情——汪曾祺的文学意义

汪曾祺是当代中国独具魅力的作家之一.本文从民间立场的角度分析了汪曾祺在文学史上的边缘角色地位以及这一地位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从审美意识的角度论证了其作品呈现的世俗化审美特征及文化心理;从文体学的角度探讨了其对中国当代文学提供的独特元素.这些因素无疑是构成汪曾祺文学世界魅力的深层原因.     

让文学研究回到表现与审美的原点——陆建华的《私信中的汪曾祺》

陆建华解读汪曾祺的"私信",源于其与作家共识文学表现人性原点的特殊机缘,其《私信中的汪曾祺》论述作家和评论家之间16年文学对话的价值,即阐释汪曾祺创作的灵感、背景、人物等机制的形成,对作家进行人格品藻以及论述此著所表现的文化批判精神,这一切都是对汪曾祺研究的深度发展。     

卞之琳诗歌的隐蔽结构与对西方“晦涩”诗风的过滤

卞之琳诗歌在评论界素以"晦涩"著称。一般认为这是他接受西方象征主义诗歌影响的缘故。通过分析其诗歌的隐蔽结构,认为他对象征主义的接受中也有疏离、拒斥与创新。这也正是卞之琳诗风"化欧"而非"欧化"的可贵之处。     

卞之琳莎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莎学的融合

卞之琳接受莎士比亚的轨迹经历了从初读、初译、观剧,到深读、精译、评论的过程,从最初接受苏联的莎评模式,并受到20世纪50年代对人民性、阶级性的过度强调的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较为客观持平地评价莎士比亚。卞之琳的莎学融合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莎学。他注重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围绕莎剧中的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以及"莎士比亚化"进行论述,对作品进行阶级分析,强调人民性,探讨莎剧中人文主义思想的困境。他自觉利用现代西方莎学中的一些史实材料和来源考证,借鉴意象分析,同时扬弃现代西方莎评中的宗教论、人性论以及"历史派""影射派"的观点。卞之琳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莎学"整合"的策略是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把西方莎学作为学术工具,构建了富有他自己特色的莎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