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红色经典”改编热和网络“恶搞”现象的反思

近年来,"红色经典"的改编已成为当代文学艺术领域不可回避的现象.改编"红色经典"既要把握其精神内核,又要体现出当代人的价值判断、历史思维和审美追求,从而赋予它"一个时代的新生命".近年来在网络上出现的"恶搞"红色经典影片的现象愈演愈烈.已经超越了文化和道德的底线,对人生观、价值观都未定型的青少年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应当引起社会的关注和思考.     

电子媒介时代影视改编的市场策略分析——以"红色经典"的电视剧改编为例

全球化与电子媒介时代,影视投资商和制片人在进行电视剧投资的时候,青睐名著,尤其是"红色经典"名著的改编,市场策略是影视投资商和制片人考虑的首要因素.个中原因不外乎四个方面:一是资源匮乏,瞄准"红色经典"原著的改编;二是改编名著,看好其巨大的受众群体;三是借名扬名,可以降低市场投资风险;四是在市场运作中具有很大的商业炒作空间.     

消费文化语境下艺术经典的另类变容

近年来,艺术界出现了一系列的"改编"、"翻拍"、"翻唱"之风,其对象是被称为"经典"的老影视剧、老歌以及更早的文艺名作,改编的方向是适应新一代受众的审美心理,最终目的则是获取最大的市场份额。从"老戏新拍"、"老歌新唱"等现象来看,传统的艺术经典似乎又获得了新生。通过对消费文化语境下的艺术经典变容的途径与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根源的分析认为:大多数改编后的作品并没有将原有的精神继承下来,也没有融入真正的现代精神,改编者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将古老的经典与现代观众的文化心理对接起来,对"经典"本身的继承或创新则退居其次,这种改编者与观众的互动影响产生的只能是貌似繁荣实则颓败的艺术经典的另类"变容"。     

论视觉消费文化语境下张恨水小说的电视剧改编

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视觉消费文化时代。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商品性与艺术性的矛盾成为文学经典的电视剧改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张恨水小说的电视剧改编就是在忠实性与当下性、艺术追求与商业追求的矛盾与分歧中进行的。新世纪以来张恨水小说的电视剧改编呈现两种路向:以青春偶像剧演绎民国爱情故事和以社会写实剧再现民国社会生活。两种路向各有侧重,但改编者都在努力发掘张恨水小说与当下文化语境的契合点,采用相应的改编策略实现理性概念文化向感性视觉文化的转换。     

“红色经典”文学现代性扩张的美学审视

现代性是人们自我意识觉醒后的实践,有助于推进民族国家的发展。本文分析了“红色经典”文学建构式、重构式改编获得成功的原因即尊重原著精神,而解构式的改编则基本不被大众所认可。因为解构式的改编往往采用过分扩大英雄人物七情六欲,甚至瓦解人物信仰等方式迎合大众。事实上,“红色经典”文学改编应该既要把握住原作所表现的核心精神,又要体现出现代人的审美追求、价值判断,只有这样才能永葆“红色经典”的生命力,将“红色经典”文学不断传承下去。     

影视改编与文学经典传播途径的革新

从传统文学的立场出发,早期的电影不被看作是一种叙事的艺术。但与此相对照的是,新生的电影对传统文学的改编,从它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未停止过。电影及后来的电视对文学经典改编,一方面帮助电影度过最初的危机,促进了整个20世纪影视艺术的长期繁荣,另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文学作品的传播,甚至对文学作品的内在创作规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一部分当代经典作品具有了明确的"影视化"特征。影视改编一般可分为"忠实的改编"和"自由的改编"。     

传播学视域下的电视“红色经典”改编现象

近年来，电视“红色经典”的改编已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从传播学视域出发，一方面，作为社会组织的媒介机构希望将“红色经典”改编为政治宣传的教化工具；另一方面，作为企业的媒介机构则企图通过改编“红色经典”以赢取最大的市场利润。于是，“红色经典”改编陷入了既非“经典”，也不“红色”的尴尬境地，其传播效果并未得到很好的实现。针对这一现状，媒介机构首先应该承接“红色”传统；其次，还要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生产出真正为受众喜闻乐见的新“红色经典”。     

消费时代下影视改编中文学功能的变异

随着我国社会改革发展的步伐,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造成文学的市场化、商品化趋势,同时媒体的功能不断膨胀,新的文学载体不断扩展,在文学领域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现代消费社会背景下,以影视改编为研究对象,探索媒介转换中文学功能的变异,寻找和解答文学未来发展之途。     

亨利·詹姆斯小说的影视改编概述

国外亨利·詹姆斯小说的影视改编大致可分为三类：基本再现、当代化和艺术化。在改编过程中折射出文学经典在新语境中阐释与传播的新涵义。1960年后国外亨利.詹姆斯小说影视改编研究热潮的兴起,正反映了影视批评和文学批评之间跨学科、跨领域的联系与契合,这对顺应并引导当代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重读"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是中外文学史上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对"人学"原则的漠视是它与时下读者相疏离的根本原因。它写战争却不敢正视战争的残酷与非理性,写人却缺乏对人的命运、灵魂和价值的哲学思考。对日常世俗性及人的正常的物质欲望更表现出否弃与批判。"红色经典"实质上是一种放弃了个人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写作,是一种彻底的经验性写作,主体层面文化知识的储备与客观向度的文化语境的规约也使作家无力担负起历史的重托。     

消费文化中的绘画艺术

本文从文化支配权的理论视角出发,强调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变化主导作用和文化建构意义,探讨它对绘画艺术的影响。消费主义是全球化过程申的一个文化现象,是我国入世后绘画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我们应以全球文化的眼光正视绘画艺术的消费主义倾向,同时我们也要警惕消费文化造成的绘画文化的物化和庸俗化以及对绘画文化意义的销蚀。     

试论影视改编的叙事策略——以《唐山大地震》三个互文本的比较为例

影视文学改编受制于文本的传播媒介、受众群体与接受心理等外在因素,而从文本的内在生成机制来说,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其主题思想。影视改编,正是在围绕文本的内在与外在机制进行叙事策略的转换。这一普遍性的逻辑与创意规律在《唐山大地震》三个互文本转换中有鲜明的体现。     

新媒体时代的红色影视文化与高校德育工作

步入新媒体时代传统高校德育教育方式面临新的挑战,遭遇发展瓶颈。红色影视文化的快速发展为高校学生德育工作带来了机遇,教育者应将红色影视文化作为鲜活的教材建设高校德育新的工作平台,拓展大学生德育工作途径;高校要和社会合作,成立专门机构,整合高校的影视教育和网络资源,营造优良的大学生德育教育环境,确保高校德育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忠奸对立模式下的“红色经典”叛徒书写策略

在红色经典"反面人物"谱系中,叛徒是其中重要的一类.在叛徒形象塑造上,脸谱化和模式化是其主要的书写策略.但同时,由于叛徒曾经先后分属两个势如水火的阵营,其命运远比纯粹坚守自己阵营的人物复杂得多,因此一些文本也显现出可贵的深入到人性层面的思考.叛徒身份的暧昧源于其几乎清一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政治意识形态的阶级、阶层划分方法决定了作家的价值取向和写作策略;而叛徒形象之所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于叛徒塑造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忠奸"观念的一脉相承.这些都极大程度地满足了读者的审美需求.     

“红色经典”的时限和分期

“红色经典”是一个“史”的概念，对其时限及分期的探讨非常必要。文章将“红色经典”的时限界定在1920年代至1970年代，期间划分为四个阶段：1920年代的发轫期，以“三个属性”为基本特征；1940年代的形成期，赵树理的小说和新歌剧《白毛女》的成名方式分别代表了“红色经典”最初形成的两种方式；1950至1960年代的繁盛期，“红色经典”在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探索出、凝练成一种新的、日趋成熟的艺术品类；1970年代的衰落期，后期“样板戏”的理论和实践最具代表性。     

中国影视业在亚洲影视业新格局中的文化定位及其历史使命

亚洲电影电视正在崛起,亚洲影视业新格局在不断变化,中国应该发挥文化优势,进一步进行影视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影视文化产业,力争在亚洲影视业新格局中处于领先地位,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我国影视业的文化定位。我国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影视类型多种多样,发展潜力应该超过其他亚洲国家。亚洲一些国家与欧美合作,制作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合拍片,这对我国影视业的发展是一个促进。我们在合拍片中既应与国际接轨,又应保持民族特色,这是我国影视业的历史使命。     

当代中国影视创作文化的病症审视

当代中国影视艺术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病症,如文化意识滞后、缺乏现代文化品格以及精英意识作祟、大众文化品格难立等等,影响着中国影视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只有以多元的文化立场如实反映多元的生活现实、满足多元的审美需要,将引导与适众相结合、批判与弘扬相结合,从而完成启蒙大众、服务大众等多重文化使命,才是中国影视创作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