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国际秩序的转型与混合型秩序的兴起

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任期中采取了一系列以单边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为基础的对外政策,动摇了支撑当代国际秩序的一系列规范和价值,引发了学术界关于"自由国际秩序向何处去"的理论争论。自由主义学者倾向于认为当代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各国共同接受的规则和制度、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公共物品供给基础之上的,因而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从内部动摇了这一秩序的基础,削弱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现实主义学者则认为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内在运行逻辑就蕴含了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一秩序走向终结的因素。一种正在浮现的融合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合理成分,但又具有自身独特性的混合型秩序将既有利于各国维护自身利益,又可以保持国际秩序总体稳定,因而将是未来国际秩序的理想状态。     

变化中的国际秩序

自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后,国际社会开始寻求一种方式,规范国际行为。人们曾经提出了很多建立良好国际秩序的建议和理论,这其中包含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的国际范式和联合国的“宪章”等。但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失去平衡,除霸权主义横行以外,各种变化的因素和力量骤然增加。在这些变化的关系中,大国的角逐成为当今国际秩序的一种主导力量。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秩序转型——基于国际制度视角的分析

国际秩序构建是国际政治中最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议题。其中,国际秩序是以制度、规则与组织为基础的秩序,通过制度协调可以推动和规范各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互动。因此,通过国际制度的视角能够分析自由国际秩序的危机和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现有国际制度秩序正处于混合制度并存的复合国际秩序阶段,既有西方主导的自由制度秩序,也有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国际制度秩序,还有正在形成中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制度实践的国际秩序。中国与国际制度秩序正处于深刻的转型过渡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勾勒出的未来国际秩序的蓝图与愿景,是中国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远景指南。当前,国际制度秩序已经开始从基于西式规则的自由制度秩序向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多边制度秩序转变。国际社会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共同构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秩序。     

欧洲政治秩序重建过程中的制度因素分析

在当今社会全球化与相互依存态势渐强的时代背景下,制度对政治秩序的影响不断加强并为人们所重视。制度由国家行为体为达到某种国家利益而形成,在其发展完善过程中反作用于国家行为,进而影响政治秩序的形成。作为世界政治秩序的一部分,欧洲政治秩序在形成过程中也同样受到制度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本文将就制度在欧洲政治秩序重建过程中的功能以及制度本身所受到的制约因素进行探讨。     

国际权力与秩序变革

权力是行为者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行为者之上的能力.在任何政治秩序中,权力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世界秩序的变更,是由于该国际体系的现存统治方式与权力的重新分配之间发生了断裂.冷战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这就必然导致世界秩序的变革.而世界秩序的和平变革,必须在权力和道德两者之间寻求艰难的妥协.     

论制度文化与大学制度文化建设

制度文化最早源自于企业文化,它是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制度和文化联在一起形成制度文化的时候,制度原有的特征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借鉴企业文化中的“制度文化”,建设大学文化,以至于大学制度文化,对于提升大学的品位意义重大。大学制度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体现了高校管理者的价值取向、信仰追求。大学制度文化建设要着眼于制度体系的导向性、激励约束力和人性化。     

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与国际秩序

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是全球环境恶化的产物 ,同现有的国际机制一样 ,有自身合理的一面 ,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这些问题根源于现有的国际秩序 ,这些问题的改善依赖于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国际新秩序。     

论制度的伦理秩序

研究制度伦理的目的 ,就是要建立制度的合理秩序 ,促进社会制度的和谐发展和良好循环。社会制度主要是在平等与公正、民主与自由和谐关系中获得稳定与发展的伦理秩序的     

论新旧国际秩序转换中中国的国际角色

世界正处于国际新旧秩序的转换时期，中国在此过程中应担当什么角色？其它国家做出怎样的构想？中国自己做出了怎样的设想？本文从国际秩序、国家的国际角色开始谈起，探讨了国际新旧秩序转换过程中中国的国际角色问题，并对中国在国际新秩序中的国际角色进行了初步构想     

国际新秩序之建构与国际法学体系之重构

立足于法理学上的部门法划分标准以及新近提出的国际民商新秩序概念,统一实体法在国际法学体系中宜归入国际私法学范畴。现存国际法学体系的构成受到挑战。国际公法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服务于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国际经济法主要调整国家因为调节国际经济生活而产生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目标;国际私法以国际民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以建立国际民商新秩序为终极追求。     

传统文化下的家族现象浅析

传统文化下的家族现象源远流长 ,虽曾推动过社会的发展 ,但其固有的封闭性、落后性在现代社会的各层面不时地、顽固地会有所显现 ,对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国策的推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个性的健康发展、科学价值观和集体主义利益观的形成都会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 ,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必须以现代文明取而代之。     

构建国际和谐社会:国际法上的人本秩序

在国际法上建构人本秩序是国际法发展的重要倾向,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与传统国际秩序追求相比,它体现着更高级别的正义。当前,国际法的许多新发展正在昭示着国际社会对人本秩序的肯定性态度。由于人本秩序关注的是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人”,因此它会与国际法中的国家主权原则发生冲突。但这个矛盾不能否定人本秩序作为国际法的价值取向。     

政治制度与文化：判定国际影响力的新向标

以经济实力和科技力量为主要指标是研究国际影响力的传统视角,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因其自身具有的稳定性,在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中能对国内外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先进的政治制度在于激发社会创新机制的生成,优秀的文化则在于潜在地渗透进他国的民众中,只有两者的优势均转换成经济力量,才能在国际上产生较大的辐射能力,从而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欧盟东扩的利益和文化认同因素探析

欧共体/欧盟先后经历了六次扩大,而欧盟东扩是最具特殊意义的一次,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更是结束了战后欧洲的分裂.本文以欧盟(包括西欧、中东欧)这个整体为基本分析单位,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为次级单位.在这样的视点下重点对共同的文化认同以及利益诉求在欧盟扩大特别是欧盟东扩中的作用,对共同文化认同为什么会起作用,欧盟东扩为何能获得安全利益进行考量.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和精神生产力理论与国际文化新秩序构建

人类文明的演进是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有机统一,是文化与自然的矛盾的有机统一.在文化全球化时代,世界各种文明的互动交融和冲突排斥日益突出,由于文化价值观对人们的行为取向有重要影响,导致现实世界的价值主体多元化与生态要求一体化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价值观为指导,建立和谐的国际文化新秩序,就成为建设和谐世芥的当务之急.而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前提是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基本方略是和谐共存共荣,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和精神生产力理论的现实启示.     

国际秩序转型视域下中国的角色转换

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国在新一轮国际秩序转型中的角色定位引人关注。随着持续的和平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对外态度更加开放积极,中国的角色身份正从国际秩序的边缘型参与者向引导型管理者转换。履行新的角色责任,中国应以构建多中心合作治理秩序为目标,树立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包容共生理念,编织多层次合作伙伴网络,共同重塑全球治理结构的平衡性,增强全球治理规范的合理性,提高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丰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努力推动国际秩序转型正义的实现。不过,中国的新角色能否获得国际合法性认同,仍然受到诸多内外变量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