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初婚年龄与生育行为的关系

<正> 结婚意味着一个新家庭的诞生,随之也产生了生育问题.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迟于法定婚龄(女20岁,男22岁)三年及以上结婚者即为晚婚,妇女在24岁以上生育者为晚育.由于各种原因,妇女初婚年龄仍然存在较大差别.初婚年龄与初育年龄、生育次数、流产次数等生育行为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国外一些关于初婚年龄与生育行为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我国由于存在着较大的城乡差别.加之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初婚年龄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必然有它自己的特点.本文使用1991年10月进行的“当代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所获得的山东省的数据对妇女初婚年龄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做出定量分析,并分别就城乡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当代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涉及山东省的十个县市的1440个完全家庭.调查向我们提供了每个家庭妇女的初婚年龄、初育年龄、生育次数、流产次数等数据资料。以下分别加以讨论分析.     

中国妇女平均初育、终育年龄及平均生育期长度发展趋势论析

一、引言 以往,人口生育行为的时间序列研究多集中于人口再生产的开始,即妇女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上。然而,妇女的终育年龄(即妇女生育最后一孩时的年龄)和妇女生育期的实际时间长度也同样是重要的生育变量。 因为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妇女停止生育的年龄影响着几代人和家庭内的关系;一个其妇女的生育过程结束很晚并经历较长生育期的社会,必然具有高出生率和人口增长迅速的特点;这个社会一般也同时承受着产妇、胎儿和婴儿的高死亡率。因而,对妇女终育年龄和生育期长短的研究,同样也是对一个社会的人口生育行为的时间序列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妇女的初婚年龄、初育年龄探讨研究较多,而对妇女终育年龄和实际的生育期长短的研究涉足较少。本文运用suchindran和Horne提出的模型,试图对中国的情况做一探讨分析,以期抛砖引玉。     

中国夫妇年龄差分析

在再婚人口占有配偶人口比重不高的情况下(在我国,据1982年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15—67岁妇女中的再婚人口仅占相应有配偶人口比重的6.8％),夫妇间的年龄差别大体上反映了人口初婚年龄差,后者与婚龄人口性别比有密切关系。在以往的中国人口著作和人口资料中,有关我国夫妇年龄差别的记载并不多见。在这个意义上,1982年,中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串抽样调查所捉供的全国夫妇年龄差的数据,可以说填补了我国人口婚姻和婚配制度研究上有关数据的空白和不足。本文拟依据此次调查获得的资料,对我国夫妇的年龄差别作一简要分析。     

1950—1986年中国少数民族妇女年龄别初婚率

本资料是根据国家统计局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作出的.由于该调查提供了1987年15—64岁的少数民族妇女在各年龄初婚的人口数,由此可以确定这五十个出生同期群分别在各年龄的初婚率,并进一步推算在1987年以前各年龄的初婚率.例如若我们已知在1987年50岁的妇女在14岁、15岁,……50岁的初婚率分别为m_(14)、m_(15),……m_(50),则可认为她们在1986年49岁的初婚率为m_(49),1985年48岁的初婚率为m_(48)…1973年时14岁的初婚率为m_(14)等等.     

西北地区妇女婚姻状况及初婚年龄分析

婚姻是生育的前提,婚姻状况及初婚年龄对育龄妇女生育率及人口出生率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剖析西北地区妇女目前婚姻状况及特点,探索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初婚年龄对生育的影响。     

生育水平升高的原因及对策

近几年,在我国城市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比较稳定的情况下,生育水平较前几年有所回升,所以很有必要了解一下农村妇女的生育状况,带着这个问题,我们通过入户座谈的方式,调查了陕北某县(市)的350名已婚育龄妇女.从取得的资料来看,妇女的初婚(育)年龄普遍偏低,20～24岁组平均初婚年龄19.0岁,初育年龄20.2岁,如表1.     

人口生育政策变迁与初婚风险——基于CFPS2010年调查数据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年数据,建立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育政策变迁对人口初婚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育政策变迁对当期个体的初婚风险具有重要影响且存在着年龄差异与性别差异,在剔除队列效应后,影响依然存在。在我国,初婚年龄并非"直线"上升的,而是伴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发生波动。国家权力和国家政策的介入深刻地影响了我国人口的初婚行为。     

终生独身的可能性

<正> 近20年,日本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不断上升,二、三十岁未婚青年的比重日益增大,与此同时,初婚率下降了,终身独身的比重却急剧地增长。日本学者伊藤达也,用终生未婚率及累计初婚率研究了20多岁青年人终生独身的可能性。终生未婚率是指独自渡过整个一生的人在同龄人中所占的比例。从生物学角度上看,女性年过50,即使结了婚也不可能生育。因此,从人口再生产角度来看,不     

试论女性人口教育状态对婚育状态的影响

同批出生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生育子女数受社会、经济、文化习俗和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试图以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为基础,专门分析我国女性人口平均教育水平对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并探讨不同类地区的影响模式,说明提高女性文化教育水平的长远意义.二、不同文化程度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差异依据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数据,我们计算了城市、城郊、镇和农村四类地区45—57岁(分三个年龄组)不同文化程度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差异.显然,这些妇女基本上完成了终身生育任务,在生育期内受计划牛育政策的影响较小.教育水平同其它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一起影响了她们的生育行为.     

1986—1987年人口状况分析与1988—1989年人口展望

1962—1975年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期间,我国出生的人口高达3.6亿多。按近年的婚育模式推算,从1986年起,已陆续进入生育最旺盛年龄段。育婚妇女尤其是生育最旺盛年龄段妇女的年龄结构变动,使1986—     

递进人口发展模型的提出与总和递进指标体系的确立

利用上述初婚模型对妇女初婚状况进行再分析,由抽样调查数据、普查数据或登记数据可以求得妇女分年龄、分年度的初婚率。某一年度的年龄别妇女初婚率是各个同年出生未婚妇女队列在该年度的初婚比例,为了分析该年妇女实际初婚水平,应用上述模型,采用队列的方法,假定一同年出生的妇女队列按照该年分年龄妇女初婚率度过其整个初婚期,便可计算某年妇女年龄别初婚递进率与总和初婚递进率。根据我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将所得的总和初婚率与总和初婚递进率列表比较,如表1及图4、5和图6所示。     

我国妇女初婚年龄的变化及其原因──河北省资料分析的启示

我国妇女初婚年龄的变化及其原因──河北省资料分析的启示叶文振一、理论背景和假设过去对我国妇女初婚年龄变化原因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理论派别，即人口政策派和社会经济发展派。持人口政策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妇女初婚年龄明显上扬主要是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强有力地推行...     

利用普查数据估算平均初婚年龄与平均初婚初育间隔的方法及其在四普资料分析中的应用

全国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与1988年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提供了1988年前我国初婚与初育等人口数据.1988年及以后的情况如何?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最新信息.由于人口普查未提供结婚日期(或年龄)以及生育间隔数据,我们无法直接计算80年代末的平均初婚年龄与初婚初育间隔,而必须借助于人口学分析方法予以估算,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估算方法,第二、三部分对我国80年代平均初婚年龄与初婚初育间隔的变动作了分析.最后一部分就狠抓晚婚晚育问题提出一些思考与讨论.     

吉林省已婚育龄流动妇女婚育状况分析

本文利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2012²014年吉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抽样调查相关数据,选取已婚育龄流动妇女,对其婚育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期为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吉林省已婚育龄流动妇女初婚所占比例较高,选择在流入地结婚和生育的妇女的初婚和初育年龄延迟,地理通婚圈不断扩展。有71.2%的流动妇女生育子女个数为1个。流动妇女中婚前怀孕比例较高,其主要的影响因素为文化程度和初婚年份。     

农村计划外生育不容忽视——两个村的调查实例

1995年2月我们在山西省运城市金井乡谢家营村对20—40岁妇女的生育状况进行了调查。这个村地处平川,它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在山西省处于中上等水平。从表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村一孩生育者占总生育人数的27.7％,其中70％属于25岁及其以下年龄的妇女所生,95.6％属于28岁及其以下年龄所生,在20—40岁这83个妇女中,有23人只生育了一个孩子,并且这23人中,年龄处于25岁及其以下的就有16个,占一孩生育总人数的70％,年龄处于26—28岁之间的有6名,26岁的3人,27岁的1人,28岁的2人。超过30岁只有一人,而且是抱养的。这个村除20岁一个,21岁一个生育两个孩子的外,普遍生两个孩子的开始年龄为26岁,即自26岁开始至29岁止,每个年龄上都有,且在这个年龄组中占绝大多数的妇女生育了两个孩子。所以,按照这一规律,这25岁以下的16个生育一孩者,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有很大可能步入二孩生育者的行列。     

中国女性初婚模式变动趋势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女性的初婚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使用人口普查资料、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以及IPUMS数据,通过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曾婚比例、年龄别初婚概率、终身结婚期待率和预期单身寿命等指标探究我国女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初婚模式变动情况。研究发现30多年来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在波动中上升,到2017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达到25.60岁,而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推迟女性进入婚姻的时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明显高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另外,通过对各教育程度平均初婚年龄标准化与分解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对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影响作用增大;20-30岁年龄段女性婚姻推迟明显,曾婚比例不断降低,但女性终身未婚比例很低,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婚姻推迟现象最为明显,但其自身的结婚意愿并未降低,大部分女性只是推迟结婚时间,并不是不结婚。对净婚姻表各指标进行计算发现1982-2010年女性的年龄别初婚概率下降,尤其在20-30岁年龄段下降明显,初婚峰值年龄推迟,结婚年龄集中现象减弱。终身结婚期待率下降速度趋缓,随着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2010年27岁之后的终身结婚期待率要高于1990年与2000年,29-35岁女性的预期单身寿命也较前30年低,较大年龄未婚女性结婚等待时间缩短。     

现阶段我国晚婚悖逆因素析

<正> 一、问题的提出1980年我国第二部新婚姻法及1986年民政部颁布的《新婚姻登记办法》,将我国原定最低法定结婚年龄由男20岁、女18岁分别提高到男22岁、女20岁,各提高了2岁。这一变更本应使大多数人的结婚年龄推后,但恰恰相反,自1980年以来,我国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逐年提前,晚婚率开始逐年下降(见表一)。     

高校扩招对我国初婚年龄的影响——基于普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自高校扩招以来我国人口受教育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我国初婚年龄的影响.结果显示,高校扩招后,我国各年份出生同期人的中位初婚年龄持续上升;在2010年,受益于高校扩招的适婚人口的已婚比例相比2000年同龄人的已婚比例显著下降,且受高等教育人口的已婚比例低于未受高等教育人口的已婚比例.高校扩招带来的人口受教育结构变化对我国初婚的推迟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解释力表现出随年龄增加逐渐减小的特点,并具有性别差异,其中对“六普”时点23岁的男性解释力高达78％,对23岁女性的解释力亦超过50％.     

从统計数字看日本的人口老化及老人生活

人口老化速度在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日本以超过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数倍的人口老化速度迈进了高龄化社会。据日本总理府总务厅统计局于1986年9月15日“敬老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日本现有一亿二千一百六十六万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达一千二百八十万人,占10.5％;而1950年还只占4.9％。老年人口指数(即65岁以上老年人口对15至64岁生产年龄人口的比率)已由1950年的8.3％猛增到1986年的15.4％也就是说,生产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例已下降到6.5:1。     

计划生育形势分析与展望(1992—1993)

<正> 一、基本判断1.1992年的形势分析1992年是我国实施“八五”人口计划和十年规划的第二年,对计划生育工作来说,也是工作任务艰巨、困难较大的一年。1992年是建国以来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的峰顶,育龄妇女人数和生育旺盛期的妇女人数都达到了历史的高峰。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达到了3.157亿,20至29岁生育旺盛期的妇女人数达到1.230亿,23岁生育峰值年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