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以智哲学思想的再探討(續完)——与侯外庐先生商榷

方以智的認識論 (一)关于方以智的认識論問題,侯外庐先生在《东西均·序言》里讲: “在思維与存在的关系問題上,方以智最光輝的命題是薪火的比喩。他說:‘火固烈于薪,欲絕物以存心,犹絕薪而举火也,烏乎可?’<道艺篇>。人类的思維活动,即能思的‘心’,是依存于物质存在的,‘本一气耳,緣气生生,所以为气,呼之曰心’<尽心篇>。这里用薪火来比喻物与心,比古代无神論者以烛火喩形神更为明确,在理論上提高了一步”。在这里,侯先生虽未明确說出方以智是唯物論,但其言外之意很清楚,认为方以智用薪火喩物、心,是一种唯物主义观点。可是这样认識是有問題的。第一,我們知道,思維与自然界的关系     

对方以智哲学思想的再探讨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形形色色,千状万态,但它的本质或本原是什么?是精神还是物质?这是古往今来的哲学家、思想家不可避免地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而我们评价一个哲学家,最主要的也是要看他对这个问题是怎样回答和表述的。方以智是明末清初的名人、学者、又是艺术家和哲学家。他的哲学著作很多。他的哲学思想怎样?论者都以为是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我过去也写过《对方以智哲学思想的探讨》(连载于《江淮评论》一九     

方以智的哲学思想探讨

十七世纪的中国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当时长江流域又是一个造就杰出人物的摇篮。方以智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里,这样的摇篮中出现的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方以智(一六一一——一六七一),安徽桐城人。早年在桐城与南京读书,奠定了学术的基础。一直到明亡以前,他积极参加东林、复社的政治活动,写出不少政治论     

方东美哲学思想的理论归趣——与胡军先生商榷

本文对胡军关于“方东美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当代新道家”的论断提出商榷,指出方东美只是对儒家一部分人的卫“道统”思想提出批评,并不否定儒学的基本精神,更未妨碍其服膺于以原始儒学为代表的儒家正统思想。方东美尽管欣赏道家哲学的空灵,但他致力改变现实状况的强烈愿望,决定了他“还是要真正培养儒家的优点成为中国民族精神的重镇”,其学问归宗于现代新儒家。     

黑劳士問題的再探討

关于黑劳士的身份问题,在我国早就展开了爭論,但是到現在为止,这一问题还远远没有达到解决。学者們对这一问题大致有兩种看法,一种看法是,黑劳士是农奴,因为他們和中世紀的农奴相似,童書业先生等就是这样看的;另一种看法是,紀元前七世紀时,斯巴达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不可能产生封建生产关系,因此,尽管黑劳士和农奴有相似的地方,他們仍然是奴隶,最初我傾向于后者,但是經过一年来的探討,我觉得把黑劳士說成是奴隶理由还嫌不夠。日知先生在他的“我們在研究古代史中所存在的问题”一文中,特別请出古代的作家來証明黑劳士是奴隶,他說:“尽管古典作家关于黑劳士和黑劳士制的报导还不夠詳尽,而且各家的記載內容往往还有出     

试论刘知几是有神论者——兼与侯外庐、白寿彝两先生商榷

今年是我国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诞生的一千三百周年。刘知几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他以前,虽然已经有了不少的历史著作,并且已有悠久的史学传统,但是,以讨论史法而写成一总系统的理论专著的,却始自刘知几的《史通》。所以《史通》实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今天为了纪念刘知几,必须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他的著作进行科学的分析。既需要看到它在当时历史条件     

方以智的哲学思想及其内在取向

在形上的层面,方以智思想的特点之一是强调世界统一性的问题,他在著作中一再强调“合而不分”,有无、生死、古今、一多等等,对他而言均无根本差异。对方以智来说,具体对象之间的差别的相对性,归根到底可以追溯到太极：作为终极的存在,太极本身既超越天地万物,也无先后、终始之别。与注重无分的形而上思想相关的,是合二为一的观念。方以智的合二为一观念与注重合、消解分的形而上的观念是一致的,在他看来,整个世界的主导规定不是相分而是相合,由此,便合乎逻辑地引出方法论意义上以合为上的观念,合二为一的“辩证”思想,即与之相一致。在中国哲学中,形而上学、方法论与伦理学、认识论相关联,这一传统,体现于方以智对仁和知关系的理解,方以智一方面上承了仁知统一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强调“知统一切”,在仁和知的统一中,知识被置于主导方面。这一看法体现了新的时代趋向,并蕴含着哲学的某种转换。     

文艺学与科学的宇宙观——鲁枢元先生再商榷

“五四”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为基础的文艺学也开始在中国出现、生存、发展。到现在,它已经经历了七十年的风雨沧桑,走过了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从瞿秋白、鲁迅到毛泽东,从周扬、冯雪峰、胡风到何其芳、陈涌,几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家的共同努力     

文艺学与科学的思维——再与鲁枢元先生商榷

在《文艺学与科学的宇宙观》一文中,我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方法的差异,谈到鲁枢元先生贬抑科学的奇特心理产生的社会根源和认识论根源。然后,我又讨论了我们在“本体论”、“第一推动力”等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从而探讨了文艺学与科学的宇宙观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本文中,我将进一步展开我们在“物质”概念、世界的统一性等纯粹哲学问题上的分歧,並把论争的焦点移向鲁枢元先生自己比较满意的思维     

曹魏九品中正制再探讨——与王晓毅先生商榷

夏侯玄《时事议》的核心论旨,是要理顺中央吏部、台省长官与州郡中正三者之间的关系。文中所说"伦辈"、"辈类"诸语,是中正在品第人物时使用的专业术语,与曹魏三年一定品之制有关,意指列为同品。官品制度并非始于咸熙元年之后,而是创立于曹魏初年。上品二品与起家官品的对应关系并非是相差四品,而是表现为多层次性。自九品中正制一创立,中正之"品"就与"家世"有关,具有"门第"色彩。但"资品"之"资"不是指门资、世资,而是指资格、资历,与"家世"无关。     

孔子德论再探讨——兼与孙熙国先生商榷

孙熙国先生认为,孔子以"道"论"德",并在"道"的视角下观照"德"的意义,把"道"置入人心,从而为他的人性理论建立起了形上依据。实际上,孔子思想中包含着后世心性理论的因子,并不代表孔子本人已经建立起心性理论;以后学的思想来表述孔子的德论,亦有过度擢拔孔子理论高度的嫌疑。"德"在孔子那里不仅是道德品性,还具有神秘力量的意味。他因"天"言"德",在"天"的帷幕下论述"德",并试图将"德"置入人心,为儒家后学继续发展心性理论作了必要的理论铺垫。     

答《糖辨》——再与吉敦谕先生商榷

拜读了一九八○年第四期《社会科学战线》揭载的吉敦谕先生新著《糖辨》,实在不敢苟同。同时又联想起一九六二年第九期《江汉学报》所载的吉敦谕先生的《糖和蔗糖的制造在中国起于何时》和本人因此而写的刊载在同年第十一期《江汉学报》上的《关于“蔗糖的制造在中国起于何时”——与吉敦谕先生商榷》,不难看出,吉敦谕先生的这篇新著无疑是旧作的继续,因此,有必要予以答复。吉敦谕先生的新著,实际上并没有新内容,由于旧刊物现在很不易见到,我在二十年前对吉先生的旧著的评论是怎样说的、到底说了些什么,当然是读者乐于知道的,因而我这里尽可能用我的旧作来答复。     

兰大顺问题再考——与罗尔纲先生商榷

太平天国时期,在云南和四川暴发的李、兰农民起义的领袖是李永和与兰朝鼎,还是李永和与兰大顺?兰大顺是不是兰朝鼎?假如不是,那兰大顺又所指是谁?这些问题,在我国史学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一九七九年十月,《近代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了罗尔纲先生的《兰大顺问题考》一文(以下简称《考》),对李、兰起义史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兰义军首领为李永和与兰大顺。兰大顺不是兰朝鼎,也非兰朝柱,而是另一人兰朝璧;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在四川丹棱牺牲的不是兰大顺,但究系何人,文章未置可否。对此,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特提出来同罗老商榷:第一,李、兰义军的领袖是李永和与兰朝鼎,不是《考》中所说:一八六四年在陕西称兰大顺、后据刘蓉奏稿又名兰朝璧的人。第二,一八六二年冬率义军由川东北入陕,后曾占领西乡、洋县、周至的,是兰朝鼎的族兄,义军兰朝柱所部。一八六四年在周至被多隆阿军所困而突围的义军中,称兰大顺的统帅也是兰朝柱。现将我这样判断的根据分述如下。     

再论《隆中对》——兼与田余庆先生商榷

诸葛亮的《隆中对》在历史上影响巨大,既关系到三国的兴亡,又关系到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故后人对其议论甚多,近年来不少学者还提出了新的见解。笔者认为在《隆中对》研究上,必须以确凿的史料为依据,以不偏不倚,求实认真的态度进行全面深入的钻研,才能识其庐山真面目,还历史人物的本来。下面就谈谈个人《隆中对》有关问题的一些看法,并与同志们商榷之。     

再论人性的渊源——兼与沧南先生商榷

人和动物有共同的属性,但人的生存和动物的生存不一样,人类有"希望",动物没有"希望"。劳动是生存的手段,人的根本属性应根据劳动的目的来定义。关于生存、尊严、名誉、亲情、合群、自由、发展的人性分析与唯物史观内在一致。人性是习得的,并且是变化的。     

对封建统治阶级正面人物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再与王瑞明先生商榷

对于李纲这个历史人物,我研究得还很不够,谈不上对他进行系统的深入的评价。我写《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李纲》一文(《江汉学报》1963年第10期),只是提出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观点、方法来评价像李纲这样的历史人物的问題,以此求教和引起讨论。王瑞明先生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一文(《江汉学报》1963年第12期)中对我提出了许多问題,帮助我进一步思考这些问題,值得感谢。但是在李纲对待农民起义的立場有无转变、李纲爱国思想的实     

湖南影戏形成时间探考——与凌翼云、李跃忠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凌翼云的《湖南皮影戏史拾零》在论述湖南影戏的历史时,由于材料使用出现错误,导致结论不可靠;李跃忠的《湖南影戏形成时间略考》推断的湖南影戏形成时间明显靠后。今根据王夫之的相关资料,将湖南影戏形成时间推定在明末清初。     

被发之再商榷——回应汪少华先生

被发文身的被是披的借字,应释为剪或断.汪少华<再论被发>一文分别从字形关系、词的同一性、对文求义、异文运用、发式范围等五个方面质疑笔者的这一观点,而至为关键的是否定披荆斩棘中披与斩的意义等同关系.笔者认为,无论从词义理论还是言语实践来看,披都可归入斩类动词,汪先生一分披一斩截的理解模式因与语言事实相悖而不能成立.     

陈白沙哲学本体论的再认识——兼与章沛先生商榷

<正> 章沛先生在他所著《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中,提出“白沙的自然道论,是朴素唯物哲学本体论”观点,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我觉得陈白沙哲学本体论,就其体系而言,是比较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本体论.本人不惴浅陋,就此谈点个人看法,以就教于章沛先生及诸行家学者.     

再论“巴”之本义为五步蛇——与曹定云先生再商榷

巴人因巴而得名,巴最早是一种动物名(五步蛇),后来逐渐演变为地名(有五步蛇的地域)和族称(在巴域生活的族群)。甲骨文■(巴)字正是契合了巴人的这一特征,巧妙地将人与蛇的形体融合在一起。而巴式青铜器上的核心纹饰手心纹,同样可以解释为人与蛇(或称族群与蛇头)的组合,寓意为祖先与图腾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更是在考古学上证明巴人是崇拜五步蛇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