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中国儒学对朝鲜的影响

朝鲜是一个对中国儒学十分尊崇的国度。清朝时期,中国儒学对朝鲜的影响颇具特色,突出地体现于有清一代朝鲜统治者所提倡的“感戴皇明”的社会风尚以及在“尊王攘夷”的中国传统儒学的影响下,朝鲜完成了由被迫向清称臣纳贡到心甘情愿地做清藩属的历史过程。关于清朝时期朝鲜“感戴皇明”的原因,前人多简单地归结为“壬辰再造之恩”,却忽视了隐藏在这一表面现象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笔者认为,强调“三纲五常”、主张“尊王攘夷”的中国儒学是朝鲜对“皇明”的“感戴”能够历清一代,经久不衰的强大的精神支柱与思想基础,是朝鲜“感戴皇明”的深厚的文化背景。朝鲜对清政治立场的转变固然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中根本的起决定性的原因则是清文化的日益进步。     

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

儒学源于中国,泽被全球,而韩国是儒学最先传入的域外国家。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与其本土的文化习俗相融相生,形成了具有本土特点的韩国儒学。定儒教为国教的朝鲜王朝排佛崇儒,以朱子学作为立国准则,以儒治国,儒教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由此,儒学经过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期,至统一的新罗王朝,再至高丽王朝,最终在朝鲜王朝完成了其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本土化历程。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大明、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其二,朝鲜性理学的形成;其三,朝鲜书院及汉语教育的兴盛。     

朝鲜族民间舞蹈风格与朝鲜族民族文化渊源探析

朝鲜族民间舞蹈的风格凸现着朝鲜民族的文化特征。朝鲜族是一个深受外族文化影响的民族,其舞蹈风格必然带有外来文化的印迹。要深入了解朝鲜族民族舞蹈的语汇和思想内涵,需要深入了解朝鲜族民间舞蹈与朝鲜族民族文化的渊源。     

日本儒学本土化历程及特色

从日本社会对儒学的认知和实践看,日本儒学可以划分为对中国儒学的全面接受和儒学本土化过程的两大阶段.随着汉字、汉文化的东进,儒学以大化改新为标志在日本得到全面认同和接受,在日本列岛上扎根并成为日本民族重要的精神财富;经过千余年的传播与发展,儒学不断地与本土文化融合,以朱子学的出现为标志,成功地完成了日本儒学本土化的过程,成为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孕育了日本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     

日本武士家训中的儒学思想

日本被认为是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但是,随着中日不同社会结构的历史演变,日本儒学在许多方面具有与中国儒学不同的性质。武士家训就反映了这一点。儒学自5世纪初传入日本,即为统治阶级所学习。江户时代,武士谨言慎行、遵守礼节的自律与儒家道德相结合,修身之诫在家训中占很大比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两国社会状况的差异,日本儒学的内涵并不能完全与中国等同视之。     

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器物形象

朝日贸易使日本器物流入朝鲜,朝鲜文人通过日本器物又认识了日本,并形成了对日本的想象.在朝鲜通信使笔下,器物精良的日本形象主要是通过描绘日本的文化器物和工业器物建立起来的.在他们看来,日本大和民族是一个精于工艺、制品精良的民族.因而,他们十分羡慕日本的器物之制,并力主导入日本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工艺手法,以提高朝鲜的生产效益.     

袁桷生平、学术渊源及心路

袁桷为元代大德、延祐年间文坛领袖之一,在元代诗文方面影响很大。朝廷制策,勋臣碑铭多出其手。本文考证了袁桷生年、名号、纠正了历史上沿袭的错误,并对其儒学思想源流及心态进行了探讨。     

《马关条约》后日本对朝鲜的殖民吞并和对中国台湾的殖民统治

日本吞并朝鲜、对中国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经历了一个野蛮、狂暴的征服过程,充满了欺骗和血腥,激起了朝鲜、台湾人民的坚决反抗。征韩、征台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两个有密切联系的具体步骤。对韩国的征服和对中国台湾的占领,不仅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军国主义气焰,也为日本积极筹划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提供了战略物资基地和兵员库。     

古朝鲜文化探源

古朝鲜文化有三个来源：一是中华古老的汤谷扶桑十日神话,汤谷指朝鲜半岛东南端观日出测日景之地,也是朝鲜一词产生的人文基础。二是颛顼高阳族团文化,颛顼萨满文化、卵生神话与人工改变颅形习俗影响古朝鲜文化。三是殷商文化,殷商先起于东北并影响东北与朝鲜半岛,古辰国是商族海外属地,箕子所以“ 走之朝鲜”正与之有关。     

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与"儒学道德"

在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儒学道德"由明治时代开始时的被冷落、被排斥到"儒学道德"的复活;又从"儒学道德"的复活到"儒学道德"的被改造利用,直至明治政府颁布以"儒学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方针及国民道德方针,"儒学道德"在与"西方道德"的较量过程中显示出优势,甚至达到了至上的地位.明治时代后期日本对"儒学道德"思想歪曲恶用,二战后日本对"儒学道德"的利用又恢复到常态.在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无论是排斥、否定"儒学道德",或者崇尚"儒学道德",或者恶用"儒学道德",都无法将日本的道德思想与"儒学道德"剥离,"儒学道德"一直与明治时期的"道德运动"密切关联.纵观明治时代日本的"道德运动","儒学道德"是日本明治时代"道德运动"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一直是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梁漱溟与现代中日儒学知识共同体

梁漱溟的思想和著作是现代中日儒学知识共同体中的一个亮点 ,梁漱溟研究已经成为日本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一门“显学”。这不仅由于他特立独行的个性和人格 ,更因为他的思想与日本当代儒学具有相当程度的亲合性。在现代中日关系的具体历史环境中 ,日本人对梁漱溟著作和思想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分析这个过程 ,旨在为建构一个健康的关于现代中日儒学的知识平台而努力 ,这对思考儒学的地域性和国际性、传统性和现代性等问题也具有启发意义     

儒学的异化——日本武士道批判

儒学的本质是以“仁”为宗旨的思想,根本精神就是仁。凡是违反儒学的本质思想,违背以“仁”为价值导向,以人与人自身和谐发展的,一切反人性的道德畸形、人性变态和社会腐化等等都是儒学的异化。日本武士道正是这神异化的形态之一,并袁现出三神形式。     

朝鲜铁路与东北亚国际关系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及欧美列强为了获得朝鲜铁路的敷设权展开了长达20多年的争夺。这场斗争又与中国东北的铁路权益交织在一起,对东北亚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并诞生了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东西方结盟,即日英同盟。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夺取了整个朝鲜半岛的铁路敷设权,使朝鲜沦为自己的殖民地。     

华南的掷石戏与日本、朝鲜的石战戏

日本、朝鲜和中国华南 ,存在着形式相近的“石战戏”民俗 ,其意义也十分接近 ,都是借助石头的神力避邪驱魔 ,占卜一年吉凶 ,应属于南方型“照叶树林”的共同文化。石战戏在中国出现甚早 ,在石战戏存在的地区 ,出现专门的投石高手 ,组成军队 ,涌现名将。而日本和朝鲜也有相同的事例。这些现象都应该从东亚的广阔视野进行比较研究     

儒学的理论转向:现代平民儒学的建构

在传统社会里,儒学不仅是士大夫安身立命的学问,而且是平民追求人生意义的依据。平民将儒学的义理价值转化为生活日用,构成平民儒学。这一点在明代中晚期的泰州学派那里得到了全面展示。而在当代中国,社会成员从传统的"四民"到社会主义公民的身份转变,儒学赖以生存的土壤已经发生变化。因此,构建现代平民儒学就成为一项紧迫的理论任务。究其实质而言,现代平民儒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儒学理论转向的产物。     

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日本外交的文化渊源

亨廷顿发表的《文明冲突论》和“9·11”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人们对外交行为的文化探索。文化通过影响一国的外交行为进而影响国际关系。日本种种“不可思议”的外交行为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特殊文化”基因呢？日本的岛国环境使之具有了一种“岛国根性”，危机意识异常浓烈，因此“集团主义”成为日本文化的典型特征，外交上便表现为结盟外交和“不负责任”外交。独特的“耻感文化”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但是日本人的“町人根性”和特有的“中间人制度”完美地平衡了“耻感”，这一点从日本顺从地接受美国占领便可见一斑。日本“特殊文化”打造的外变气盾必须有所改变．才能在国际社会中有所作为。     

儒学的地域化与江南儒学

儒学的发展过程既经历了时间中的历史展开,也涉及空间中的地域分化。随着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心南移,儒学也出现了某种地域上的变化。与经济文化的南移相联系的是江南地区的地位逐渐突显,后者在儒学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之一,是所谓"江南儒学"的出现。江南儒学作为儒学的地域性形态,无疑包含儒学之为儒学的普遍品格,但同时又呈现了自身的发展趋向,并有其具体的个性特点。同时,正如广义的儒学需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取得新的形态一样,江南儒学也并非仅仅是以往的历史陈迹,而是面临在当代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这种发展既基于时代的具体背景,也以不同学术观念和取向之间的互动为前提,后者不仅关乎儒学自身不同取向之间的交融,而且展开为儒学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对话与沟通。     

当代儒学的五种形态

在当代中国儒学史上,内容不同、特点各异的开展儒学的形态已然形成,主要包括:宗教儒学、政治儒学、哲学儒学、伦理儒学、生活儒学。这五种儒学形态的形成,不仅有其深厚的理论意蕴,更有其深刻的实践意蕴。它们既是对中国现代性价值资源的探寻,也是对儒家思想的自觉性调适,因而其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儒学普遍主义的追求,而是一种在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张力之间对儒学的创新、对生命的安顿、对民族的铸魂之伟大实践。     

第五阶段儒学的发展与新新儒学的定位

儒学发展的五个阶段 ,首先是儒学发展的原初阶段 ,第二阶段为从古典儒学到汉代儒学 ,第三阶段为宋明新儒家 ,清代可视为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为当代新儒家。第五阶段中新新儒学的兴起在面对当代新儒家的盲点与弊执而进行再启蒙并回归原点再出发。此有两重点 :重点之一在掌握自我以掌握宇宙本体 ,掌握宇宙本体以掌握自我 ;重点之二在掌握天人一体的整体以面对现实 ,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