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组织与中国社会的治理和善治

现阶段中国慈善组织为促进中国社会的公正与和谐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传播慈善和公正理念;二、广泛的公益行动;三、有效的政治参与,促进有关公民社会发育的立法;四、监督(批评)政府部门的某些工作。在应对更多社会问题和全球化挑战的背景下,中国慈善组织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善治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地方治理探析

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转型时期的地方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治理困境。社会组织作为多元治理主体之一,在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不足、提升地方治理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山东省新泰市依托平安协会构建的平安共建机制,就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参与地方治理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的"新泰模式"体现了政府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和还政于民的治理趋势,这一模式为地方政府推进治理创新、进而实现"善治"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实践范例。     

善治之道:草根社会组织参与下的社区治理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民主化浪潮对传统的行政理念和模式提出了挑战,催生了社会对善治的诉求。而社区治理为居民提供的非物质公共产品———社会资本,是善治的基本组成成分,社会中社会资本的存量与社区中草根社会组织的数量成正相关,因此,草根社会组织参与下的社区治理是推动善治普遍形成的重要路径。本文首先对社区治理中草根社会组织的运行状况进行了分析,提出草根社会组织的参与促进了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而社会资本的增加是实现政府善治的必然要求。     

做社会治理和社会善治的先行者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强社会建设,营造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组织的良好氛围,2013年7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在昆明海埂会堂举办了“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组织座谈会”。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同志和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同志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来自全国的专家、部分省市自治区民政部门的领导和部分社会组织负责人共300多人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上23位专家学者围绕“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组织”主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发言,并为云南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组织建言献策,现从学术的角度,摘编6位专家的发言刊载。     

论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的听证制度——治理与善治的视角

听证制度是实现治理和善治目标的一项重要程序和制度保障,但是,从治理与善治的角度分析,现阶段,我国的听证制度却存在很多问题。我们应以治理与善治的核心理念为指导,积极推进我国听证制度的改革。     

以社会治理为导向推进社会组织发展

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产物。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只有当社会组织得到充分发展,具备承担主体的实力和能力,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才有可能实现。社会治理是我国党和政府适应社会发展趋势而主动选择的改革新思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为我国社会治理转型创造了条件,但与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应以社会治理改革思路为导向,大力发展社会组织。通过加强法制建设、独立性建设,确保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地位;通过推进政社分开,谋求社会组织发展的主体空间;通过加强社会自治,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作用。     

论中国政府治理与善治的实践与探索

治理与善治既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统治模式。它强调公共权力的社会化配置,需要成熟的市民社会的现实支持。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以及有效构成了善治的精神内核,民主发展的最终结果促进了治理的实现。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一个逐渐走向治理与善治的过程。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努力,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提出,政府主导型治理道路的确立,村民自治、社区建设、电子政府等典型案例的展开,标志着中国在走向善治的道路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善治之路并不平坦。舶来理论的本土化、治理失效问题的解决、第三种力量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都向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善治城市: 中国城市治理转型的目标与路径分析

“善治”是一种理想的城市治理模式。当代中国城市管理要实现其缓解或消除越来越严重的城市问题的使命,必须摆脱传统城市管理,走向现代城市治理,实现城市善治。我国现行的城市管理模式离城市善治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实现城市善治,形成善治城市的关键战略是适当的能力建设和协作管理,即城市政府通过自身“再造”,提升治理能力,增进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同时,努力寻求和发展非政府组织、企业、公众对城市治理的支持、参与和合作。     

政府善治：社会资本的视角

政府善治是政府治理的目标取向,它是伴随着政府治理的产生与不足而出现的对政府治理的一种替代性概念。政府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协作管理过程,它的本质就在于要求做到政府与公民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这种合作管理的基础是在公民中形成一种普遍存在的以信任、规范和参与网络为主要标志的社会资本。     

社会治理的“中间领域”:以社会组织为考察对象

现代社会治理是一项应对动态、多元和复杂环境的系统工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社会治理都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三者之间分工协作的结果。政府主导的基础领域、市场主导的顶层领域和社会主导的中间领域,构成了社会治理的三大类领域。社会组织的主导性参与,是社会治理中间领域最明显的特征。就中国而言,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间领域的过程中,提供的社会服务主要有基本化、专业化和协作化三种类型。社会组织对城市空间治理的参与,是中国社会治理中间领域新的实践探索,具有专业性、参与性和志愿性的特征。     

论社会治理中非政府组织的角色与功能

非政府组织凭借其自身所具有的民间性、自治性、志愿性、非盈利性等优势,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治理主体和治理机制的创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着政府、市场所不能替代的独特作用,并已经成为社会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和谐社会治理的重要机制。非政府组织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和谐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论纲

社会管理是一个颇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社会管理的根本目标是建立一个开放、自由、民主、公平、平等、和谐的社会,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工作.本文属于一个框架性的研究,主要对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历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理念与目标、方向与路径、创新的基础与重点等基础性问题作一个的探索性的分析,以期成为总结与研究各地创新经验的分析框架.     

论小区善治与社会建设创新

本文探讨城市商品房住宅小区这一特定的城市空间内的小区善治与社会建设创新问题。在正视小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基本矛盾和主要问题的前提下,立足于业主自治与小区善治的新视角,讨论小区善治与社会建设创新的关系。业主自治乃转型期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试验,体现并有助于城市基层民主政治的生长;小区善治为现代公民社会发育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也是创新社会建设的基本取向。     

社会风险与政府善治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加速,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日益增多。为应对社会风险的挑战,应构建善治结构,健全社会管理格局;加快包容性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升政府公信力,打造服务型政府;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善治要求政府承担更大的责任、安排更多的财政预算、更有效的政策和政治方面的制度创新,促进社会建设的良性发展,赢得绩效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     

包容性治理:社会治理的新思路

社会治理应该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作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体,包容性治理是对现有社会治理模式的优化与创新,并富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包容性治理源自存在逻辑同构性的治理理论与包容性发展理论,其核心意涵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主体的多元参与性,过程的互动合作性,成果的利益共享性.在我国,推行包容性社会治理是有其合理性与可行性的,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包容性治理预留了发展空间;社会治理危机的出现为包容性治理提供了实践动力;政府与社会管理职能转变、公民意识觉醒与社会组织发展都为包容性治理奠定了现实基础.与传统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式社会治理体制不同,以治理主体多元化、主体间基于立体治理网络的协同与合作、促进社会公平、容纳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发展为特征的包容性治理,将显示其优越性,并会成为我国社会治理实践的新思路、新选择.     

走向善治——大学治理权力结构的重构

大学是否能够实现善治主要是受大学治理权力结构合理性的制约。在大学善治的理念定位中应该包括以下四种价值:民主参与、学术自由、以人为本与开放包容。合理的大学治理权力结构具有如下三种特征:其一,能够确立起学术权力的核心地位;其二,能够产生与形成开放多元化的权力体系;其三,能够形成民主、平等、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     

中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由来、发展及变迁逻辑

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特点是城市和农村相分隔的二元式管理.前期为完成工业化,国家建立起以计划经济、统购统销、集体制、二元户籍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后期则在城市化进程下,建立起以准市场经济、承包制与村社制、低价征地为主要内容的管理体制.城乡分治的二元式管理对加速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工占农利和城占乡利之模式.本文对该模式之由来、发展路径和变迁趋势进行了剖析并与苏联农村管理体制对比发现,中国的二元社会管理体制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下其变迁方向亦另有独自路径.     

风险社会中的社会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系统组织理论的视角

在风险社会的多变环境和多重挑战下,不确定性因素和系统性风险对社会稳定发展的影响幅度也在不断累加,形成了社会治理体系演进的新挑战。以政府为主导的一元化垂直控制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政情和民意交错层叠状态下的社会治理需求。为了达到多元的公共利益的治理目标,并在这一过程中避免解决各类问题时都优先使用行政手段的过度治理倾向,需要借助系统组织的理论视角,以复杂系统中的信息对称为抓手,推动政府、社会、企业和公民建立治理共同体。本文通过分析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立足于系统治理的逻辑,提出了强调价值和意义体系、落脚于过程而非结构的动态治理模式,并从制度结构、治理能力、基层服务和社会心理四个方面探索了社会治理优化路径,为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