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公益创投促进公益组织发展

公益创投是近年来国际流行的推动公益事业发展的新形式,它将资本市场的创业风投理念引入慈善领域,充分调动企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帮助中小型公益组织提升能力。近年来,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推动下,公益创投逐步引入我国,在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增强公益服务能力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简要概括了公益创投的特点,对国内开展公益创投的情况进行了初步分析,并就如何推动公益创投在我国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操作性的建议。     

政府驱动视域下公益创投项目评估及地方实践

伴随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剧,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建设滞后,公共服务需求增长与提供方式单一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梳理项目评估模型的基本方法,应用程序逻辑评估模型,以云南省M区公益创投项目为研究对象开展评估研究,基于广泛式社区干预和集中式社区干预两大基本类型进行案例分析,系统呈现政府驱动社区公益创投地方实践的政策逻辑和发展路径。基于理论分析和案例评估,研究强调要完善加强公益创投项目的评估管理,结合地区社会经济条件推进高效的、可持续的、制度化的现代公益服务发展模式,积极构建政府主导多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格局,实现传统社会服务的转型和增量,以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增强个人、家庭和社区应对急剧社会变迁的适应能力。     

赋权社区:居民自治的一种可行性路径——以湖北省公益创投大赛为个案

社区居民自治水平和自治能力一直是学界所关注的议题.以湖北公益创投实践活动为个案,引入赋权理论视角,讨论了社区建设困境及出路,认为社区“失权”是居民自治水平低下的主因,而随着制度、经济、技术与心理维度上外部赋权的介入,能够利用社区公益组织载体,有效激发社区自我赋权,从而提升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与自我服务的能力.     

企业慈善社会责任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企业慈善社会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企业慈善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捐赠理念和管理相对落后,外部的捐赠环境也不尽理想,战略性公益、社会企业和公益创投等新生事物尚未形成趋势。这既有企业自身的限制,又有社会环境、政策方面的制约。要推动企业慈善社会责任的发展,需要政府、社会、慈善组织和企业四大主体共同优化捐赠环境,转变企业捐赠理念,提高管理水平,使慈善捐赠发挥出应有的战略增值作用,从而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实现社会公益和企业绩效的双赢。     

城市发展中公益设施建设和管理问题

所谓城市公益设施是指:政府为了改善人民生活环境,在城市范围内修建的公共建筑,是现代化文明城市的重要标志,如果说城市公益设施建设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综合性反映,那么管理则反映一个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市民的素质。目前,公益设施存在诸多问题且亟待解决。一、公益设施问题的多样性1.建设和管理的经费问题。在社会转型时期公益设施建设关系到人民对政府贡献率的评价,因而政府在公益设施的建设上倾注了更多的精力,但公益设施建设和管理须支付高额的建设费和管理费,因此往往是建设时心情豪迈而管理时心情沉重,景德镇是一个市区人口只有40多万…     

关于阻碍我国公益捐赠的因素分析

我国公益捐赠的整体水平不高,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主要原因是中国人缺少投入公益、慈善捐赠的传统;从政府角度看,中国政府对公益事业的不当介入一方面挤占了公益组织的空间,另一方面对公民捐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负面影响;从公益组织自身角度看,大量公益组织在一般民众中缺乏知名度、美誉度,导致捐赠渠道不畅,从而影响了整体的捐赠水平.为了扫除这些不利因素,为公益捐赠的健康发展铺平道路,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在其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为非营利部门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使有实力、有活力的公益组织成为接受公益捐赠的主渠道;另一方面通过执政方式的转变引导公民文化的形成,使公民养成对社会负责,积极捐赠的习惯.     

环境公益诉讼必要性分析——以环境行政执法机制的缺陷为视角

环境行政执法不力是导致我国环境公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甚至环境质量状况持续恶化的根本原因.唯有在环境行政执法体制之外建立起环境公益诉讼这一新的监督方式,才能平衡环境公益保护中污染企业与公众的参与力度和救济途径,以此督促环境行政执法远离“寻租”,并矫正政府与企业间的利益联系,最终达到提升环境行政效率、保护环境公益的法制目的.     

政府重点投资项目资金监管法律问题探析

为改善民生,更好地实现社会公益,我国政府往往会规划重点投资项目并进行相应资金上的支持.本文通过探讨目前我国在投资资金监管上的现状,分析政府重点投资项目资金法律监管的必要性,从财政预算的加强、政府投资监管法的制定、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完善以及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政府重点投资项目资金法律监管的一些建议,希翼对我国政府投资资金的法律监管问题有所裨益.     

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思考

随着环境形势的日益严峻,政府在环境监管中的作用愈发重要。我国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各级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但该法对地方政府怠于履行环境监管职责的情形没有设计相应的外部监督制度,客观上造成环境公益诉讼实践发展不平衡。借鉴欧美国家主要由公民或环保团体针对政府的环境违法行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环境公益诉讼立法例和司法实践,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关键是构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以规制环境保护领域的"政府失灵"现象,并理顺公共环境事务中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     

关于阻碍我国公益捐赠的因素分析

我国公益捐赠的整体水平不高,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主要原因是中国人缺少投入公益、慈善捐赠的传统;从政府角度看,中国政府对公益事业的不当介入一方面挤占了公益组织的空间,另一方面对公民捐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负面影响;从公益组织自身角度看,大量公益组织在一般民众中缺乏知名度、美誉度,导致捐赠渠道不畅,从而影响了整体的捐赠水平。为了扫除这些不利因素,为公益捐赠的健康发展铺平道路,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在其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为非营利部门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使有实力、有活力的公益组织成为接受公益捐赠的主渠道;另一方面通过执政方式的转变引导公民文化的形成,使公民养成对社会负责,积极捐赠的习惯。     

应急治理体系下公益协同体构建探析——以新冠肺炎疫情公益为例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暴露出我国公益慈善项目执行中的诸多问题,对我国国家形象和政府公信力造成损害。当风险社会来临,在我国构建起全新的应急治理体系下,分析政府、公益组织、企业三者的角色和责任,梳理此次新冠疫情公益协同体的构建和分工,为如何进一步完善公益协同体提供前瞻思路,对于今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防控有着重大意义。     

论征地法律制度对公众环境权的保护

本文从公共利益的内涵出发探讨了征地法律制度对公众环境权的保护问题.作者认为,生态环境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合理成分,法律应当保护公众的环境权.政府官员和企业在征地时忽视环境方面的损益分析,常常造成公众的环境权损失.防止这种损失的主要途径是公众对征地过程的参与,而公众参与的主要形式是环境公益诉讼.在此基础上,作者就征地过程中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西部旅游业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创建西部旅游业环境公益诉讼对西部旅游业实现环境法治具有保障作用,对西部旅游地政府管理具有监督和促进作用,对西部旅游业环境公益救济及环境侵权行为则具有预防作用.创建西部旅游业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应克服法律适应性和法律制度设计方面的难点,从立法形式和制度设计方面开辟旅游资源保护的司法救济途径.     

试论公益法人的监督

随着“全球结社革命”的兴起,公益法人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重视。公益法人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并享受一定程度的优惠待遇,因此应该受到政府和公众的监督。我国在建立公益法人制度时,应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例,完善公益法人的监督问题,促进公益法人健康和规范发展     

科技企业孵化器与创投机构股权分配问题探析

促进科技企业孵化器与创业投资机构合作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实现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在孵化器与创投的合作过程中,股权分配的公平性与合理性对合作系统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分析孵化器与创投均衡努力情况下的最优股权分配,并提出相应提升策略,从而促使孵化器与创投通过各种协议、契约结合成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的合作联盟.     

民间公益服务组织路径选择的SWOT分析

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系统正在构建。民间公益服务组织在社会中发挥着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的职责,SWOT框架清晰的分析了民间公益服务组织的处境,机遇与风险并存。抓住机遇、规避风险,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民间公益服务组织进而走向公民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而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信任、互惠、合作三种路径模式的功效耦合基础之上。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慈善救济活动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作为行业经济组织,继承和创新了会馆、公所的公益精神,在重视传统的业内济贫恤寡活动的同时,更广泛参与社会慈善救济活动。在同业公益方面,以同业救济及同业教育为主,而业内祀神的色彩渐趋弱化;在社会公益方面,同业公会代表行业商人赈灾救难、支持抗战、协助政府,以捐助钱物而非直接举办为其主要手段。此类公益活动有助于公会凝聚同业信任、树立公会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担了政府之社会责任,但过于频繁的救济活动也给同业公会带来了财政负担。     

购买服务中的合谋:科层制逻辑对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影响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已成为各地实现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创新的重要举措,通过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来完成职能转移、公共服务的"流程再造"也逐渐成为共识,对两者合作关系的有效治理也就成为了研究的焦点问题。文章讨论了N市在购买服务中的创新实践,反映购买服务初次探索中形成的街道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超管家关系",以及在第二次政府购买服务实践中,区民政局试图通过公益创投的形式,来引入具有市场逻辑特征的招标与契约管理以达到服务目标,但却需要面对合谋所带来的问题。实践表明,在社会服务购买中所倡导的严格合同管理及强调绩效等市场逻辑的背后,科层制逻辑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市场逻辑与科层制逻辑不仅相互碰撞冲突,也交织互容,对两者合作关系的治理更应从加强合同管理能力,构建良好合作及共治网络的角度来考虑。     

论社会管理新格局的形成与行政主体理论的变迁

强化社会管理是要求政府加大民生福利方面的投入,而不是包揽一切社会管理事务。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管理主体共同履行公益服务职能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正在形成。政府通过购买公益服务,与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形成合作伙伴关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途径。社会组织走上公共服务的前台引发了行政主体理论的变迁,社会行政组织成为行政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合作的慈善:香港地区政府与宗教慈善公益组织的关系及启示

香港社会现代慈善传统的形成与各大宗教团体密切相关.基督教会为回应社会问题发起慈善事业,奠定香港早期社会服务的基础.其后佛道教也积极致力慈善事业.港府早期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随着社会转型加剧社会问题增多而逐步承担社会福利服务的主要责任,确立政府出资并负责监管及与志愿机构提供社会服务的合作模式.政府监管包括对宗教慈善机构的注册、免税、募捐活动的审批和社会福利署对宗教慈善机构的服务施行监察职能.政府既给志愿机构进入慈善服务的自由,同时它们也有被政府淘汰退出的可能.在这种框架下,香港宗教慈善公益组织处于竞争性的慈善市场中,宗教慈善公益组织必须提高服务绩效和强化管理与透明度以获得社会认可方能维持自身生存.由于政府和宗教慈善组织的视角和利益差异,特别在牵涉到外部的社会公众与舆论压力的情况下其合作关系有时也充满张力.香港特区的这种模式及其经验为大陆在推进宗教慈善活动方面提供了某种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