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权利——哈贝马斯对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程序主义的权利概念分析

在对主体权利和人民主权关系的理解上,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自由主义把权利的正当性建立在道德自主性原则的基础上,强调人权高于主权,把人权看作是脱离人民主权而私人独立享受的东西,主张用一种弱的民主制度来实现人权。而共和主义则相反,从伦理共同体基础上理解人权和主权的关系,强调主权高于人权,认为人权只能在人民主权的实施中被享用,主张用一种强的民主制度来保障人权。而哈贝马斯强调从程序主义角度重新理解权利,把人不仅作为法律的承受者,而且作为法律的创制者,强调人权和主权是相互补充的,主张通过程序主义的民主制度保证同时实现人权和人民主权。但是这种程序主义却没有程序。     

自治与权威：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价值机理

诉讼程序中自治与权威的关系可以看作是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整合于当事人主义的价值蕴涵及运作机理中。当事人主义具有程序主体性、自律性特征和保障程序参加者的诉讼权利的价值取向,与意思自治原则的自由、平等、权利本位的价值蕴涵相融通。程序参加者的意思自治是当事人主义的重要支撑。以主张、质疑、举证为核心的平等对话机制有助于实现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价值功能。     

法律实用主义的进路及其贡献——司法能动主义的理论渊源

法律实用主义倡导一种语境主义和工具主义进路的法律理论.它既将法律视为历史的衍生物,又将法律视为实现社会福利的工具.法律实用主义在实践中主张一种司法能动主义,对美国司法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在我国法治实践以立法为中心转为司法为中心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倡导一种受法治约束的司法能动主义.     

新功利主义——拉兹对自由主义的证明

在当代自由主义中,权利主义是主流。同时,也有一些自由主义的理论家对权利主义不满,他们试图为自由主义提供一种不同的证明。拉兹就是这些自由主义者的代表。拉兹提供的证明是反对权利主义的,它以“幸福”为基础,主张“善”优先于“权利”。拉兹的证明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功利主义”。     

论生态主义法律观念下权利共同体范围的拓展

传统法律观念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哲学支撑,尊奉人类利益至上原则,并不能解决近代工业化以来人与自然关系逐渐严重恶化的事实.以生态主义为哲学根基的生态主义法律观念则倡导生态利益本位,主张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以保有生态整体作为所有权利的基础.在这种法律观念指引下,权利共同体的范围从人类拓展到了其他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从发展的层次上来看,包括动物的权利、生物的权利、大自然的权利等三个层次.     

历史视野下人工智能流派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

人工智能的流派大体上可分为符号主义、联结主义和行为主义,它们在历史上与知识产权法各自存在相应的联系.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符号主义人工智能以符号化的知识表征和逻辑推理为主要特点,客观上为知识产权法统一本质的概括提供了新的理论,并可以进行知识产权法专家系统的建构.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联结主义人工智能以模拟人脑的神经网络和学习过程为主要特点,与知识产权法具有共同的"鼓励学习"宗旨,又在专利客体、创造性审查、创新本质界定和法律伦理等方面提出了挑战.与互联网联系更加密切的行为主义人工智能强调智能行为是适应周围环境的进化行为,其契合了网络时代知识产权立法一定程度的"行为规制"转向,也对相关主体的权利博弈、保护对象的进化升级、智能交互行为的法律规制等带来了挑战.不同流派的人工智能既是知识产权法的调整对象又是其完善工具,它们应当彼此进行深度融合.     

实践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蜕变——杜威工具主义伦理观探析

杜威工具主义伦理观的理论基础是经验自然主义和工具主义哲学观,它视道德为谋取现实利益、实现人生幸福的工具,并在实用一功利的现实价值取向、变与不变相统一的人性论和个体道德经验的成长过程中得到全面体现.其本质是个人与社会关系上的"新个人主义".此一工具主义伦理现,使实用主义伦理学在获得其相对完整的理论形态的同时.全面实现了实践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转型.     

自由、权利与美德——桑德尔公民共和主义的核心观念及其问题

迈克尔·桑德尔是当代政治哲学谱系中公民共和主义的代表人物,其理论的核心观念主要体现为"作为共享自治的自由"、"作为公民参与的权利"以及"作为自我实现的美德"等。与自由主义相比,桑德尔的公民共和主义虽然同样强调自由、权利与美德,但由于它始终以营造一种倡导和推进共同善的政治空间为宗旨,建立一种让人的潜能得以"绽放"和实现的政治体系为目的,因而它对自由、权利与美德的理解赋予了更自觉的道德内涵,对于人的发展表现出更明确的道德诉求。也正因如此,公民共和主义依然面临着道德介入政治领域中而产生的相关价值难题与可行性局限。     

在秩序与自由之间:刑法父爱主义之提倡

从价值论上分析,刑法谦抑主义与刑法工具主义分别倚重自由与秩序,前者立足于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因主张刑法在法益保护上只能作为最后手段而显得过于理想化,而后者则侧重于刑法的秩序维护机能,从而规定了大量破坏行政管理秩序的犯罪,存在着权力过度扩张的风险.基于合理地组织对犯罪反应的需要,中国刑法应当倡导一种父爱主义立场,以求刑法干预能够在谦抑主义和工具主义之间达到最佳平衡点.其中,二元化犯罪模式即是这一立场的集中体现.     

从“关系情境主义”到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语境主义”——人工智能伦理范式基础的转换

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最根本的目的是增进人类的繁荣福祉,但是,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主张：“人工智能体中心论”主张应当使人工智能体符合人类伦理规范,有必要对它们进行伦理设计、监管;“关系情境主义”主张人是人工智能伦理的中心而非智能体,人工智能伦理应当是关于“人类善的伦理”;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语境主义”则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将生产力、道德、人的自由联系起来,从而从新的高度奠定了人工智能伦理范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