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北海西天梵境七佛塔碑记考

七佛造像在我国早期石窟中多见,在建筑石刻中,全国仅北京北海西天梵境七佛塔为一例。清代乾隆皇帝在大慈真如宝殿后为供奉七世佛像修建藏式塔亭一座,将七佛的种族、姓名、神足、执事弟子、佛子以及父母姓名等分别刻在7块石碑上,并御制《七佛塔碑记》以记之。七佛塔的塔亭设计、线刻佛像、所刻碑文等对研究清代的石刻艺术和民族关系史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云南王藏经碑》新探

《新纂云南通志》卷九三金石考收有《昆明筇竹寺圣旨碑》一通,著录为碑高四尺五寸,广二尺五寸,二十行,正书,碑阴刻蒙古文,今在昆明玉案山筇竹寺正殿壁中,云云。后有题跋。原碑碑文颇有夺误,新志所收复多讹舛。亦见蔡美彪教授编著的《元代白话碑集录》收载。按所谓碑阴所刻蒙古文即《云南王藏经碑》,过去未见汉译,或以为即圣旨碑所从译出的蒙古字原文,实误。据已故方国瑜教授所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八《元时期文物》     

齐鲁大地伊斯兰教第一碑

济南清真南大寺现存有一块于明弘治乙卯年(1495年)立的《济南府历城县礼拜寺重修记》碑。这块弘治碑是济南伊斯兰教明代碑刻中仅存的珍品,是济南伊斯兰教第一碑。据可靠资料证明,明代碑刻在全国存留为数甚少,而济南的这块弘治碑,可能是全国伊斯兰教现存的第六块碑。据说全国原有三块元碑,其中一块已毁,现存留两块。第一块是元至正八年(1348年)河北定州《重建礼拜寺记》碑,杨受益撰。第二块是元至正十年(1350年)广州《重建怀圣寺记》碑,郭嘉撰。第三块是元至正十年(1350年)泉州《清净寺碑》,吴鉴撰,已毁。明代碑刻现存留有:1.明永乐五年(…     

宗嘎唐代汉文摩崖碑铭补考——兼述吐蕃古道

1990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在吉隆县距县城宗嘎之北约五公里处发现了一通额题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的摩崖石刻碑铭.1994年《考古》第七期发表了文普队介绍此碑铭的文章(下称普文).笔者于1993年2月和1994年7月两度赴宗嘎对碑铭进行了详细的临摹记录,并拍摄了照片.兹试就碑铭及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考释和探讨,以求教于藏学界同仁.一、碑铭碑铭镌刻在一山咀修凿出的平整崖面上,其宽为81.5厘米,残高平均为51厘米.碑铭阴刻楷书24行,其中部分文字漫漶不清.又因其下端已损毁无存,原刻满行字数已不可估计.现每行残存6至11字不等,共计211字.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系篆刻阳文,清晰可读.依据笔者的临摹记录并参照所摄照片,碑铭与普文所刊布之文字基本相同,只是个别字略有差异.兹将碑铭录文如下,并补上普文所漏少量字.     

《河西老索神道碑铭》考释

本文首次全文公布河北保定出土的《河西老索神道碑铭》,该碑记录的老索家族情况,为西夏遗民在元代保定地区的活动提供了实证.本文认为现存的碑文为后代摹刻,初刻的具体时间尚待考证.     

漫话唐太宗与晋祠之铭并序碑

在中华的大舞台上,唐太宗李世民既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诗人、书法家,他御制御书的《晋祠之铭并序》碑,既是对"贞观之治"统一强盛的政治总结,也是一篇瑰丽多采的文学佳作,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珍品,是我们研究唐代书法艺术极其珍贵的文物,具有极高的文化和艺术价值。     

《大唐天竺使出铭》相关问题再探

１９９０年６月,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境内发现了一通额题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的摩崖石刻碑铭。这一重要的考古发现首次为唐代王玄策使团出使印度,以及唐代中印交通中“吐蕃——泥婆罗道”的路线等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实物材料。资料刊布之后[１],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十年来,国内学者对此碑的内容及涉及到的若干重要问题作过认真的研究,发表过一些很有启发性的意见。[２]     

王羲之——千年书法第一人

正古代书法作品流传到今天,一般区分为"碑"和"帖"两种。碑多数都是为了纪念一件事,或者纪念一个人专门写的书法作品,都是刻在一块石头上或者摩崖上,一般碑额上面都有正式的名字,比如《九成宫醴泉铭》《大唐三藏圣教序》。帖,就是便条,主要是书法家跟人的往来文字。历史上这些帖多数都是这样的便条,本来也没有正式的名字,名字都是后人在里面找出几个字作为代称,比如《伯远帖》《快雪时晴帖》《韭花帖》。如果是书法家抄录     

清朝用兵驻兵西藏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影响

清代用兵西藏是清治藏方略的重要内容,驻兵是用兵之后清政府在西藏进一步开展政治、军事工作的继续与发展。文章宏观地分析和研究了这一重要历史进程及其特点和影响,认为清代用兵驻兵西藏是清政府管理西藏地方过程中形成的一项制度,直接体现了清朝对西藏行使主权的力度和层面,其意义深远。它保卫了边疆、巩固了国防、安定了西藏、推动了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促进了西藏地方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积极发展,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回族将领马进祥

清代回族将领马进祥马兴民，马苏坤一、残存的《三代节孝墓表》碑１９８８年夏，笔者在固原城关镇田家洼村的果园内找到马进祥的半块碑石。碑石残高１米，宽６８公分，厚１８公分，碑文为楷书。我少年时代见此碑全文共三块，这是其中的下半块，共１８行。现将碑文缺字参照...     

有关《封燕然山铭》摩崖的三个问题

在蒙古国新发现的《封燕然山铭》摩崖是东汉窦宪北征匈奴后的纪念性遗存,与《后汉书》所记存在多处细微差异,个别异文可与蒙古国考古资料印证,凸显摩崖仍具有重要的文献研究价值。结合史籍记载和蒙古高原地理可知,传世文献中的燕然山确为今蒙古国的杭爱山,摩崖所在是中原与漠北之间的一处重要交通点。摩崖下方的"汉山"题刻不见于任何文献记载,再综合前述多处差异,推测班固后来对文本进行了润饰。     

《写寿班禅圣僧并赞》碑述略

在京城名刹西黄寺清净化城塔右前方、高大的饰花歇山重檐碑亭内,矗立着一座享誉中外的清代碑刻,即乾隆御制《写寿班禅圣僧并赞》碑,是乾隆皇帝特为纪念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班丹益喜(1738—1780)而建造的。该碑立于六世班禅大师圆寂之后,清净化城塔落成之时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五月,但碑文内容却是由乾隆皇帝完成于六世班禅大师圆寂之前、病重期间的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一月初一日。因《写寿班禅圣僧并赞》为乾隆御诗,故此碑又简称“御诗碑”。     

雍和宫御制喇嘛碑汉文、藏文碑文比较

雍和宫御制喇嘛碑是乾隆皇帝撰写的一篇雍和宫小传,概述了雍和宫由亲王府、行宫到喇嘛庙的发展过程,以及改宫为庙的目的。通过雍和宫御制喇嘛碑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清朝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民族间的关系。     

《塔尔寺的三块蒙藏文对照碑》

《青海社会科学》今年第2期发表了孟珂的《塔尔寺的三块蒙藏文对照碑》一文,就青海塔尔寺文殊殿内现存清代乾隆、道光年间的三通蒙藏文对照碑文进行了汉泽、注释,并加以简要说明。因该碑“对研究清朝中期塔尔寺的寺院经济情况及其与蒙古族的关系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故现将有关部分摘要如下。 一、蒙古族僧人罗布藏噶桑等献银买地供给僧人口粮碑     

聚讼纷纭说鹤铭

<正>镇江焦山的瘗鹤铭摩崖,那历劫沧桑的几块断石,不知岁月的百十个残字,自北宋重新发现以来,即以惊世的艺术魅力被历代书家们奉为经典,但此刻石既不署真名,亦不记年号,也不知何时落水,甚至没有留下一篇完整的铭文文本,千多年来,又为各种讹传、误解、伪刻所困扰。学者们在书撰者考证、铭文文本补缀、书风时代判定等方面争论不休,各持异见,莫衷一是,至今仍然存在着许多疑问。     

《西狭颂》艺术特色解读

<正>《西狭颂》基本概况《西狭颂》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峡颂》,碑额有“惠安西表”四篆字,故别称《惠安西表》。因碑文下有一潭,相传潭中有黄龙飞出,得名黄龙潭,又俗称《黄龙碑》。《西狭颂》为摩崖石刻,汉代隶书。刻成于东汉灵帝建宁四年6月13日（公元171年8月21日）。位于甘肃成县西10公里处抛沙镇东营村丰泉峡（也称鱼窍峡）中段的山崖上。全碑由四部分组成：     

云南现存北元宣光纪年文献考述

北元宣光纪年的文献传世无多,现存的主要又在云南。云南以外用宣光纪年的文献,者如下: 1、碑刻 (1)《西天提纳簿陀尊者浮图铭并序》 朝鲜李穑撰,韩修书并篆额,宣光八年戊午五月立,见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史传部二○八九号所收,刘喜海《海东金石存考》著录的《桧岩寺指空塔碑》,当即此碑。刘考说:     

宋《岷州广仁禅院碑》浅探——兼谈熙河之役后北宋对吐蕃的政策

(一) 《岷州广仁禅院碑》(以下简称《岷州碑》或《碑》)旧存甘肃省岷县西南的广福寺内。此碑立于北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一○八四年),至今已有九百余年。虽然碑文早已由先贤多次著录在册,但并未引起后人的重视,更谈不上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试     

吕坤与《近溪隐君家训》碑

明代思想家、哲学家吕坤任山西按察使期间,刻《近溪隐君家训》于石上,其内容极富哲理且寓意深远。本文通过对《近溪隐君家训》碑刻的研究,使人们对吕坤的思想、移风易俗、《近溪隐君家训》碑的作用等方面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使《近溪隐君家训》碑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发挥出积极的现实意义。     

广西上林唐碑唐城学术研讨会综述

20 0 3年1 2月1 3日～1 5日,在广西民族研究学会的协助下,中共上林县委员会和上林县人民政府组织召开了“广西上林唐碑唐城学术研讨会”。来自区内外及日本、越南等国家的8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现将学术研讨会综述如下:一、上林唐碑唐城概况上林有两块唐碑,一为“六合坚固大宅颂”(以下简称为“大宅颂”碑) ,刻于唐高宗永淳元年( 682年) ,位于今上林县澄泰乡洋渡村剥庙山山脚的一个岩洞中。碑高95厘米,宽64厘米。碑文为楷书,竖刻,共382字。另一碑为“检校廖州刺史韦敬辨智城碑”(以下简称“智城碑”) ,刻于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 6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