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和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并采用京津冀流动人口县级截面数据和定量模型,对影响京津冀流动人口空间格局形成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京津冀地域单元流动人口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各地区流动人口增长的内部差异明显;无论京津冀区域外还是区域内部的人口流动,均向北京市和天津市集聚;近几年京津冀流动人口增速虽然减缓,但向京津集聚的趋势未变.研究结果表明,在京津冀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中,经济因素中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影响最大,社会因素的影响次之,流动人口密度滞后效应再次,平均海拔影响因素最小.基于此,提出制定倾向河北省的京津冀一体化政策,包括注重发展河北省第三产业,增加河北省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湖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2012年．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了第五次“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在湖南省抽取的样本分布在长株潭等14个地市,本文以该样本数据为基础,选取流动人口融入意愿、对城市喜爱程度、对城市发展关注度、城市居民接纳态度等四个指标来衡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状况：运用OLS计量模型。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因素不再是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流动人口年龄、受教育水平、社会公共政策等成为重要影响因素：女性比男性具有更高社会融合度;受教育水平越高、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具有更高社会融合度。     

流动人口的避孕节育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调查研究"课题的调查数据,分个人背景、流动经历、婚育状态、配偶背景等几方面对流动人口的避孕知识了解状况、避孕知识获取渠道以及避孕措施实施状况进行描述分析、对比分析和多因素影响分析,并建立多分类有序logistic模型对流动人口避孕知识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总体避孕知识水平一般,受教育程度、流动经历、职业、孩子数量、避孕措施实施等方面是流动人口避孕知识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

利用公安部 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和国家统计局 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数据 ,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 :(1)城市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人数、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显著 ;与市区人口、市区非农业人口、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和市区客运总量相关不显著 ;与地区人口呈负相关。 (2 )流动人口超过 5 0万以上的城市 ,其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的社会经济因素回归效果较好 ,回归方程可以用于预测     

性别差异视角下的流动人口迁移距离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上海流动人口的分析

通过对流动人口迁移距离性别差异的考察发现:(1)女性流动人口的平均迁移距离长于男性23.1千米,个体因素、迁移特征、经济社会因素对男性、女性流动人口的迁移距离存在着不同方向和不同程度的影响。少数民族和农村户籍的女性流动人口的迁移距离明显长于男性。(2)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迁移距离不断增加,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学历的女性流动人口的迁移距离分别增加0.062、0.058、0.098和0.170个单位。(3)女性流动人口的迁移受到距离的阻抗作用强度弱于男性,距离每增加1%,流入的女性流动人口规模降低1.090%,而男性为1.275%。(4)引入经济发展差距(GDP)和收入差距变量后,各变量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发生变化,女性表现出学历、收入水平越高迁移得越远的特征。     

中国流动人口通婚圈研究——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迁移流动的发展,人们的社会交际圈子迅速扩大,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对社会以及流动人口自身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对其婚恋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领域,但目前学界和政府对此关心仍然不够。文章使用2013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流动人口通婚圈研究发现：除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户口和受教育程度等基本特征外,迁移流动行为也与通婚圈扩展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在流入地的居留时间、迁移流动地域范围和相对结婚时间都与跨省通婚有关,地理通婚圈扩展是社会良性发展的标志,但也不能忽视通婚圈扩展所带来的一些新问题和挑战。     

流动人口的择偶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以厦门市流动人口为例

利用“厦门市流动人口婚姻家庭抽样调查”的数据,描述流动人口择偶模式的主要特征,对流入厦门的流动人口的择偶意愿、目的、时间、标准以及途径等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流动人口择偶模式的对策建议。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在对择偶模式的选择和实践上越来越重视自身的需要和体验;在各种假想的影响因素中,教育、性别和年龄的作用最大,流出的时间和收入水平的影响却相对比较微弱。     

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问题的公共政策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增加,作为一个特殊的人口群体将长期存在。流动人口突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樊篱,为就业增加了竞争力,为城市增加了活力,为现代化增添了动力,也有力地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服务方式转变。然而,绝大部分流动的劳动力没有养老、工伤、医疗、失业等基本的社会保障。流动人口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现有的社会保障机制并没有完全覆盖每年近2亿的流动人口。由于一些流动人口缺乏基本的就业、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因此可能会引发一些治安问题和不安定因素。所以,建立有效的流动人口保障机制,是"以人为本"精神和社会公正的最好体现,也是实现社会安定团结局面的一个治本之策。本文简要分析了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现状以及建立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提出了若干建议。     

基于分层线性模型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结果和反映31个省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指标数据,建立分层线性模型从流动人口个体和省级层面考察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和作用程度的大小。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不仅与个人因素有关,而且还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化的影响。个体层面从户口性质、就业状况、医疗保险、自我融入意愿、本地人接受程度、收入情况与住房条件解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差异的63?12％;省级层面从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就业及基本社会保障解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差异为36?83％。最后从政府、公民社会参与角度出发,提出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措施和建议。     

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根据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有长期居留意愿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进行分析,发现个体特征、流动区域特征和家庭经济特征共同影响其落户意愿。研究表明:年龄对20-39岁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无显著影响,40岁及以上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随着年龄增加而下降;女性的落户意愿高于男性;无配偶者的落户意愿高于有配偶者;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则落户意愿越高;户口为农业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最低,户口为非农业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最高;只考虑流出地因素,从东部地区流出对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影响最低,从东北地区流出影响最高;只考虑流入地因素,流入东部地区对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影响最高,流入西部地区影响较高;在流入地购买住房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不高;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随着已购住房所在地行政级别的降低而逐渐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区域性;随着月收入增加,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先降低后提高;随着月住房支出增加,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提高。     

社会支持对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的影响——基于武汉和深圳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武汉和深圳两个城市727位流动老人的调查数据,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社会支持对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老人主要的社会支持主体是政府、社区和家庭;社会融合包括社会适应、心理融合和行为融合三个因子.实证结果表明,除家庭的经济支持外,社会支持的其他维度对流动老人的社会融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总体社会融合影响最大的是家庭情感支持,其次是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支持和医疗服务支持,再次是政府提供的老年福利和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基于此,本文从政府、社区和家庭三个层面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政府应增加流动老人的福利,并推动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方便流动老人就医和报销;社区支持的重点是建立和完善医养融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家庭成员须加大情感支持力度,关心流动老人的情感需求,并支持其继续学习,帮助流动老人融入社会.     

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状况的地区差异分析——基于2011年全国32个省级单位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

为了促进各地区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平衡发展,本文运用国家人口计生委于2011年7月在全国32个省级单位开展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与状况进行地区归类和差异分析。结果显示,32个地区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可归结为高参与、中参与、低参与三种类别。低参与地区涵盖了大部分西部和中部省份,中参与地区涵盖了一半的东部省份和1/3的中部省份,而高参与地区涵盖了另一半较为发达的东部省份和2个条件较好的西部省份。结合地区差异分析结果可知,相较而言,东部地区的社会保险参与状况较好,其次为中部,而西部较差。进一步从流动人口的相关特征来看,社会保险参与状况的地区差异与各类地区流动人口的社会基本情况、流动过程、家庭状况和就业特征等方面存在依存关系。     

“双独”家庭与消逝的企业家精神--来自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证据

家庭模式转变和流动人口创业难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两个突出问题,家庭模式转变是否是引起流动人口创业选择的重要力量？本文通过2014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考察家庭模式不同对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下文简称为“双独家庭”）的创业偏好显著低于其他家庭。其次,双独家庭创业精神的消逝,源于成长过程中应对困难能力的相对缺失。最后,本文发现双独家庭在自雇创业上显著低于其他家庭。经过考虑更多的控制变量、利用PSM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的结果依旧稳健。研究基于大样本微观数据获得的经验发现,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国激发创业活力提供新的政策洞见。     

城市流动人口社会化服务管理的困境与创新:基于贵阳市实践的探索

目前流动人口管理体制已进入由城市政府统筹协调的服务管理阶段。以贵阳市为例,从组织体系、信息平台、实践模式、工作机制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探索城市流动人口社会化服务管理的实践,分析城市流动人口社会化服务管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基于此,从理念、体制、模式、平台和支持体系等方面提出创新城市流动人口社会化服务管理的若干政策建议,以期实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社区化、组织化,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就业流动人口的单位分布及其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分析——基于106个城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结果

本文运用国家人口计生委2010年12月对106个城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结果,从流动人口的就业单位分布与就业身份构成角度,对就业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与状况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为,在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等私有性质单位就业的流动人口,是所有就业流动人口主力军,但其社会保险的参与水平明显偏低.且不同的就业身份,其各种社会保险的参与状况存在一定差别.而在公有性质单位或企业就业的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与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此外,在外资性质企业就业的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与水平处于高位.     

北京地区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北京地区流动人口幸福感的整体面貌、异质性特征和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构建序次逻辑回归模型,从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选取指标,分析各因素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婚姻、户口对流动人口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工作收入增加可以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幸福感,支持收入—消费—效用—幸福感的传递链条。自购房的流动人口幸福概率水平高于其他群体,从事生产职业和在公有制单位工作的流动人口幸福感较低,喜欢城市、愿意融入城市等心理因素与幸福感提升密切相关。     

家庭迁移决策分析——基于中国农村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状况调查数据,以家庭为单位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有无子女、子女年龄是影响家庭迁移的重要因素。与无子女的家庭相比,有子女家庭中夫妻二人至少一人外出打工的概率会大大降低,且子女年龄越小,影响越大。老人健康因素对一个家庭中夫妻二人是否至少有一人外出打工的影响不大,但家中男性老人健康较差会大大减少已婚子女夫妻共同外出打工的概率。     

中国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中国老年流动人口规模逐年增大,作为流动人口中的一个相对弱势的群体,他们的社会融入问题不仅关系自身的健康与生活质量,也关系区域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本文选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17万流动人口样本中筛选出6049份有效样本,从社会融入的意愿、客观社会融入程度和主观社会融入程度三个方面对老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现状进行分析,并实证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我国绝大多数的老年流动人口对于现居住地具有强烈的社会融入意愿,社会融入意愿高于流动人口总体;老年流动人口的客观社会融入程度较低,明显低于流动人口总体;老年流动人口感受到的本地人排斥程度小于流动人口总体。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存在主客观差异,主观社会融入程度较高且高于流动人口总体。鼓励和引导老年流动人口多与人来往,尤其是多与同乡以外的人来往,引导本地居民以更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对待老年流动人口,有效提高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流入地政府部门应将老年流动人口相关问题纳入区域整体规划,分层次、分类型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与方案。相应职能部门应重视老年流动人口,打破区域壁垒、实现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各项服务对接,将老年流动人口纳入社区服务对象范畴。     

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的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 ——基于264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从集聚收益与成本角度探讨城市人口规模的空间演化机制,并采用含有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流动网络权重的空间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不同层级城市人口规模的空间演化路径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不同层级城市人口规模演化路径均表现出显著的收敛增长特性,且1类大及以上城市的收敛增长系数最大,2类大城市和小城市系数大小相当并居中,中等城市的系数最小;工资、 第三产业发展、 教育、 医疗水平是促进人口规模增长的主要收益因素,环境污染强度是抑制人口规模增长的主要成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