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任官形式中的知判问题

唐代的知、判都是实履其任的,并逐渐由试摄官向差遣转化。作为试摄官的知、判有试用、代理、兼职等多种情况,俸禄略低于同品正官。作为差遣的知、判俸禄依寄禄官,旨在说明寄禄官和差遣的比照关系。寄禄官等于或低于所差遣职务的称知某官事,高于所差职务的称判某官事。至宋代,知、判成为差遣的主要任用形式。     

唐代御史纪行诗的认识价值

唐代御史台作为朝廷＂纪纲之司＂,职责广泛而重大,唐代御史由于职事活动的需要,经常巡查州县、巡边查访、知南选、出使各国。唐代御史行使其职事活动的过程,也是文学创作的过程。因监军、使边、巡边、带宪职入幕等多种原因,唐代御史出入边塞,＂得江山之助＂,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边塞诗,御史出行成为唐代边塞诗繁荣的推动因素之一。御史文学家在其职使行程中,还描写了特定地域的自然风光、民风民俗,这些诗歌不仅拓展了唐代文学的地理空间,也为唐代山水诗的兴盛带来契机。唐代御史纪行诗,是了解唐代地域文化风貌的宝贵资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认识价值。     

北宋前三朝台谏制度述论

宋代台谏制度是我国中古时期颇具特色的政治制度。所谓“台谏”，乃御史（御史台官）与谏官（两省谏官、谏院谏官）的合称。自秦、汉以来，御史为监察制度的主要执行者，而御史台是一个纠弹百官、肃正朝仪、鞫治诏狱的事务丛脞的职能机构；谏官职在规谏人君、议论朝政得失...     

包拯与庆历新政

北宋仁宗统治四十二年(1022—1063),其间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范仲淹主持推行的新政。新政的成败与具有建言和纠察之责的台谏官(御史与谏官的合称)有密切的关系。包拯恰在新政时期先后任监察御史里行和监察御史,属御史台官员。他对新政的态度及在此期间的表现,是评价其历史作用与地位的重要方面。以往研究包拯的论著,主要依据分类编辑的     

唐代宦官供奉官考

唐代宦官供奉官是不同于内侍省职事官或内诸司使的第三类称谓。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专职供奉官,侍奉在君侧以备顾问应对,执行奉使宣谕等任务;二是内诸司使兼任供奉官,由于部分内诸司使供职内廷,兼任供奉官则可经常接近皇帝;三是荣誉赏赐的加衔。等级上,最迟在咸通年间基于服色,已形成紫衣供奉官、绯衣小供奉官,包括绿衣供奉人员在内的等级鲜明的序列。相应的身份地位和任务等不尽相同,体现了宦官供奉系统逐渐成熟完备。宦官供奉系统具有鲜明的"私"的特征,是唐代皇帝意图建立个人权威系统的尝试,也是唐代加强中央集权制的一项政治措施。     

唐代“通判之官”释义简

“通判”在唐代并非九品序列之官,是为职官当自五代始。但是在唐代基础文献中,多见“通判之官”一词。故笔者检阅相关资料,对唐代“通判”之义做详细阐释。文章指出其有两种含义：一是动词,即“共同参理,分曹掌事”;二是名词,指“副贰之官”,是佐职的泛称,即所谓“通判之官”是也。笔者以为,唐代的“通判”是动词和名词之义兼用的;南唐时,以水部员外郎充“通判”的例证,表明了其具有了正式职官的特征,是其走向职官的标志性变化;北宋初,便置“通判”一职,并明确了它所应具有的行政、监察之责。     

解读王维的《使至塞上》

王维：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开元二十五年,河西节度副使战胜吐蕃,唐玄宗命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塞宣慰。监察御史是御史台的察院属下的官,正八品上,品秩很低。因此这一     

唐代百姓勋官考论

在唐代勋官不是给予特定人,而是以一般百姓为对象而赐予的官位.在唐朝成立过程中,"杂用隋制"的勋官开始赐予给许多百姓.虽然难以认清全部规模,太宗贞观年间勋官人数已经达到十万以上,在玄宗时期至少150万人以上.勋官的大量赐予具有两种意义.勋官把多数百姓作为赐予对象,并且从可以享受赎刑上的特权和役制上优待的特点,就会联系到汉代的民爵传统.但是,在唐代国家赐予勋官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动员人民的劳动力,并且这种功能却强调了勋官的官的特性.可以说勋官是半官半爵的存在.唐代对人民支配的特性,通过具有这种二重性的勋官,可以有效地支配人民,从这一点上,就能找到其特性.     

提点刑狱公事与审刑院、御史台推勘官

本文论述了提点刑狱官的设立、置废、职责范围、属员等情况,并系统介绍了审刑院、御史台推勘官的设立及职责。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相互关系、相似性及特点。     

宋代监察体制述论

宋代的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监察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具有承上启下的特征。中央监察系统通过强化皇权、削弱相权和御史台权、扩大御史监察范围、精简谏官人数、扩大监察职能、御史机构与行政机构相互监督、封驳官与台谏共享监察权 ,将秦汉以来的御史纠弹百官与言官谏诤君主合二而一 ,形成台谏合一体制。在地方建立了监司与通判两级监察体制 ,使监察体制更为严密 ,并为其后的元、明、清代多层次的地方监察体制奠定了基础。     

台谏对北宋仁宗年间党争的危害

朋党之争与宋代政治息息相关，且贯穿了整个大宋王朝的政治发展史。仁宗时期的党争是宋朝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党争，对后来熙、丰时期的党争产生了较大影响。两宋时期，随着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的加强，监察制度也进一步发展。宋真宗时御史台与谏院合二为一的趋势逐渐形成，这使得宋朝台谏的职能远远超过了唐朝，面对党争——宋朝政局动荡的最直接反映，台谏在党争中的作用亦不能被忽视。     

孝道与唐代官吏

唐代通过科举制度,强化了孝道作为官吏选拔任用的标准,并通过政策法规等措施激励官吏做孝道表率,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唐代官吏的道德素养。唐代官吏大多数不仅躬行孝道,而且积极劝导百姓行孝,使得“以孝治天下”的治国之策得以更好地贯彻,强化了整个社会的行孝之风,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试论唐代江南旧士族及其家学渊源

史界一般认为 ,至唐代 ,江南士族早已衰落。事实却是 :江南士族的衰落指一般而言 ,有些高门士族凭靠深厚的家学渊源和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 ,至唐代 ,又能顺应由门荫世袭制到科举选官制的转变 ,通过科举入仕 ,从而保持了世代勋贤冠冕的地位。唐代江南籍的宰相基本为六朝士族出身 ,表明江南地区在唐朝高层政权中的影响和作用主要是通过六朝士族 ,并非唐朝新兴的家族。特别是唐后期 ,江南旧士族在高层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和加强     

唐人袴褶服演变的文化美学解析

唐代官员袴褶服原为北方少数民族服饰,传入中原后,隋唐时期一度抬升至官员礼服.初、盛唐时期作为朝服、公服的替代品,至代宗朝后渐废,可谓命运多舛.袴褶服在唐代的演变经历正是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美学观念的具体体现,即自然美服从于伦理美.服饰,尤其是官员服饰,不仅具有御寒、遮体的基本功能,同时还体现着极强的等级性和礼仪性,是伦理政治物化形态.     

唐代对外交往中的译官

译官是唐王朝对外交往中设置的通晓“蕃语”的翻译人员。在中央,参与涉外事务的中书省和鸿胪寺设有译语人员;在地方,缘边州府由于执行对外交涉,行使对外权利,因而也有专门的翻译人员。在楚州地区,中央王朝还设有新罗译语,为入唐的新罗人和日本人提供翻译和接待等事宜;除了语言翻译以外,译官也参与导引宾客和接待使节的礼仪事务;有时还衔纳王命,出使外国,了解蕃情,并招引周边四夷入唐通好,在唐代的对外交往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唐代宦官来源研究

唐代以前,宦官的主要来源为对特定对象实施宫刑。宫刑废除以后,对特定对象实施宫刑不再成为宦官的主要来源,因此,唐代宦官的来源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从唐初到唐末,进献一直是宦官的重要来源。伴随着宦官权势的兴盛,宦官养子充任宦官亦成为唐代宦官的重要来源,到唐代中后期,宦官养子甚至成为唐代宦官的主要来源方式。除进献、宦官养子等来源方式外,部分中下级文武官员之子充任宦官也是唐代宦官的一种来源。     

我国亲属受贿罪的变迁

亲属受贿罪,始于唐律疏议第146条,即监临之官家人受贿。立法经历了五个阶段：汉晋南北朝,刑官不刑亲;隋唐两宋,刑亲重,刑官轻;元明清朝,刑亲趋重,刑官趋轻;清末废除亲属受贿刑法;历经百年,刑法修正案（七）恢复了亲属受贿刑法,刑亲不刑官。亲属受贿刑法的变迁,反映了我国刑法由专制主义向自由主义、由伦理法向现代法的历史进步;权力越大制约越强的清朝经验值得借鉴;废除亲属受贿刑法的教训值得深思。     

从唐诗看唐代科举在选官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

唐诗是唐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唐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其中得到了反映,包括科举制度.从唐诗中可以折射出唐代科举制在选官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取士人数少,受私人荐举的影响很大,科举及第不等于入仕,在选官制度中不占明显优势.     

论唐代帝王诏书中的生态意识

唐代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繁荣时期,也是传统生态意识演进的重要阶段。唐代帝王某些诏书在布告国家大政方针的同时,也蕴含着有益的生态意识,表现为“至和育物、大孝安亲”的生态和谐意识,“常慕好生之德、固无乐杀之心”的生态保护意识,“必资树艺、以利于人”的生态经营意识。在天人合一观念、社会思潮、重农思想的综合影响下,该时期帝王诏书中生态意识带有显著的时代特色。     

唐五代敦煌的营田与营田使考

营田是唐宋时期极为盛行的一种土地制度 ,它起源于南北朝边境地区的军事耕营 ,并在唐代均田制破坏的基础上得到广泛的推广 ,渐而变成以民营为主。本文利用敦煌文书 ,结合传统史籍 ,对唐五代敦煌地区的营田制度的实行史实与营田使官职进行了梳理与考证。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敦煌早在武则天时已实行民事营田 ,较内地为早。二是蕃占时期出现寺院营田 ,为其他地区所无。三是归义军时期曾大规模实行营田 ,仅瓜沙中心地区是民事营田 ,河西其他诸州为军事营田。四是敦煌地区实行了一套完整的营田使官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