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化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西方历史学有着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自古希腊发端至今已走过了漫长的历程,而西方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科自身的关注则始于16世纪文艺复兴的全盛时代。从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也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与变化。从方法上来讲,研究西方史学史应注重对西方史学遗产及时代趋向作出动态考察,注重开展中西史学之间互动关系的比较研究,以期深化我们对于西方史学、西方社会的了解与反思,更从整体上推动我国历史学科的发展。     

中国史学如何走向世界——由法国年鉴学派走向世界说开去

中国史学如何走向世界?这自然是一个“宏大话语”式的论题,需要汇聚各方智士仁人之识见,我个人多年从事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由这个题目自然地想到了法国年鉴学派。有道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法国年鉴学派走向世界的历程可为证明。1919年,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吕西安·     

史学是思想

“史学是思想”是一个本体论命题，而“史学是科学”和“史学是艺术”则属于一种对象论、目的论、形式论、功能论的命题。同时，“史学是思想”又不同于科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观点。因为，后者是一个历史本体论的命题，而前者则是一个史学本体论的命题。科学与艺术只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只有立足于“史学是思想”，二者才能被合理地统一起来。所以，史学的思想性永远高于科学性和艺术性。史学是思想，伟大的史家便昭示着思想的高度。     

时代中心的史学

随着各种专史的蓬勃兴起,传统的史学体系受到了日益解体的威胁,于是有人断言“史学的统一体消失在学科的多样化之中”了。传统史学百科全书式的“拼盘”体系的确应该解体,但是我们决不能把史学统一体的消失看成是“史学灵魂的复活”。学术是在不断的分析和综合运动之中发展完善的,在传统史学体系瓦解的同时,我们应当进行新的综合,建立新的统一体——时代中心的史学体系。所谓时代中心的史学,就是指历史学把每一个时代的中心内容作为它的研究对象,纳入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国际视野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构想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中国史学史研究视角的转换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辽宁史学百年回顾

20世纪辽宁史学如同中华民族近百年史 ,发展之路崎岖不平。自清末至“九·一八”事变 ,金毓黻和他的史籍是杰出代表。日伪统治时期实施奴化教育 ,史学研究遭到扼杀。新中国建立后迄 2 0世纪末 ,是辽宁史学快速发展、成绩辉煌的 50年 ,出版史学著作 50 0多部 ,发表论文 40 0 0余篇 ,在清史、史学史、奉系军阀史、甲午战争史、东北军史、军事后勤史、“九·一八”事变史、中国改革史、东北民族史、东北地方史、辽宁考古学及满学研究等方面形成了优势和特色。在新世纪 ,要使辽宁史学持续发展 ,更加繁荣 ,需加强四项建设 :即更新观念、形成团队精神、造就大师、研究手段现代化     

浅议何炳松对史学史的贡献

何炳松是本世纪上半叶风靡我国史坛几十年的“新史学派”代表人物,在史学研究中硕果累累。他对史学史提出过不少独到见解,并从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史料学等方面为中国史学史的草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     

在史学史的背景下:中国历史学的新命运

一在新旧世纪之交的史学转型过程中，重写史学史无疑是必要的。但“重写史学史”是一个大概念。对史学界来说，重写史学史则意味着必须要对三种史学史进行重写。这就是：自孔子以来的２０００年中国史学史，２０世纪的百年中国史学史，以及新时期至今的２０年史学史。这三...     

两宋史学批评的成就

在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两宋史学在理论上的成就十分突出．在历史观念方面，表现出深刻的忧患意识；在史学观念方面，表现出广泛而深入的史学批评意识，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推向繁荣阶段。其特点是具有自觉史学批评意识的史家赶来越多，提出的理论问题越来越深入，开展史学批评的范围越来越广泛．这几方面的“合力”，造成了中国史学在多速发展之后又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     

新时期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1978年,史学研究在结束了历时十年“文革”给它造成的恶劣影响与停滞之后,呈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新时期史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回顾新时期史学研究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看出,新时期史学研究呈现出几个阶段性(即时序性)的特点。1、冲破羁绊,拨乱反正。1978年以后,史学界结束了漫长的寒夜,史学研究触及了一些过去不敢涉足的所谓禁     

邵循正史学探析

在20世纪中国史学谱系中,邵循正史学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最初邵循正师从蒋廷黻,专攻中外关系史,他撰著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是"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出的中外关系史",中国学者开始在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以及对相关涉外历史事件的定性方面具有了话语权。在欧洲留学期间,邵循正改习蒙元史,大量参证中外文献,坚持语言学与史学考订相结合,成熟运用对音法、考证转借词、史文互证等方法是其蒙元史研究的突出特色。1949年以后,邵循正积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转向近代史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其史学研究的又一个高峰期。系统探析邵循正治史领域的前后变化,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其治学之路的特点,亦可从中窥见史家、史学与时代的关系。     

浅说古代西方史学的反省精神

认真了解与梳理西方史学的反省精神,对史学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追溯它的源头,西方史学的反省精神从古代就开始了。古希腊时代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在其叙述体的历史著作中,就显露端倪;其后,在希腊化时代的波里比阿那里,得到了延伸;在古罗马统治时期,更显光芒,卢奇安以其《论撰史》,回顾与总结了到他那个时代的西方史学,对史学反省发表了卓越的见解,它对于研究西方史学史之史,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工作都不乏现实意义。     

有关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些问题

在过去一个时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編写問題的討論中,比較普遍地提到,“史学史还是一門新的学科”,“中国史学史还是一門有待建立的学科”,認为現在編写的中国史学史,“应該有不同于旧史学史的嶄新面貌”,有的同志并且認为,“馬克思主义的史学史截然不同于資产阶級的史学史,需要建設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     

抗战时期郭沫若在重庆的史学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此阶段,郭沫若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由于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郭沫若始终紧扣时代脉搏,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先秦诸子研究、爱国主义题材历史剧的创作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大大推进了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李达史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李达史学思想是李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李达思想众多研究领域中,李达史学思想研究稍显单薄,但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集中在李达的唯物史观研究,李达与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问题研究,李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影响研究等四个方面。李达的史学思想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阶段,20世纪30年代;第二阶段是发展阶段,“文化大革命”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末;第三阶段是繁荣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不过,李达的史学思想研究仍存在四个方面的不足：第一,缺乏从史学理论的高度对李达的史学思想进行整体的考察和系统的概括;第二,缺乏从史学近代化的视角来考察李达史学思想的地位;第三,缺乏对李达的史学观和史学方法及其运用方面的研究;第四,缺乏将李达与同一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屈大均及其史学

屈大均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其史著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他的史学著述甚丰，其中《皇明四朝成仁录》与《广东新语》乃代表作。前者记叙抗清殉难志士事迹，成为后人研究南明史的重要典籍；后者记叙广东之天文地理、经济物产与历史沿革等，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地方社会经济史著。屈氏史著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史学思想：其一，屈氏历史观实源于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观；其二，立足现实、面向当代、弘扬民族大义，是屈氏著史的准则；其三，经世致用，着眼于国计民生；其四，辩证地看待局部与全局，注重区域史研究；其五，以诗为史，诗史并举，相得益彰。屈氏史著具有“摭实”与“警世”两大特点，前者乃史学本质，后者是史学的基本功能，屈氏在这两方面的运用都是成功的。     

全球史观和中国史学断想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新中国史学50年

新中国50年的史学，可以以十年“文革”结束、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具体地说，又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是第一个阶段，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确立，史学工作者学习、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在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历史发展动力以及史学工作诸问题上展开争论，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史学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但总的说来，各个方面还是取得了重大进展。“文革”十年为第二阶段，史学遭受空前的摧残，留给人们是痛苦的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1990年为第三阶段，历史学在反省和各种思潮碰撞中向前发展。199O年以后为第四阶段，历史学在重新学习与深化认识中不断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