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两国住房保障制度之异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在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和德国的住房保障制度具有一定代表性.美德两国住房保障制度的共同特征是:将住房保障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责;为住房保障提供法律依据;建设公共住房;建立住房保障财政金融支撑体系;根据形势变化对住房保障制度进行动态调整.但两国在住房保障制度建设中对房地产市场的干预目的、干预力度和干预手段却各不相同.两国住房保障制度的共同特征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其不同特征则体现出不同国情和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性.研究美德两国住房保障制度之异同,并加以借鉴,有利于我国住房保证制度的完善.     

南京市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水平定量分析

以南京市为例,在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替代率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南京市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替代率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显示：南京市失地农民养老金替代率在5%～24%之间,替代水平偏低。而采用ELES模型测定其合意替代率应在26%～41%之间。据此提出建议,为相关部门调整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水平提供参考。     

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中国城镇住房状况分析

分析判断我国城镇住房状况与市场发展阶段,有助于政府、企业和家庭科学地制定住房相关的决策。目前我国城镇住房供求总量基本平衡,已经跨越了住房绝对短缺的阶段,住房市场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匹配,但仍存在住房占有分布不均衡和住房质量水平偏低两个主要问题。展望未来,我国还需要经历5—10年的高速建设时期才能彻底解决住房短缺问题。随着住房短缺问题的逐步解决,人们对住房质量的要求将不断提高,即更加注重城市宜居性与住房舒适性。为解决住房市场当前存在的问题、适应市场未来发展趋势,我国现阶段住房市场的发展目标要以保障基本住房需求、促进住房资源的合理分配为核心,同时也要逐步注重提高住房质量与舒适度,加大对低质量住房的改造力度。     

农村基础养老金调整与财政负担水平研究

农村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对解决农村居民养老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还存在着诸如基础养老金缺乏动态调整机制、中央财政负担水平不适度等问题,制约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以CPI及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为假设条件,构建农村基础养老金动态调整机制,得到了动态调整后的农村基础养老金规模,并测算了中央财政的实际负担水平。通过设计农村中央财政适度负担水平模型,测算出中央财政理论适度负担水平,将其与实际负担水平进行比较,得出中央财政完全能够承担调整后基础养老金支付责任。     

住房保障对象界定困窘及其化解之道

目前我国住房保障对象界定,存在界定范围过窄、界定标准不合理与界定结果有效性不足等一系列困窘,相关立法不完善、界定方法不科学、界定主体与界定客体间信息不对称和监督退出机制不完善是导致这些困窘的原因.随着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我国应该加快住房保障立法步伐、完善政府职能、明确住房保障对象界定标准、细分收入层次和分配层次和加强对保障对象的动态监管,从而科学准确界定住房保障对象,合理分配住房保障公共资源,促进社会公平     

城镇住房保障规模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研究

城镇住房保障规模既受住房保障需要范围的影响,又受政府供给能力的约束.城镇住房保障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人均财政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恩格尔系数、人均住房消费支出、商品房市场价格、居民人均使用面积、住房自有率、城市化率、住宅用地年供应量和房地产开发投资量等,将这些影响因素分别与住房保障量或应受保障家庭比例之间做实证相关分析或理想值的模拟分析,可得到部分有意义的结果.其政策含义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水平,政府可对上述指标作政策性的适度调控,使城镇保障型住房的供应量努力保持供需的动态平衡.     

我国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分析

适度的外汇储备规模对一国经济的稳定和均衡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借鉴国内外各种研究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先对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实际持有量进行回归,探讨影响我国外汇储备需求的主要因素,再采用非均衡的分析方法,通过建立我国外汇储备需求的动态调整模型,推导我国外汇储备基本需求模型,并对我国外汇储备的基本需求进行测算.     

适度普惠型老年人社会福利制度探索——以陕西省为例

对现行老年人社会福利制度进行解析并建立计量模型,运用抽样调查数据,完善并调整了2008年陕西省老年人社会福利供给总量的公布数据;对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进行界定,构建了计量模型,以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进步程度为参照,测算了2020年我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的主要参数和需求总量;运用时间序列预测法测算了2020年我国社会福利可能提供的供给总量,并与适度普惠型老年人社会福利需求相比较.结果显示,2009~2020年陕西省老年人社会福利供给均小于社会福利需求,因此必须建立"全覆盖、多支柱、可持续"的社会福利制度.     

论发达国家公共住房管理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发达国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公共住房开发与管理模式，其共同特点对我国公共住房管理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我国应在建立政府主导的公共住房保障体制的前提下，加快公共住房的法规建设；加大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供应的政府投入；加大对住房的政策性金融、财政支持力度；特剐是要积极引导和扶持民间组织及个人合作建房，创新公共住房供给模式，加快公共住房建设步伐。     

论发达国家公共住房管理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发达国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公共住房开发与管理模式,其共同特点对我国公共住房管理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我国应在建立政府主导的公共住房保障体制的前提下,加快公共住房的法规建设;加大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供应的政府投入;加大对住房的政策性金融、财政支持力度;特别是要积极引导和扶持民间组织及个人合作建房,创新公共住房供给模式,加快公共住房建设步伐.     

基于贝叶斯模型平均（BMA）方法的中国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对可能影响中国房价的诸多因素的重要性问题进行识别和检验,基于模型不确定性的视角,使用中国30个省（区）2002~2013年面板数据,采用贝叶斯模型平均（BMA）方法进行模型设定与分析。研究认为,在可能对中国房价产生影响的19个指标中,信贷政策、心理预期、物价水平、房屋竣工面积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等5个解释变量的后验概率大于90%,它们是影响现阶段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决定因素;应通过差别化的信贷政策分区域控制房价,通过新闻媒体公开统计和发布房地产数据正确引导人们的心理预期,通过适宜的货币政策有效控制物价,通过保障性住房建设增加房地产供给,通过合理化的产业结构引导房价调控等,促进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住房保障体系中的廉租房退出机制

在政府构筑的保障房体系中,廉租房是最基础的层次,但由于廉租房在制度上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准入制度的设计也存在缺陷,再加上整个住房保障体系层次间流转不畅,我国各大城市廉租房普遍存在"只进不出"现象。因此。从整体来看,政府需要完善准入制度,构建动态监管的廉租房退出机制,并完善多层次阶梯式的住房保障体系。     

中国房价波动的福利效应研究进展

近年来房价上涨与居住福利的关系备受关注,虽然国内研究不如国外深入,但一些切合中国实际的研究应积极推进。综合来看,国内主要采用古典度量法、计量经济模型法和效用函数法来测度福利变化,其实证结论有三种倾向——不显著、正向或负向影响,但大多数文献认为高房价造成了居民福利损失,经济适用房政策有待改进。     

我国住房政策和住房保障制度思考

住房政策属于国家公共政策的一种,住房政策是政府为解决住房问题而制定的对策和具体措施,稳定而成熟的住房政策最终为住房保障立法所采纳。中国应根据不同社会和经济发展阶段所出现的住房问题,制定相应的住房政策,加强住房保障立法,促进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完善。     

社会公平视角下城市中低收入家庭住房政策研究

住房权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住房保障问题是不仅是一个民生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从社会公正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我国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政策存在的问题：如一些保障政策体现不充分,缺乏公平性,造成了＂社会排斥＂;保障范围狭小,农民工等被排除在外;政府对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的重视程度有待加强。针对这些问题从社会政策的视角提出了创新住房保障体系的对策、思路。     

新就业大学毕业生的住房保障问题

住房问题是世界性难题,大多数国家将之列为基本的社会政策而非纯粹发展经济的手段。新就业大学毕业生作为住房的"夹心层"群体中的成员,面临商品房价格高与自身购买力低的矛盾。长期以来,商品房供应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对称、国家住房保障制度没有覆盖到新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而就他们的收入而言,也不属于廉租房的保障对象,因而需要政府干预,构建阶层化的住房梯度消费秩序,调整住房供应结构,重点发展中小户型、中低价位的普通商品住房,以满足"夹心层"的住房需求。     

住房保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及其政府政策选择

为了更好地发挥住房保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需要从规范性角度探讨两者的内在联系。马克思的第一需要理论、福利经济学、政府干预理论和“第三条道路”的主张,为住房保障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住房保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能够通过影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得以实现。不同的住房保障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不尽相同,我国需要在保障形式、配租方式、保障标准和规划建设等方面完善住房保障制度。     

浅谈美国住房保障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住房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居民住房条件大幅改善,但房价的过快上涨又使低收入群体陷入住房困难,从而促使国家住房保障政策的出台。相比之下,欧美发达国家的住房保障政策起步较早,相关法律制度较为完善,住房保障的资金来源渠道较广,住房保障政策发展较为成熟,在诸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据此,拟通过文献研究的方式,在分析美国住房保障政策的基础上,将中美两国的住房保障制度进行对比,从而努力探寻我国在这一方面的实践启示。     

家庭资产选择、地区经济特征与居民消费水平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巨大,总需求明显不足,国内消费持续不振,居民消费亟待提升。基于生命周期假说,从理论上分析了家庭资产选择与居民消费的动态决策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16年CFPS的居民家庭数据并匹配同年度地区层面的宏观数据,构建分层线性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资产选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考察了地区经济特征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1)住房资产与金融资产都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现阶段住房资产的促进作用大于金融资产,可支配收入仍是决定居民消费的关键因素。(2)由地区层面因素造成的居民消费差异占整体消费差异的17.4%,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均对家庭资产的消费拉动效应产生了正向调节。其中,对金融资产的调节作用更明显,对住房资产的调节不明显。(3)在主要省份中,广东省家庭资产的消费促进效应最大,贵州省、甘肃省最小;与农村家庭相比,中国城镇家庭资产对消费的拉动更明显;财务回答人年龄处于36~50岁之间的家庭,家庭资产的消费拉动效果更大。研究结论表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积极推动地区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现阶段提升中国居民消费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