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公山森林公园的苗族文化与旅游展示设计

作者通过主持《雷公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和《雷公山国家森林公园详细规划》,对雷公山森林公园内的苗族文化资源进行了认真调查与分析。为了多层面地呈现出苗族原始文化的色彩斑和神秘,充分体现雷公山作为“苗疆圣地"、“苗疆民族中心"和“自然人文博物馆"的古朴淳厚、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情和资源地位,作者对苗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设计了开发利用属于物质文明的民族服饰文化、苗锦艺术、蜡染艺术、银饰艺术、手工艺艺术、民居建筑文化、饮食文化、医药文化、森林与农耕文化;属于精神文明的宗教与民俗文化、歌舞文化、节日文化、娱乐与体育竞技文化、民间传说文化;属于政治文明的苗族社会组织文化和栽岩文化等16个方面的具体方案与措施。     

《法律多元视角下的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来自黔东南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述评

在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领域,苗族习惯法以其“埋岩”、理词、契约、乡约、告示、寨老制等独特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占据着特殊的地位而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黔东南是苗族人口最多、最集中的聚居地,是苗族传统文化最为浓厚、风俗习惯与习惯法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因而,以黔东南苗族     

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的伦理观与社会规约

苗族古歌为苗族古代经典,作为无文字社会的口传经典不同于文字的经典叙事,苗族古歌具有民众性、日常性和表演性。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不仅反映了清水江苗族的祖先记忆、族群历史,而且是苗族生活的指导性原则,其“开亲歌”和“苗族贾理”即为苗族伦理观和社会规约的经典性口传文本。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主要从苗族的家与家族、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和人与人的社会伦理、社会规约等方面规范着苗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准则,并模塑清水江苗族的经济社会结构。现代化以来苗族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了苗族伦理观与社会规约的变化,苗族行为准则的“文本”开始由口传经典转化为国家法律与制度,苗族古歌也从“日常生活”状态转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形式。     

论苗族地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存在的原因

苗族地区也存在着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其存在的原因既有与我国其他地方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相同的一面,又有其独特的原因:延续的历史传统为该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具有继承性的社会组织为该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根基;富有对抗性的文化冲突是该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催化剂;极具隐蔽性的地理环境为该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天然的避风港;政治权力的软化脆弱是造成该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又一重要方面。这些原因主要是由于苗族地区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民族个性、地理环境都有其特殊性而产生的。     

黔东南雷山地区国家法与苗族习惯法关系研究

国家法和苗族习惯法一直处于一种互相磨合的状态中,有国家法对苗族习惯法让步的情况,也有苗族习惯法补充国家法的不足并不断向国家法靠近的情况。不能将苗族习惯法看作法治的对立面,必欲遏制或以现代法取代之。从社会秩序形成的角度而言,苗族习惯法是对国家法的补充。在内容上与国家法有冲突的习惯法是在国家法能够容忍的限度内存在的,同时这种习惯法符合地方性的文化价值观,当地人认为其存在是合理的。     

论民族地区的法律变通

既要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 ,又要依法对国家法律变通实施 ,这是我国民族地区实施国家法律的基本特点。法律变通是法律实施中解决国家法律与民族特点冲突的有效方法 ,而且具有可靠的理论根据和客观根据支持。法律变通受原则和范围约束 ,其方式有变通立法与变通司法之分。法律变通权是法律赋予民族地区的特有权力 ,是自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民族地区的法律变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由于种种原因 ,还存在一些问题。针对问题与原因 ,论文提出了一系列改进意见。     

“平权”社会的差序:清水江流域苗族群体的政治体系

清水江流域苗族群体属于"平权"社会,但并没有实行"逃避农业"和"逃避的社会结构"。尽管有清水江市场的发展和移民的流动,但苗族以血缘、地域、姻亲网络等结群。清水江苗族群体的"开寨始祖崇拜"、"姑舅交换婚"、"鬼蛊指控"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分类体系,然而这样的分类体系并不是"等级"的,其实质在于以"差序"的形式维护"平权",并以集体民主决策的议榔制度给予保障。     

试论民国时期陕北地区羊毛贸易的兴衰

民国年间,羊毛贸易在陕北地区商业中占主导地位,它经历了从鼎盛到衰落的发展过程,其贸易方式与路线几经更迭,它们的兴衰变迁又与陕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贸易性质、交通状况和战乱等因素有关。     

清代苗族女性史料的发掘与运用举隅——以清水江地区为例

众所周知,传统史学忽视女性历史的书写,而苗族女性史料则更少见于正史。运用民间遗存的各种文献,虽不免会遇到碎片化的窘境,然若从全国大量发现的民间历史文献中仔细捡练,亦能一窥下层妇女之生活实况。清代苗族女性生活实况的考察,囿于史料,极难展开。近年来,贵州清水江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民间历史文献,从这些契约文书、碑刻和族谱等民间生活史料,既可了解清代苗族女性通过"租山栽杉"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又可了解她们"上碑入谱"的社会权利,还可以了解到她们的婚姻缔结之变化及自由,是研究清代苗族女性的宝贵史料。     

论明朝初期对水西彝族地区的法律控制

明朝初期,朝廷通过设立土司、加强对土官的管理、推进司法管辖等措施,加强对水西地区的法律控制。延续因俗而治,利用水西地区特殊的政权治理彝民,实现了对水西地区的有效统治。     

民国时期甘青宁地区图书文化事业发展略述

民国时期甘青宁地区的图书文化事业发展大体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平稳、渐进到迅猛发展的过程。文章从甘青宁地区信息业发展状况、寺院印书院及藏书、图书馆建设等三个方面对民国时期甘青宁图书文化事业发展作了简要介绍和论述。     

民国福建度政考论

度量衡与天文立法、音律三者是我国中华古老文明的基础,是民众从事经济活动的重要凭借,是百物制度的标准,也是国家政权统一的象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自民国建立,福建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开始了全省度量衡标准的划一与度量衡新器的推行工作,促进了民国时期福建经济社会的发展。     

略论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的赈灾措施

民国前,东北地方政府在赈灾政策中主要采取＂旗民分赈＂的二元化赈灾体系;民国后,在五族共和、人人平等的旗帜下＂,旗民分赈＂的二元化赈灾体制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按受灾严重程度的平等赈济。这种变化不失为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在赈灾政策上的一大进步。同时,民间义赈逐步兴起。这些转变对于整个近代东北地区社会慈善救助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华民国时期《司法公报》述略

司法公报是民国时期官方出版的一种司法类期刊.北京政府时期司法部发行有《司法公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公报按时间之先后可分为司法部之《司法公报》,司法院之《司法公报》和《司法院公报》,司法行政部之《司法行政公报》,以及前述《司法行政公报》和《司法院公报》合并后之司法院《司法公报》.文章主要对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公报的办刊主体、刊物体例、主要内容、办刊周期等方面的发展变迁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梳理,并对这两个时期司法公报在内容方面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分析.司法公报记录了民国时期的各种立法、司法状况,是我们研究民国法律制度、司法实践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民国政府公教人员生活状况的演变

以抗日战争的爆发为界,民国政府公教人员的生活状况发生了由舒适到艰难的演变。在民国成立之初,公教人员的工资标准普遍较高。收入最少的小学教员没能量入为出,其他人员就更是舒适安然、衣食无忧。抗战爆发以后,随着战时的通货膨胀,公教人员的工薪实值越来越少,他们的生活状况也日趋艰难。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最后几年中,公教人员竟沦落到难以维持基本温饱的地步。前期的舒适稳定与后期的贫困动荡,使他们在感受物质反差与失落的同时,也对政府产生了深深的失望。      

民国时期重庆码头苦力劳动生活微探

重庆地处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自近代重庆开埠以来,重庆码头搬运业逐渐兴起,成为重庆近代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行业。受政治、经济以及地理条件的影响,重庆地区的码头搬运业在民国时期有了显著的发展。随着码头搬运业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社会群体———码头工人,这一新兴城市底层群体在近代重庆城市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码头工作的苦力为切入点,揭示这一群体在民国时期的生活写照,勾勒出重庆城市底层群体的全貌。     

道光朝清廷在贵州苗疆的治理和法律控制

道光年间，清朝在贵州苗疆的统治已愈百年之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清廷为了加强对贵州苗疆的统治，在前朝立法和政策的基础上，作了一定的调整，加速了贵州苗疆的内地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司法管辖上，通过治苗条例、章程等具体制度层面上的灵活调整，逐渐施行与内地一致的法律制度；二是在处理苗汉关系问题上，道光朝对此前的民族封禁和隔离政策有所松动。这些措施的实施，有利于贵州苗疆各少数民族和周边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进步。     

试论清末与民国时期的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对清末及民国时期的司法独立状况进行了概括 ;分析了清末司法独立思想产生的原因 ;认为这两个时期的司法独立是被扭曲的司法独立 ,而非真正的独立 ,其深层原因是由于缺乏发达的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和与之相适应的价值理念。     

新中国成立初期司法变革的回溯与反思

社会变迁是司法变革的先导。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生的巨大变化,党和国家废除了国民党的"旧法统"和"六法全书",秉持"兴无灭资"的司法观和"学苏批资"的法制观,展开了浩大的司法改革运动,确立了新中国崭新的司法秩序。"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站在时代新的转捩点上回溯与反思60年前那场深刻的司法变革,对于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和警示意义。     

民国时期湘西匪患成因分析

民国时期湘西匪患严重 ,由最初打家劫舍的散匪逐渐演变为具有一定武装力量和政治势力的股匪 ,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形成了“湘西多匪”的思维定势 ,这种现象的出现有特定的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