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权力结构民主转型：阻力及其逻辑

村庄权力对村庄公共事务与权力资源有支配和控制力，为了实现各自利益，乡镇、传统精英、家族、黑恶势力等追求村庄权力，推进了权力结构的演化，同时阻碍了其民主化。在围绕村庄权力而展开的博弈中，将这些社会力量视为有自身利益诉求的主体，成了村庄权力结构民主转型的阻力。各种阻力的生成有其内在逻辑。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研究 ———以河北周村修路事件分析为例

国家外部资源在试图进入村庄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无法顺利地与村庄内部资源结合,完成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存有小农理性的村民在决策过程中对于公共产品供给的关联因素的权衡选择以及目前在农村实行的"一事一议"决策制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实践偏差,是导致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执行困境的主要原因。从外部进入村庄的强制力试图通过对于村落理性的限制而解决现实困境的效果甚微,一种基于村落新的共同体认同和民间权威认同的内生约束力量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村庄决策执行的真正行动力。公共决策的顺利实行有赖于在村落中寻找基于"公"的认同而发挥约束作用的公共产品与理性追求个体私利的村民的联络点,以最终实现公共产品的决策与供给。     

村庄类型与农民公共精神的差异性呈现——胜利村、南坝村和十里村的比较

根据村庄社会关联形式和性质的不同,分别从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和关联度评价、村庄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意愿和价值评价、对待村规民约的态度、对公共事务的意见表达行为及村民日常生活中寻求帮助的方式选择等维度对胜利村、南坝村和十里村三个村庄农民公共精神表征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社会关联程度和性质不同的村庄农民公共精神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社会关联度较高的村庄农民对公共事务的态度、价值认同及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行为都高于社会关联度相对较低的村庄。因此,建议通过加强对农村社会公共文化生活的重构,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与公共理念。     

论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公共危机治理——以汶川“5.12”地震为例

现实中应对公共危机的思路基本上遵循的是全能国家逻辑,该逻辑既与公共危机的特性不相符合,又过于简单,甚至扭曲了现代政府治理的制度特征,因而在危机管理的实践中成效不彰。本文立足于利益相关者分析,以汶川5.12地震为案例,认为要科学合理地应对日益频发的公共危机,应对思路就必须由全能国家逻辑下的政府单边治理向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复合治理转型。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公共危机治理的要义就在于通过利益相关者间多元角色的互动,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主动性与合作精神,从而提高公共危机治理的效率与回应性。     

事后博弈和地方政府的连续决策过程

《地方治理、财政和公共预算》一书提供了政府连续决策的若干案例。本文通过这些案例,进一步分析地方政府的连续决策过程,并且认为事后博弈对初始决策起到某种校正作用,但毕竟使利益相关者承受了一定的磨难。只有把博弈的环节前置,让利益相关者在事前博弈,才能真正实现决策的民主化与社会和谐。     

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文化建构视角

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内化于村民对身份与利益的认同,外化为村民行为的一致性,村民之间的合作或曰拧成一股绳是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形成的关键因素。文化建构视角下,行为体的行为既受利益的驱动也受身份的限制。身份和利益是行为体在长期互动实践中形成的,这种互动实践过程也是行为体修正、转变甚至放弃私有观念进而形成共有观念,即文化结构形成的过程。文化结构形成后,会进一步强化行为体身份和利益认同,并约束行为体行为。目前,乡村存在两种典型的文化结构：冲突型文化结构和合作型文化结构。在这两种文化结构中,行为体无论是对身份和利益的认同,还是外在行为表现都是不同的。在合作型文化结构中,行为体偏向协调合作,村庄集体行为趋于一致,这有利于村庄内生动力的培育和提升;相反,在冲突型文化结构中,行为体偏向冲突不合作,村庄集体行为很难趋于一致,这有损村庄内生动力的培育和提升。虽然观念结构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但是文化结构的转型是可行的。     

农村非农经济发展中的法社会学问题的理性思考--对三个典型村庄非农产业发展的调查研究报告

当前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在推动我国法律运行的同时,也存在对法律运行起着制约作用的因素,如"家族经营制"、"拟家族关系泛化"、"村庄单位文化"、"人情关系"等.如何在农村非农经济发展中实现法律文化与传统文化互动整合,对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利益相关者分析——以黑龙江省现代农业示范区为例

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改进的米切尔评分法,划分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利益相关者。以黑龙江省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公共物品供给为例,分析农村公共物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提出根据农村公共物品的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诉求,有效加强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对策。     

论政府传播的客体——“利益相关者”视角

政府传播是政府议程(或公共政策)、政府施政行为等内政外交之信息和价值观的扩散、接收、交互、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作过程.文章从“利益相关者”视角,解析了政府传播的客体国内公众和国际公众的角色功能及其对主体的影响.同时论述了某种情形下,这些“利益相关者”中“确定型利益相关者”、“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及“潜在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文章还进而探析了一个更值得注意的问题:web2.0新传播技术背景下利益相关者在政府传播中另一层面的角色变化.随着web2.0的发展和普及,利益相关群体(或个人),透过某一平台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联系与交流,日渐成为另一个“传播中心”.他们彼此进行讨论、质疑政府决策的优劣.通过此,利益相关者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号召力.     

村庄精英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角色扮演——以甘肃定西市Z村婚嫁丧葬仪式为例

在西北农村社区中，传统精英在村庄婚嫁丧葬仪式中，乃至社区秩序的维护中仍然起着主导作用。通过描述Z村传统精英的角色扮演过程，进而在对由传统型精英、卡里斯马型精英和法理型精英组成的村庄精英形成机制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他们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角色扮演和功能，预示其对于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     

村庄精英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角色与功能——以华中地区L村为例

村庄精英是一群内生于农村社区共同体内的不同资本拥有者,他们以社会环境为背景,以个人能力和条件为支撑,以农村的自然和人文空间为表演舞台,在村庄权力互动结构中居于承上(国家)启下(村民)的中介地位,构成了村庄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结合部.通过对村庄精英的角色和功能的分析,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村庄精英在农村的权力结构功能的发挥.通过实地考察湖南省岳阳市L村中的村庄精英在丧礼仪式中的具体运作和所开展的工作,来探讨他们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角色及功能,以便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更好地发挥村庄精英的作用.     

公共危机治理的两个理论追问——"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

围绕公共危机治理“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这两个问题展开分析与考察,认为在伴随全球化到来的风险社会中,公共危机治理的转型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公共危机的特性以及传统的政府危机管理模式自身所固有的缺陷,已使得国家单中心治理模式日渐式微,必须向现代的公共危机治理转型。与此同时,公共危机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模式也为公共危机治理的转型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的行动指南,它要求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能动性与合作精神,实现公共危机的复合治理。     

全球化和信息化对海洋渔业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利益相关者对海洋渔业及其管理现状的理解日趋深刻和全面，决策参与程度及实质性影响因而不断增大，渔业网络治理兴起并渐成气候，传统的单向线性集权型管理面临挑战。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应主动顺应这一潮流，走出“命令与服从”困境，适应、参与并有效推动渔业网络治理进程，与利益相关者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实现海洋渔业可持续治理目标。渔业管理研究者应关注这一现象及其演变趋势，开展有关渔业网络治理的形态、结构、机制、绩效和正反效应等方面的研究。     

设定公共决策目标的伦理原则与伦理模式

当代西方对公共决策及其目标设定进行了制度伦理、伦理评价、伦理选择模式等探索。以此为启发,设定公共决策目标应坚持伦理关怀、兼顾效益与公正的伦理原则,其伦理模式应包括以下六大环节:设定决策目标的综合公共利益;对决策主体的伦理要求和制度约束;进行公共决策环境的伦理评估;发动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对公共决策过程进行控制与矫正;注重公共决策目标的道德满足度。     

契矩之道:解决我国市场经济中公平与效率矛盾的伦理工具

制度正义的背后是制度由什么样的"人"建立的问题,是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合理利益需求的问题.因此,从经济伦理的角度看,经济体制改革背后应是"人"的力量.分析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发现市场改革中存在四大类型的利益相关者,各自对改革有不同态度,构成不同的改革动力和利益目标.指出改革深化所能依靠的是正义力量,阻碍改革的是落后力量、非正义力量.当前改革最大的困难不是效率而是公平,改革的继续深化必须依赖于各类利益相关者之间"絜矩之道"的形成.     

公共治理的复杂性转向

复杂性时代需要复杂性的治理。传统公共治理遵循以控制复杂性为核心的"简单性模式"的治理逻辑,不但无法实现对复杂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反而导致政府对复杂性治理能力的下降。这是因为传统公共治理未能理解公共事务的复杂性。根据复杂性科学的观点,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公共事务复杂性包含组分复杂性、结构复杂性与功能复杂性三个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公共事务的复杂性是公共事务这一复杂系统涌现的结果,具有不可还原性的整体性特征。治理复杂性的关键是以复杂性应对复杂性,通过创造治理系统的复杂性实现公共治理的复杂性转向。为此,中国的公共治理需要转向网络治理、协同治理和分权治理,以分别回应公共事务组分、结构和功能的复杂性。     

农民工“市民化”视角下的社区公共决策研究

农民工作为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的可持续性推动者,在参与社区公共决策上具有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当前,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下,农民工的社区公共决策参与有所突破,但是也面临着一系列的践行困境。因此,必须推动顶层设计,创设农民工社区参与制度;加强基层实践,发挥基层社区党组织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组织与协调作用,发挥政府构建公共决策落实机制与监督体系的基础性、引导性作用;积极培育社区成员的协商精神和公共理性。借助农民工参与社区公共决策的发展促进其"市民化"进程。     

社会资本与公共物品供给中的精英动员——基于对闽西M村的实地研究

许多学者认为,村落共同体解体的背景下,农民难以在公共事务上进行合作。然而并非所有村落都处于解体状态,并非所有村落的农民都无法在公共事务上进行合作。通过对闽西一个客家村落的实证调查,并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分析乡村精英如何动员村民参与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村民参与的动因。可以发现,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与乡村精英的积极介入有关,乡村精英能否动员村民与村庄的社会资本存量密切相关。     

公司治理中相关利益者模式分析

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就是以保证股东为主体的利益相关者为前提的一套有关公司治理的权利安排、责任分工以及激励约束的制度安排。文章重新界定了公司治理,分析并比较了三种典型公司治理结构的区别与联系,指出在公司治理中存在一些认识误区,进而对"股东中心型"和"利益相关者模型"两种公司治理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与评价,得出"利益相关者模型"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必然会逐渐代替"股东中心型"的治理模式。     

污染矿区共同治理利益相关者识别与分类——以西南地区“锰三角”为例

对西南地区"锰三角"共同治理利益相关者进行识别分析,以确定污染矿区共同治理利益相关者分类。结果表明:"锰三角"共同治理利益相关者主要有政府部门、锰矿企业、当地居民、新闻媒体、锰矿行业组织或协会、研究和咨询机构等。其中,政府部门、锰矿企业、当地居民为决定型利益相关者;新闻媒体、锰矿行业组织或协会为预期型利益相关者;研究和咨询机构为潜在型利益相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