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临的心性论及其与关学、洛学的融合

心性论是宋明理学重构时的重要切入点。吕大临兼传关学与洛学,他的心性论以"中"与"仁"为基点,将张载关学重视的"中"与心性思想相融合,以"大本之中"统摄心性,且在与程颐往复辩论后走向成熟;同时将张载关学的气本论与程颢的"万物一体为仁"相融合,开创出北宋道学思潮中颇具特质的心性论。     

二程理学的经学奠基及其结构性差异

二程理学都构筑了经学的奠基,具有共同的宗旨,但也存在一种结构性的差异。我们考察二程对经典资源的选择与定位,发现二程都是基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传》五部经典建构其“道统”的谱系,其本体论都奠基在《易传》的基础上,工夫论都奠基在《中庸》的基础上,并且都具有一个顺向地由“天道”自然发用为“人事”以及一个逆向地通过“人事”的后天努力而逆证“天道”的工夫论的回环结构。但是,在这一回环结构中,二程各有侧重,程颢侧重顺向的“诚”的工夫,而程颐侧重逆向的“诚之”（含“敬”与“致知”）的工夫。在他们各自的《大学》改本中,此一结构性差异得到了鲜明的彰显。     

杨时儒学思想探析

杨时儒学思想承二程,认为儒家有着孔孟宗传的道统,儒家圣学是求道、行道的学问。他以"无适而非道"来阐发程颢的道论,突出求道不离"洒扫应对"的生活伦常、行道即是"行止疾徐"的生活日用;在求道的工夫上,他综合程颐"格物"说、程颢"反身"说,而最终以"体验未发"的内向反身的直觉体验作为工夫要诀;他强调知止而至,在知的基础上须作行的工夫,他阐发程颢"诚敬"和"廓然大公"的工夫,强调"执中"的"精一"之功,其主要诉诸"尽其诚心而无伪"、"公天下之好恶而不为一己之好恶"的"直"的工夫。杨时等程门弟子阐扬洛学的努力,至其三传朱熹乃集其大成而为影响近世东亚文化甚大的朱子学。     

“道由中出”与“通经践礼”--论吕大临的道学实践宗旨

作为张载与二程的门人,吕大临的思想既显示出道学理论指向的共性,也有独具一格的个性。由解释《中庸》而得出的“中者道之所由出”,集中地反映了吕大临以工夫贯通本体的理论特点,而“通经践礼”则既表现了他通过义理重释和社会教化以复兴儒学的努力,也呈现出将经学和礼学融入身心修养之“为己之学”的道学实践特点。     

二程对儒学易简性的阐释及对陈白沙儒学的影响

二程对儒学易简性的阐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由日常生活所呈露的仁、善的端倪渐次扩充而达致至仁、至善是一个自然的顺理推演的过程,无需任何的助长;其二,程颐将"闲邪存诚"解释为"闲邪"即"存诚","闲邪存诚"的工夫在"闲邪""主敬","主敬"则自然"存诚","存诚"是一个无须用力的易简过程;其三,程子提出了"道物无对""物各付物"的观点,对人与物的关系进行了易简性阐释。二程对儒学易简性的阐释对陈白沙的心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陈白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勿忘勿助之间"为特征的易简的体证工夫论。在人与物的关系上,陈白沙形成了"情顺万物而无情"的致虚工夫论。     

评潘富恩、徐余庆《程顥、程颐理学思想研究》

1987年徐远和《洛学源流》与刘象彬《二程理学基本范畴研究》面世。次年潘富恩、徐余庆师生合著《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及庐连章《二程学谱》也出版了。两年间四本书探讨洛学,可谓丰收。徐远和《源流》注意洛学与关学、王安石新学、象数学和蜀学的关系,第七至十一章谈二程传人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临、尹焞、张九成、罗从彦、李侗、赵复、郝经及许衡。至于洛学的心学化,仅介绍张九成与陆九渊。对二程本身的钻研,以潘、徐《研究》最全面和精详。英国伦敦大学汉学教授葛瑞汉(A.C.Graham)在     

《宋元学案》视域下湖湘学派的源流及其诠释——以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为中心

《宋元学案》编纂者梳理了湖湘学派的发展源流,厘清了胡安国作为二程私淑弟子及孙复再传弟子的师承关系及其理学与春秋学的渊源。黄宗羲基于儒佛根本理论差异在于是否承认天理的观点,批评了胡寅基于表面现象的佛教批判,又从性、心、工夫3个方面反驳了朱熹对《知言》的批判,指出胡宏的性无善恶说是指作为本体的善性,避免了将善恶混在的气质之性混入义理之性中,胡宏以心属已发的观点出自程颐早年的未定之说,胡宏察识本心发出的端倪而后容易下涵养工夫的观点与程颢的识仁说一致。编纂者基于心学立场推崇张栻较朱熹更早重视涵养工夫,批评其向外穷理的“集义”说,又肯定了湖湘学派以察识日常生活中本心流行的端倪作为体认仁体之方法的宗旨。     

胡宏道学对北宋三家的继承

胡宏道学直接继承了北宋周敦颐、张载与程颢的思想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在本体观方面,他继承周敦颐"乾元立诚"以诚论性的思想,提出性与道与诚的统一.在宇宙观方面,他继承张载性、气统一的观点,而提出性与物的统一.在心性论方面,他继承程颢万物一体、性无内外的思想,提出"以心著性"、"识仁之体"的性体心用论.     

论二程思想之异同

本文详细考察了二程(程颢与程颐)兄弟在气象上的差异及对二程思想异同认识的历史演变.从道学思潮的主题和二程共同创建"洛学"的实际历史过程出发,作者提出二程思想大同小异,"大同"同在他们共同致力于建构"理"本体论这个关节点上,"小异"主要异在工夫论上.     

尹焞心性思想阐微

尹焞是程颐晚年最为得意之弟子,他对当时学界核心话题心性论进行阐发。他突出心性之别,肯定"生之谓性",重视诚、敬工夫,将二程开创的道学话语进行推阐,使其更加明确。他的思想虽然开创性不足,但却是程颐之学得以发扬、朱子建构哲学体系所不可缺少的。     

孔孟儒学道德修养方法论及其发展

本文通过对儒家道德修养主要范畴的分析 ,提出中国传统伦理学中的儒家道德修养方法论一般表现为外铄和内养相结合 ,但各有倾侧 ,从而形成了两条修养路线 ,即以孔子为代表的“道问学”路线和以孟子为代表的“尊德性”路线。前者又可称为“自明诚” ,后者则可称为“自诚明”。本文还提出 ,这种道德修养方法论又可称为道德认知论 ,与一般的哲学认知论有别。明清而后 ,道德认知论的外延逐渐扩大 ,其内涵亦相应发生了变化。     

理学家杨时散论

理学家杨时先后师从程颢、程颐兄弟,其最为后人所熟知与称道的是"程门立雪"的修行美谈,近代学者认为其间蕴含着禅宗面壁工夫的内涵。二程去世后其学说面临失传的境地,杨时不遗余力地收集和校订二程的遗稿,通过聚众讲学的方式传播二程理学思想。杨时生逢南北宋之交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由于他的审时度势和积极努力促使二程思想成为理学正宗。杨时在理学道统传续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并为程朱理学的完善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杨时“诚”论及其贡献

"诚"在杨时的理论思想中居于枢纽地位,"天人之道一于诚","诚"是合内外之道。他坚定地主张"诚"在现实生活中效果显著。在政治活动中,法度和治理技术固然不可或缺,但是最根本的仍然是至诚。若无至诚,即便有好的法度和治理技术,也难以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他对"诚"的高度重视,自然地延伸到对"直"的重视上面来,有创新性地提出"直"是"尽其诚心而无伪"的说法,并指出非道德意义的"(率)直"在工夫修养中具有有益的作用。杨时的诚论是依托解释、引证儒家经典展开的,其中他继承和发扬了二程的四书思想和经典互诠方法,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作出了独特贡献。     

论心性论视域中张载的三种知之辨

张载在其思想体系中提到三种知：见闻之知、德性所知和诚明所知。我们联系张载的人性论、工夫论中的相关内容,对这三种知的具体所指和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仔细分疏后,可以得知见闻之知和后者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知。德性所知和诚明所知所指实为同一本体,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工夫与修养的不同。     

《大学》《中庸》中“诚”哲学理论解读

《大学》《中庸》以"诚"这一概念为核心,构建出一个以"心性"哲学理论为根本、由心性修养之"内圣"而开出"修齐治平"之"外王"的道德政治哲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修身为治平之本,而"诚意"则为修身之要。所谓"诚意",即"毋自欺",即"率性",就是复归人皆有之之"赤子之心"和天命之性。"诚"不仅是修身之要,而且是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是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并列而为三的人道之功。致"诚"明道的途径有二,即"自诚明"和"自明诚",亦即"尊德性而道问学",两者相辅相成。这一理论集中反映了战国时期儒家,尤其是思孟学派的完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取向。     

在视域交融中理解文本 ——邸利平《道由中出:吕大临的道学阐释》评述

在宋明理学史上,吕大临以先后从学于北宋理学创建者张载、二程而知名.不过,由于他既没有建构不同于张载、二程之外的独立理论体系,地位仅限于传承而已,又加上著作的佚失,故而长期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中只被置于关、洛二派的学术流衍附带提及,其专题研究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展开.晚近以来,随着理学研究的推进和视域的扩展,张载、二程、朱熹的一些门人也得到较多关注,学界已出版多部相关专著.邸利平博士的《道由中出——吕大临的道学阐释》(中华书局2020年版) ,是新近出版的一本对吕大临思想再次进行探讨的著作.     

与二程相关的几点哲学思想及史料问题之辨析--兼评葛瑞汉书中的一些观点

分析了二程思想倾向之异。程颢主德,追求超越的宇宙人生之道德价值。程颐侧重主知的格物致知,把握事物现象中之必然性。二程的天理(理)既是宇宙中人与物本身皆内在具有的超越的道德性的绝对,又是天地间事物本身客观的自然规律之理。大程的识仁倾向前者,小程的格物注重于后者。文章认为周敦颐、张载、程颢、胡宏等人的性说是性善论的一种,张载有明显的虚、气二元倾向,对《粹言》的编者为谁,及张载和程颐的语录中分别混杂有对方语录等问题作了考辨。     

论陈宓的仁学思想

朱子在二程仁论的基础上,对于先秦仁学主题作出了全面的思考和诠释,建构起系统的仁学思想.其中,"仁道全体不息"与"心之德,爱之理"两大观念成为理学家论仁的主导思想.陈宓《道南堂仁说》对朱子这两大观念作了进一步的论析,把"生物之心"说与"全体不息"说相贯通,赋予仁道以生生不息之义.把"心之德,爱之理"视作"仁道之蕴",从体用方面分别作出阐释,心之德未发为性体,已发为情用.陈宓还把以公言仁纳入仁道之蕴,并强调通过反躬切己的为仁工夫来践行和彰显仁道之蕴及全体不息.陈宓对于朱子的仁学思想有较准确的理解和细密的论析,其仁说对于朱子仁学思想有进一步的发展.     

冯从吾与明代关中理学

冯从吾是继吕柟之后明代关中理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他在关中书院的讲学不仅重新振兴了自弘、嘉以来关中地区的讲学之风,而且由于其讲学以心学为主,注重对良知心体的体认,从而使整个明代关学呈现出一个由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的发展转变过程。但冯从吾既处于晚明王学修正运动思潮中,而他本人亦对当时流行的"无善无恶"说和王学末流脱略工夫的做法极为不满,故又主张以宋儒之工夫来致良知。冯从吾这种会通朱、王,强调本体、工夫合一的方法奠定了清初关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李材的“知止”思想及其定位

面对阳明后学所造成的"玄虚""情识"之弊,心性问题成为晚明儒者的核心关切。李材立足于《大学》的"知止"观念,将阳明学内向体证的工夫直接贯彻到"性体"这一向内追究的逻辑终点,同时尝试从人伦日用中识认性体,反对将知止工夫局限于单纯自我意识的领域,以便与佛老的心性工夫划清界限。李材对心性之间内在张力的自觉,体现了他对朱子、阳明两种理论分殊和弊端的反思,最终指向对于儒家心性和秩序关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