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释名

一《吕氏春秋》及其篇次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又《吕不韦传》:“吕不韦以秦之     

《山海经》释名

《山海经》是人们常见常用的书,可是对此书名称的理解历来颇不相同。为此,不妨也谈谈个人看法。《山海经》原为说图文字,前人已有论述,如明代杨慎的《山海经补注序》、清代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序》。我认为,既然是说图文字,它应当随图行世,最初未必有其名。不然,先秦诸子如《庄子》、《吕氏春秋》时见引用,为什么都不说出自《山海经》呢？查《隋书·经籍志》云：“汉初,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这是唐朝人据当日所见《山海经》写本而作的追述,并不能说明秦朝已有该书名称。但它所说…     

黑格尔《逻辑学》释名

黑格尔哲学的主要代表著作,是两部《逻辑学》——即“大逻辑”(WISSENSCHAFTDER LOGIK)与“小逻辑”(DIE LOGIK)。从内容来看,这两部著作的讨论对象,实际上主要是属于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范畴。而关于逻辑学,除第三部《概念论》中的“主观性”一篇以外,全书基本上涉及不多。正因为如此,罗素曾说:“逻辑照黑格尔的理解,他明确地说和形而上学是一回事;那是一种跟普通所说的逻辑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既然如此,黑格尔为什么要把这两部与传统逻辑概念基本无关的著作命名为《逻辑学》?这究竟是由于他的谬误,还是由于确有更深刻的原因呢?     

鲁迅论《水浒》

一部《水浒》,說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盜——不“替天行道”的强盜去了。终于是奴才。     

鲁迅论《水浒》

一九七五年八月,在我国曾为“评《水浒》”爆发过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当时在“四人帮”直接控制下的一些舆论工具,曾到处引用鲁迅在杂文《流氓的变迁》中对《水浒》的一段论述,假借鲁迅名义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鲁迅在一九三○年初发表的《流氓的变迁》中,确实批评了《水浒》中起义军首领们“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的思想局限,对于我们认识古典小说中人物的思想言行,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正象他对于古今中外一切文艺作品所作的精到评析那样,总是以两分法对其成就与不足,进行全面的评价与缜密的分析。《流氓的变迁》的有关论述,仅是他对《水浒》所作评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鲁迅不仅在重要论著《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对《水浒》作过透辟论述,而且在一     

鲁迅论《水浒》

一部 《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     

郭刻本《水浒》非《水浒》祖本——兼谈《水浒》版本的演变

水浒学者张国光同志近著《(水浒)祖本探考》一文(载《江汉论坛》1982年第1期),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他的观点即“郭(勋)刻本就是《水浒》最早的刻本,它其实都是郭勋的门客执笔的;成书不早于嘉靖十一二年,即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初”。他也和某些《水浒》研究者一样,否定了施耐庵的《水浒》著作权。这篇《探考》是化了力气的,对于郭刻本《水浒》给原作增加了哪些新东西是作了认真研究的。但张国光同志的意见     

毛泽东与《水浒》

长篇小说《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历史小说，也是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英雄小说。小说描写了北宋时期一群平民及中下级乡绅、官僚、军官因不堪官府朝廷的剥削压迫和欺凌，奋起反抗走上粱山聚义的故事。其成功之处是它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水浒》与丹书铁券

“丹书铁券”,亦称“誓书铁券”,或作“丹书铁契”,或简称“誓书”,是封建帝王颁赐给功臣、故旧、亲贵、国宾等,使其世代享受特权的信物。因其     

另眼看《水浒》

《水浒传》的人物素材取自民间传说,成书后在民间得到二次传播,新的民间传说又沉淀了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人物特征并使这些特征更容易被忽视。为了利于传播,适应多样化普及化的传播形式,传播者必须加工整理修饰篡改甚至以讹传讹,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作者的原意,大多行微言大义以文载道之功效,人物也更加扁平化、脸谱化,《水浒传》中人物形象有许多真实性本质性的细节也就这样被忽略了。其中尤以武松、李逵、宋江最为面目全非。武松的事迹相貌性格最符合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是力、智、勇的化身。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     

重评《水浒》

电视剧《水浒》在荧屏上一出现,许多出版社争先恐后地推出各种版本的《水浒传》,甚至有些研究《水浒传》的论著也搭车问世,一时间出现了小小的“《水浒》热”。我以为这种“热”不过是“武侠小说热”的继续。《水浒》中的“武”与“侠”再度使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兴奋起来。正像“武侠热”一样,“《水浒》热”负面作用也是远大于正面意义的,这一点是听惯了“《水浒》是农民起义的百科全书”评价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实际上所谓描写和歌颂“农民起义”的评价并不能反映《水浒传》的本质。人们确实喜欢《水浒传》,但并不因为它是农民武装…     

《史记》与《释名》声训比较研究

司马迁在《史记》随文注释中,运用了大量的声训方法,这种方法的运用已相当熟练,可与刘熙《释名》这部声训专著相媲美。可是,至今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对《史记》与《释名》中声训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揭示声训在《史记》中的特点和体例,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史记》的内容,并对声训的探源功能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水浒》投降主义的三部曲

毛主席关于《水浒》的重要指示,深刻揭露了《水浒》投降主义的反动实质。学习和领会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水浒》投降主义路线的主要内容。《水浒》中这样写道:“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还通过宋江之口,一     

《水浒》的忠义观

在今天,讴歌农民起义,高呼“造反有理”,自然是很方便的事情。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充分说明了革命的必然性和正义性。我们又已经掌了权。但是,在封建社会,在《水浒》故事从民间流传到创作成书的年代里,造反却是“大逆不道”,饶不得的滔天大罪。不仅要杀头、抄家、诛连,而且即使终于“改邪归正”投降了,史书上仍然写成“盗寇”、“盗贼”之类贬称,以示儆戒。在那时,一般群众的眼里心中,“强盗”也至少不是可爱的。因此,在说书中,在出版物中,把“强盗”写成英雄豪杰,让读者听得下去,让统治者通得过去,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有站得住的理论,一种把造反说得并不那么可怕甚至还十分值得同情的理论,用这种理论来贯串全书,使这本小说站得住脚。这种理论,在《水浒》里,概括成两个字,那就是;“忠义”。     

中国《水浒》学会成立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十一月三日,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和中国《水浒》学会筹委会在历史名城襄樊联合举行了《三国演义》、《水浒》第四次全国学术讨论会,于是《水浒》学术界盼望多年的“中国《水浒》学会”终于在十一月三日下午的两会联合闭幕式上正式宣告成立。会上民主选举了“中国《水浒》学会”正副会长、正副秘书长、常务理事和     

关于《水浒》的通信

编辑同志:拜读贵刊1981年第1期上罗华森同志的《<水浒>写的是农民起义》一文。甚为高兴。因为只有开展不同观点之问的争鸣,才能使我们的认识逐步接近真理。罗华森同志坚持《水浒》写的是农民起义的主要理由是:不能以领导人的出身来决定革命的性质,而要看到“作为起义主力军的几万没有出场的农民群众”。首先,我要声明,我们决非“唯出身论”者,我们认为《水浒》写的不是农民起义,主要的根据也不是由于领导人的出身。但是,反过来说,同样也不能片面地强调基本队伍的出身,因为中国是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任何一支较大的武     

《释名》声训的验证标准

东汉刘熙的《释名》一书试图运用声训的方式来推求语源,但是他和他的前辈们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这种声训是在“一对一”的意义层面上进行的,缺乏词族内部语源意义的推求,也没有经过同族词的验证,所以往往是“射覆”式的。应该从人类文化、人类思维和名实关系的角度为之建立验证声训是非的标准,以便能够条分缕析地研究《释名》声训的个案,给其以正确的评价。     

《释名》声训的文化内涵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字词尤可称为文化的密码,诚如美国人类学家普洛格和贝茨所说:“把对语言的分析当作一面文化的镜子,主要集中于词汇”。对字词进行训释,在某种程度上无异就是对它们的文化底蕴进行解码。我国汉代出现的字词训释之书《尔雅》、《说文》、《释名》,分别以义训、形训、声训三种不同方式解说字词,成为研究古代文化的资料宝库。而《释名》一书以其涉及范围的广泛和训释方式的独特,较之《尔雅》《说文》,在文化研究方面有着更为重要的价值。     

黄侃《尔雅音训》植物释名补正

《尔雅音训》是由民国著名训诂学家黄侃笺识、其侄黄焯教授编次出版的一部训诂《尔雅》的著作。是书多以声音贯穿训诂,在古汉语植物释名中多有创获。但需要指出的是,作者过于注重声音而轻视意义,更无视植物性征的描写,故植物释名每每出现讹说曲解之误。在以古音通训诂进行植物释名时存在曲解名称词义、滥用声转、失考或误考源义素等错误方法。     

音训释名与《文心雕龙》文体论

音训释名是汉代以来兴盛的一种小学训诂方法,以刘熙《释名》为代表。在经学训诂上有很深造诣的刘勰,将之引入《文心雕龙》文体论中,独创"释名以章义"之体例,并吸收了《释名》及《说文》、《尔雅》及经书中有关文体名称的训释。由于对各种文体更为精熟,刘勰对一些文体的释名,较训诂专书更为精辟、深刻。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就吸收了刘勰对文体的训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