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还是留守?——农民工子女流动与否的决定因素分析

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结构及其与父母的居住模式是流动和留守儿童各种问题的根源。本文利用2006年的珠三角农民工抽样调查原始数据,从农民工子女流动或留守的两种生存状况出发,探索了决定这两种生存状态的各种因素。结果发现,农民工子女的流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己的年龄、农村社会支持、迁移距离和父(母)在城市生存状态,他们的流动与否不仅是作为农民工父(母)理性选择的结果,还与国家、地方、生产等方面的制度有关。也就是说,与人口迁移中推拉理论的论述一样,农民工子女的流动与否也是由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各自的推拉合力作用的结果,也是作为父母的农民工经过利弊权衡后的理性选择结果。     

劳工NGO对农民工权益保障的价值和限度

在当代中国,政府无论是对劳资事务的监管还是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行动,存在许多局限性,均会出现政府失灵的问题,它需要劳工NGO予以回应。而劳工NGO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尤其是其人性化志愿服务能有效地为农民工提供社会网络支持、情感支持,提升其法律意识,降低可能的暴力维权行动,这对政府劳资事务治理和实现社会稳定有积极意义。但现行非政府组织政策环境限制其参与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活动,同时,劳工NGO大多缺少合法身份和资源,制约其与政府良性互动,降低其作用的发挥。     

子女随迁是否有助于改善进城农民工的营养摄入?

从"只身外出"到"举家迁徙"的农民工流动趋势转变,子女是否随迁逐渐成为进城农民工家庭面临的重要选择.本文利用"城镇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和食品需求"调查数据,考察了子女随迁对进城农民工营养摄入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收入和劳动强度等因素后,与子女未随迁的农民工相比,有子女随迁农民工的热量摄入量显著增加了4.9％,从营养摄...     

高龄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及其社会支持机制

农民工因迁移造成的空间场域转换、社会适应难、经济地位低等是影响其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高龄农民工是农民工中的特殊群体,其心理健康状况堪忧。社会支持已被证实对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据此,本文研究社会支持对高龄农民工心理健康的作用。结果发现,社会支持"量"的特征对心理健康不存在显著影响,而社会支持"质"的特征则显著促进心理健康并有明显的调节作用,高龄农民工心理健康差于中青年农民工,但感知城市户籍人口支持减缓了高龄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心理负担;此外,在高龄农民工内部,跨省农民工心理状况劣于省内流动者,而感知城市户籍人口支持减缓了跨省流动者的心理压力。     

不同流动模式下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高风险群体的识别与分析

本文基于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视角,应用深圳市P区和河南省Y县的调查数据,描绘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的总体现状和特征;将农民工群体分为流出地就近流动、流入地就近流动和流入地异地流动三种典型流动模式,分析不同流动模式下农民工的集群行为参与现状;识别农民工集群行为高风险人群,对其进行特征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仍具备集群行为爆发的巨大潜在势能;农民工集群行为具有年轻化、主动化特征,集群行为参与高风险人群是在人口净流入区异地流动的"80后"农民工,其参与动因在于当前生计和未来发展的弱势性;不公平感和公民权意识是农民工集群行为爆发的直接心理动因,流入地非正式组织参与为其提供资源支持,政府信任对集群行为起到有效的控制作用。     

社会支持与精神健康——基于广东六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调查

近年来一些社会突发事件如富士康骇人听闻的十几连跳自杀事件和外来务工青年（多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问题等,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问题备受关注。本研究对广东省新生代农民工最为集中的六个城市进行实证调研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精神健康状况良好,但是他们对当前生活的满意度较低,在自我价值预期和现实生活需求中存在着明显的心理落差。此外,在将社会支持分解为教育支持、经济支持、社会网络支持、媒体舆论支持和政策性支持五个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进行检验分析后发现,不同的社会支持方式对他们的精神健康影响程度、影响效果存在一定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珠三角农民工的问卷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其精神健康欠佳。影响因素中仅有迁移感受和工厂体制有显著影响,社会支持的影响消失,这与国家、地方政府、资本共同编织的流动的劳动力体制有关。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驱除其流动性,促进城市融入、工作权益的保护和社会支持网络的完善,是有效提升其精神健康的关键。     

进城农民工子女状况的现状分析和对策

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在以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城乡差异制约下,农民工自身在城市尚难以完全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并且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仍然是现时期中国义务教育的难点和薄弱环节。这不仅表现在农民工子女获取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条件需进一步妥善解决,并且对教育过程和教育效果公平又提出新的要求。本文通过2010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工作调查数据,选取户籍为农业户口的进城农民工样本,并对其15周岁以下子女进行性别年龄结构和分布特征分析,通过区分不同年龄段、不同流动类型和不同居住地类型三个维度,对农民工子女的辍学率和就读学校类型等进行深入研究,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中国城乡迁移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研究

中国城乡迁移带来的家庭结构的改变有可能影响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观念和养老方式。文章利用深圳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深圳市外来已婚农村打工者的性别因素对流动后其对仍生活在农村的父母及配偶父母的经济支持的影响。结果显示,男女打工者在流动后都增加了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但女性打工者在流动后更可能增加给配偶父母的经济支持。这一结果说明,依靠儿子养老的传统养老模式仍然占主导地位,但外出打工女性正在缩小这种社会性别差异。     

中国农民工的整体社会网络特征分析

文章采用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专项调查的整体网络数据,以社会网络为视角,分别从二人层次、三人层次以及整体网络层次,分析不同类型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支持网和社会讨论网的网络特征。研究发现,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的二方关系、三方关系及整体网络特征指标均明显高于社会讨论网;由于受性别、职业和年龄等因素影响,不同地点、同一类型社会网络特征以及同一地点、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特征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近年来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述评

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日益凸显。本文综合了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成果,从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意义,当前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状况及困境,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构思与建议等方面对其研究状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介绍,并作了简要评析,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     

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局部推进制度设计研究

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将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互动发展。在分析影响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各因素的基础上,设计了符合当前我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局部推进战略的制度模式。该模式建立了自动对农民工分层分类的机制,充分考虑了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未来改革,在保证政府承担有限责任的基础上保护了农民工的权益并平衡了企业利益。     

我国南北中三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比较分析

近年来,由于我国政府的重视,我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各地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程度还存在很大的差异。分别从我国南、北、中部地区选择三个有代表性的城市——深圳、苏州、长春,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对其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进行比较分析。无论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程度,还是各地农民工关切的具体问题,都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从政府的角度制订农民工政策不能全国"一刀切",应该区别对待并分类指导。政府应有重点、分层次地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北方省份应该充分借鉴南方省份关于农民工的法律保障、养老和子女入学等方面的经验和对策。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的调查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为了了解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收入的影响因素,本文对山东省17地市的农民工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通过对479份有效问卷的Logistic分析,发现务工单位所在行业、单位所有制性质、单位距离、务工者的年龄和性别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务工收入,而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学历和是否有耕地对其收入无显著影响;调查采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进一步探讨了深层原因,进而发现农民工自身竞争力不强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基于此,建议相关部门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对农民工进行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农村工业化建设、搭建和完善农民工求职信息平台,以及给与农民工其他必要的创业帮助以增加农民工收入。     

农民工自我认知及价值观调查分析

深入了解农民工的信仰、理想及对己、对人、对社会问题的态度与看法,对于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调查显示,一半多的农民工认为自己"还是农村人";近1/3的人认为"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带有侮辱性的称号";60%的人打工目的主要是养家糊口;最不满的社会问题是"以权谋私、钱权交易",大多数农民工眼里的幸福是"得到社会尊重";一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劳动所得与付出相比不合理;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什么也不信仰"。总地看来,农民工的人生态度较积极,能够关注社会问题,但自我身份认知比较模糊、信仰缺失、与其生活的城市"融合程度不够"还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是健康城市化的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社会资本缺失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受阻,进而引发许多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就必须增加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主要对策有:转变城乡分割思想,在全社会确立一种城乡开放、平等、统筹观念;打造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市民进行互动和交往的文化环境;积极进行制度改革,创建农民工同城市融合的制度平台;建立健全公平、共享的社会保障机制,消除人为差别,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加强对农民工就业培训,积极增加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加强和发挥民间志愿性组织的作用,增强人们的社会参与意识。     

农民工对失业保险的潜在需求研究——基于河北省的社会调查

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农民工面临失业风险大、生活保障弱、再就业难等问题,导致农民工群体对失业保险制度存在潜在需求。现行失业保险制度由于给付条件过于严格、保障水平低以及就业促进功能缺位等原因,不能与农民工对失业保险制度的潜在需求匹配。应以农民工实际工资为缴费基数,采用灵活的缴费率机制,并将缴费金额、缴费时间与支付水平相挂钩,为农民工建立既有别于正规就业,又能与正规就业的失业保险制度接轨的弹性失业保险制度。     

农民工就业培训调查分析

参加就业培训是农民工顺利实现非农就业的关键,调查显示: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主要以初中、高中文化程度为主;政府部门、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对就业培训的投资力度较弱,大多数农民工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现有劳动力就业培训市场不规范,农民工对其表现出极大不信任;就业培训缺乏灵活性和针对性。构建以农民工、用人单位和政府部门为主体,培训机构、培训市场和就业市场相协调的就业促进型培训模式。利用这一模式,提高农民工综合素质,加大就业培训的投资力度,规范劳动力培训市场建设。     

Winding Road Toward the Chinese Dream: The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Our analysis of a recent survey uncovered a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overall life satisfaction for migrant workers in Shanghai. Furthermore,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is curvilinear, showing that increasing income yields diminishing returns. Drawing upon ethnographic literature concerning migrant workers, we suggest several possible explanations. For the poorest migrant workers, small increases in income are correlated with longer working hours and increased social comparison with their urban neighbors. After migrant workers’ income reaches a certain level, however, they are able to save money, giving them hope for future social mobility. Furthermore, migrant workers with disposable income can purchase status symbols, helping them to partially overcome their stigmatized statu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income on life satisfaction eventually reaches a plateau, however, as even the wealthiest migrant workers find that they cannot surpass the limitations presented by their outsider identity and lack of an urban residence permit. Other findings include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income satisfaction and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income satisfaction. We conclude that the unique context surrounding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alters the typical effects of certain factors upon well-being and satisfa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