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

儒家伦理是否具有超越一切历史、超越一切地域的普世价值,学界对此在认识上存在尖锐的分歧。本文不涉及有关争论,只是从正面论证儒家伦理何以具有普世价值。本文认为,儒家伦理之所以具有普世价值,是因为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既然儒学是生命的学问,那么就人的类本质而论,人要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就不可能拒斥儒家伦理,因为儒家伦理所关涉的是人所以为人之最基本的伦理准则,一旦背离儒家伦理准则,人就会行同禽兽。本文还认为,作为人之生命价值取向的儒家伦理,具体表现为五常。五常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体用的关系,仁为体,而义、礼、智、信皆依仁以显用。而要实现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与价值,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的途径以实现普世化。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最后对现代新儒家主张通过发掘儒学的宗教性以实现儒学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的观点提出质疑,借以进一步强调儒学世俗化对于实现儒学现代意义与价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论全球化背景下儒家伦理的道德教育局限性与现代价值

在全球化背景下,道德教育环境的改变导致民众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日趋复杂化和多元化.为了保持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的独立性,必须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对儒家传统道德观进行辩证分析.在对儒家伦理在全球化时代道德教育的局限性有清醒认识的前提下,要对儒家伦理在具有现代性的道德教育价值加以分析、提炼和改造,使其成为全球化时代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     

提升政府行政伦理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政府要承担起主要的责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创建与政府行政伦理理念的取向紧密相关,甚至受制于政府行政伦理理念的创新程度。切实加强和提升政府行政伦理建设水平,可以推动和谐社会的不断发展。加强政府行政伦理建设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加强公务员道德制度建设,有效提高公务员道德素质,提高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二是建立民主行政决策机制,保障政府组织在行政活动中遵循行政伦理的价值取向,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21世纪中国经济伦理的重建

经济全球化同样意味着伦理的全球化。中国加入 WTO并参与经济全球化 ,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对全球伦理的认同和承诺。这种全球伦理以契约伦理为典型特征 ,因而对以德性伦理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构成了冲击和挑战。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基础带来的变革 ,2 1世纪的中国经济伦理必须以契约伦理为基础 ,进而吸收儒家德性伦理的合理方面。在中国经济伦理重建的过程中 ,企业界、政府界和学术界都应发挥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代化语境中儒家伦理文化的转换

全球化的情景下,儒家伦理文化彰显其现代价值:重“和谐”的道德情操,“仁爱”的道德原则,“依礼而立”的道德规范,“诚实守信”的道德意识,“舍利取义”的道德标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伦理文化,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中心,倡导自我个性和自由,正在消解着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传统的伦理文化价值观。现代化、民族化、世界化,是儒家伦理文化转换的三个基本立足点。对待儒家伦理文化,既要批判地继承,又要有所超越和创新。     

儒家伦理是“角色伦理”吗?

安乐哲等西方汉学家看到了儒家伦理所具有的独特性,不主张用德性伦理学等西方传统的范畴定位儒家伦理思想的性质,而是以实用主义和过程哲学为基础,将儒家伦理命名为"角色伦理学"。这一思路是具有启发意义的,然而却并不能准确描述儒家伦理的性质,这样既不符合儒家伦理对道德主体的理解,还有使儒家伦理陷入非普遍化的外在规范的危险。     

"普世化"的难局——儒家伦理当代复兴的路径反思

从当前的情形看,儒家伦理的"普世化"面临着诸多资源上的难题.儒家伦理在当代的复兴是儒家伦理的传统文化本性和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的生存需要决定的.只有通过理性地思考和冷静地分析儒家伦理文化的现实生存状态,尤其对儒家伦理在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不失客观的再评价,才能为探索儒家伦理复兴之路提供一个较为可靠的定位.     

儒学普世化:问题的由来、实质与研究路向

儒学普世化不是要成为多元化时代的普世伦理的一部分,而是要成为多元化时代的普遍伦理。“普世化”不是指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普遍实用性,而是指实践理性意义上建构起具有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向度的现代伦理学。而儒学要成为具有普遍伦理意义的现代伦理就需要跳出儒家伦理学的特殊主义和相对主义,根除具有伪普遍性的伦理规范,真正从人的本相存在即自由存在出发,全面审视儒家伦理学。只有这样,儒学才能获得规范性和普遍性,真正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实现儒学的复兴,实现儒学的普世化。     

中国传统道德的文化意蕴及其扬弃

道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市场经济的功利目标造成了新的社会价值取向,对传统伦理道德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要创造中国先进文化,必须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扬弃,汲取其精华,从而构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市场经济道德伦理新秩序。     

儒学和基督教"孝"伦理观之比较

"孝"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伦理实践中具有基础地位与核心意义,而对西方社会及其伦理生活同样具有深刻影响的基督教对"孝"观念问题也存在着种种教导与论述.从发生逻辑、内在结构、价值取向诸方面考察,前者主要体现为一种自然之孝、身份之孝、人本之孝,后者则基本上属于一种启示之孝、契约之孝、神本之孝.立足于全球化视野,如何能够在努力卸载两种"孝"观念政治性、宗教性等意识形态方面之历史负担的基础上,充分而自觉地实现二者之间的相互沟通、补充和修正,从而为建构全球普遍伦理提供某种契机与资源,应当是一更有意义的重要课题.     

晚清汉译西方小说的儒家伦理文化渗透

晚清西方小说汉译,有明显的时代性和伦理价值取向。翻译家一是用道德伦理对内容进行归化处理,以使译文主旨靠近儒家道德规范;二是用家庭伦理对情节加以改写增删,以使译文内容符合儒家孝亲标准;三是用审美伦理对形式给予移植替换,以使译文形式切合儒家审美范畴。这样翻译处理的主因在于:一是翻译家对外来文学未有清晰的文化背景研判,难以精准把握作品背后的文化意涵;二是缺少翻译对象的语言学知识储备,未能有效转化语言背后的符码意义;三是旧学思维缺乏现代性视野,无力阐发原文表达的新型观念。遂使晚清汉译西方小说在内容、形式上都与原文有着极大差异。     

功利、正义、良知与法律文化───一个道德哲学视角的分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伦理化或者说道德化问题,是清末以来中国法律学人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但由于学科不同,学者所做研究也局限于各自的已经领域.以伦理学为视角,依伦理学上的功利、正义与良知等基本理论为基础,对涉及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相关方面的进行分析与论证是十分必要的.东方儒家伦理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伦理有其共同的属性,但由于产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背景不同,因此,建立在各自文化基础之上的法律也有很大的差异.儒家伦理根源于农耕文明,与宗法血缘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律渗透着浓厚的儒家之"仁爱",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的精神弥漫;基督教伦理与上帝"救世"的情怀相联系,侧重于原罪的理论,并与古典文明相呼应,闪耀着理性主义、平等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光芒.     

功利、正义、良知与法律文化——一个道德哲学视角的分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伦理化或者说道德化问题，是清末以来中国法律学人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但由于学科不同，学者所做研究也局限于各自的已经领域。以伦理学为视角，依伦理学上的功利、正义与良知等基本理论为基础，对涉及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相关方面的进行分析与论证是十分必要的。东方儒家伦理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伦理有其共同的属性，但由于产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背景不同，因此，建立在各自文化基础之上的法律也有很大的差异。儒家伦理根源于农耕文明，与宗法血缘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律渗透着浓厚的儒家之“仁爱”，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的精神弥漫；基督教伦理与上帝“救世”的情怀相联系，侧重于原罪的理论，并与古典文明相呼应，闪耀着理性主义、平等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光芒。     

儒家伦理与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就必须重视现代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而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伦理建设都与其所在的民族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和联系,并深受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为此,我们在深刻阐述儒家伦理对于现代中国商业伦理重构所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上,追究了现代中国商业伦理的缺失及其原因,并对此提出了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必须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和为贵"的视角,借鉴儒家伦理中的文化精髓,以此重构中国商业伦理。     

美德与规则的统一——兼评儒家伦理是美德伦理的观点

尽管儒家伦理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强调了品格的塑造和个体美德的培养,但是儒家伦理并不像一些西方儒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美德伦理学的类型。相反,儒家伦理是一种整合了美德与规则于一体的伦理学说。这不仅可以显示出儒家伦理对道德理解的独特方式,也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儒家伦理对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在建构一种完善道德理论上可能做出的贡献。     

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伦理学研究的思考

修复并填补中国文化在实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价值断裂与规范真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伦理学研究的大背景.从价值取向和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伦理学研究取得了四个重要的进展:权利与正义主题的突显;从个人美德伦理视角向制度伦理视角的转换;对阶级道德视角的超越;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兴起.我国的伦理学研究要想在近期内取得重大突破,就必须直面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伦理瓶颈,理性地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的伦理资源,同时兼顾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参与全球伦理的对话.     

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西方表现

本文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原则与西方伦理精神进行探讨,揭示出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西方表现,即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所共同具有的伦理精神,从而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作出当代的阐述。通过研究表明西方文化精神有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传统的影子,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同样包含着西方的秩序、民主、法治、科学精神及平等、个性等内容,两者不存在绝然的对立,而是相互融通的。我们应大力挖掘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西方精神,而不是盲目引进西方的伦理观念。     

经济全球化时代儒家伦理的存在价值

经济全球化时代儒家伦理的存在价值在于,它能为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危机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儒家伦理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能够为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思路,“和而不同”的思想有助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平等对话,“重义轻利”思想有助于解决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矛盾冲突,“知命”、“为己”之学可以为价值真空时代的现代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我们只有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对儒家伦理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在民主、科学的基础上进行理论重构,才能发挥上述四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作为示范伦理的儒家伦理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儒家伦理的形而上追寻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