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时代儒家伦理的存在价值

经济全球化时代儒家伦理的存在价值在于,它能为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危机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儒家伦理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能够为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思路,“和而不同”的思想有助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平等对话,“重义轻利”思想有助于解决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矛盾冲突,“知命”、“为己”之学可以为价值真空时代的现代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我们只有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对儒家伦理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在民主、科学的基础上进行理论重构,才能发挥上述四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作为示范伦理的儒家伦理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儒家伦理的形而上追寻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论全球化背景下儒家伦理的道德教育局限性与现代价值

在全球化背景下,道德教育环境的改变导致民众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日趋复杂化和多元化.为了保持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的独立性,必须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对儒家传统道德观进行辩证分析.在对儒家伦理在全球化时代道德教育的局限性有清醒认识的前提下,要对儒家伦理在具有现代性的道德教育价值加以分析、提炼和改造,使其成为全球化时代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     

儒家伦理的当下境遇问题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论经济全球化情势下的儒家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当前,在加入WTO以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情势下,曾经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起着支持作用的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是利大于弊,还是陷井,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进行深层次地思考。笔者认为,儒家传统伦理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以此为代表,研究经济全球化情势下的伦理道德文化及其经济发展的文化支持力作用等现代价值,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现代化语境中儒家伦理文化的转换

全球化的情景下,儒家伦理文化彰显其现代价值:重“和谐”的道德情操,“仁爱”的道德原则,“依礼而立”的道德规范,“诚实守信”的道德意识,“舍利取义”的道德标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伦理文化,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中心,倡导自我个性和自由,正在消解着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传统的伦理文化价值观。现代化、民族化、世界化,是儒家伦理文化转换的三个基本立足点。对待儒家伦理文化,既要批判地继承,又要有所超越和创新。     

先秦儒家的价值自觉探讨

在社会发展的变革时期,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往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道”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哲学范畴,是各家各派的经验、价值、思想与意志的集中体现,是诸子百家对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理性自觉。“道”是先秦社会思想的本质与灵魂,是考察先秦的社会思想的起始点与落脚点。“士志于道”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终极价值取向。     

从"文化心理"与"文化自觉"看儒家伦理的当代建构问题

当代经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改变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同时为儒家伦理的实现带来了巨大挑战。李泽厚以"文化心理"的"情-理"结构解释儒家伦理与中国人的关系,但这一结构在当下却面临着超越知识分子规划的巨大解构。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说,强调中国人要对自身的文化传统有"自知之明",这可以为我们今天应对挑战、实现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野。当代的文化与伦理建设,可以将"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自觉"作为分析中国实际的方法,强调其方法论意义。我们应抱着一种既不复古又不全盘西化的态度,找寻儒家思想的当代定位,实现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进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从“文化心理”与“文化自觉”看儒家伦理的当代建构问题

当代经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改变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同时为儒家伦理的实现带来了巨大挑战。李泽厚以文化心理的情-理结构解释儒家伦理与中国人的关系,但这一结构在当下却面临着超越知识分子规划的巨大解构。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说,强调中国人要对自身的文化传统有自知之明,这可以为我们今天应对挑战、实现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野。当代的文化与伦理建设,可以将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自觉作为分析中国实际的方法,强调其方法论意义。我们应抱着一种既不复古又不全盘西化的态度,找寻儒家思想的当代定位,实现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进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全球化与信息时代伦理问题研究

全球化与信息时代意味着人类间的交流与合作将更为普遍、容易和密切,而对诸如环境、核武等全球性的问题,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共同的利益,建立普遍伦理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需要。在信息时代,唤醒和发掘个人的道德自觉性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伦理发展的必然趋势。伦理和道德仍然是信息时代人类生存的最终的和最深层的支持和依托。     

儒家伦理:中国语境下原则主义困境之出路——兼谈儒家生命伦理学的构建

原则主义作为当下生命伦理学的重要研究路径,在我国生命伦理实践中遭遇现实困境。生命伦理学是理解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产生与对于生命伦理问题的解读决定了生命伦理学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要回答我国生命伦理学产生的问题,必须依赖于我国的文化语境。儒家伦理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能为原则主义困境的消解提供异于西方的德性基础,即"仁爱";能提供"经权"原则为支撑的方法;以及情理交融、通情达理的理性资源。     

经济全球化下的伦理冲突与伦理诉求

在经济全球化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四个方面都遭遇了伦理冲突,正是这一事实,使得人类社会必须把传统的伦理道德赋予新的伦理诉求。并同时为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提供伦理支持。     

儒家伦理与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就必须重视现代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而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伦理建设都与其所在的民族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和联系,并深受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为此,我们在深刻阐述儒家伦理对于现代中国商业伦理重构所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上,追究了现代中国商业伦理的缺失及其原因,并对此提出了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必须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和为贵"的视角,借鉴儒家伦理中的文化精髓,以此重构中国商业伦理。     

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

儒家伦理是否具有超越一切历史、超越一切地域的普世价值,学界对此在认识上存在尖锐的分歧。本文不涉及有关争论,只是从正面论证儒家伦理何以具有普世价值。本文认为,儒家伦理之所以具有普世价值,是因为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既然儒学是生命的学问,那么就人的类本质而论,人要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就不可能拒斥儒家伦理,因为儒家伦理所关涉的是人所以为人之最基本的伦理准则,一旦背离儒家伦理准则,人就会行同禽兽。本文还认为,作为人之生命价值取向的儒家伦理,具体表现为五常。五常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体用的关系,仁为体,而义、礼、智、信皆依仁以显用。而要实现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与价值,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的途径以实现普世化。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最后对现代新儒家主张通过发掘儒学的宗教性以实现儒学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的观点提出质疑,借以进一步强调儒学世俗化对于实现儒学现代意义与价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儒家伦理与市场社会

儒家伦理长期以来一直是影响中国民众社会生活的主流道德观和价值观,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存在明显的不适应之处,同时,市场经济有它固有的经济运行逻辑和模式,有它自身的市场伦理和秩序,如何使儒家伦理转换成市场伦理,在中国的市场伦理中,如何继承儒家伦理传统和保持儒学特色,这是我们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与21世纪中国经济伦理的重建

经济全球化同样意味着伦理的全球化。中国加入 WTO并参与经济全球化 ,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对全球伦理的认同和承诺。这种全球伦理以契约伦理为典型特征 ,因而对以德性伦理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构成了冲击和挑战。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基础带来的变革 ,2 1世纪的中国经济伦理必须以契约伦理为基础 ,进而吸收儒家德性伦理的合理方面。在中国经济伦理重建的过程中 ,企业界、政府界和学术界都应发挥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     

儒家伦理的自然主义品质

伦理学奠基因其所归依的本体论前提性质的不同而呈现伦理自然主义、伦理直觉主义、伦理宗教主义三大谱系。儒家伦理学“德基”的结构和要素的自然主义性质决定了其整体上的自然主义品质。而这种自然主义又不同于西方伦理学的自然主义,因为儒家伦理在其自然主义的德基之上开出了直觉主义的实践伦理学。德基体系与奠基其上的法则体系的异构,恰是儒家伦理的悖论和困境所在,也是儒家伦理的亲和力、包容力和同化力之源泉所在。     

儒家伦理是“角色伦理”吗?

安乐哲等西方汉学家看到了儒家伦理所具有的独特性,不主张用德性伦理学等西方传统的范畴定位儒家伦理思想的性质,而是以实用主义和过程哲学为基础,将儒家伦理命名为"角色伦理学"。这一思路是具有启发意义的,然而却并不能准确描述儒家伦理的性质,这样既不符合儒家伦理对道德主体的理解,还有使儒家伦理陷入非普遍化的外在规范的危险。     

论文化自觉意识观照下的儒家典籍的译介

儒家典籍中的哲学伦理思想是汉民族文化的结晶和历史积淀,对其进行译介是确立本民族文化身份的有效途径.在译介过程中我们必须具有文化自觉意识.通过对以往的儒家典籍的译介的梳理发现,传统的译介实践常常是以外国译者为主体,以"西方中心"的理念为指导,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从而导致了儒家哲学思想被割裂和扭曲.在文化自觉意识的观照下,儒家典籍的译介应以中国译者为主体,在"文化平等对话"的理念指导下,采取异化的阻抗式的译介策略,这对弘扬和传播儒家文明的精髓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