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化思想研究综述

梁启超文化思想是梁启超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本文意欲通过对梁启超文化思想的演变及其线索、梁启超文化思想的评价以及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观等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以促进这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不强诗歌作附庸──《饮冰室诗话》诗学观念初探

梁启超继承中华民族诗学传统，把诗歌的社会功能归结为陶冶精神、培养文化人格，对题材没有苛求，与“写中心”的观念有天渊之别。梁启超主张“诗界革命”“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实际是主张发扬中国传统风格的优势，而在精神方面要有个追上时代的发展、梁启超肯定黄遵宪在诗界革命中的成就，并非说黄氏已完成了“诗界革命”。要真正了解梁启超诗学观念，就要从不强诗歌作附庸开始。     

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观

在中国与世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鲜有人具有梁启超那样深刻的世界眼光。其眼光之深刻，不仅大大超过其他戊戌时代人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代人，即便按百年后的当代标准看亦如此。梁启超提出的建立一种保留中国文化的本质却不同于原有文化、吸收西方文化精髓却不为所化的新文化主张，对于９０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具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梁启超对中国文化向现代发展的探讨

论梁启超对中国文化向现代发展的探讨蒋广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论题实际上是指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哲学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精神文化形式所起的作用和应有的地位问题。梁启超认为传统文化必定能融注到现代生活中来，而融注到现代比过程中的传统文化也必...     

晚清东西文化交流中的梁启超

近代,由于西方文化思想传入中国,产生了传统思想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国学大师梁启超的思想、文化及行动既带有东方色彩,也闪耀着西方的光芒。本文重点探讨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梁启超启蒙宣传的传播学分析

梁启超是中国社会过渡时期的典型人物,以往对梁启超的研究,多从政治、思想、文化的角度入手,称其为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哲学家。文章以梁启超从戊戌变法失败后到日本最初五年的报刊活动为背景,将梁启超定位在启蒙宣传家。并以传播学的视角,从传者、内容、媒介、受众入手,对此时期梁启超启蒙宣传活动进行分析。     

梁启超晚年史学思想再认识

梁启超晚年史学思想再认识张书学进入２０世纪，以亘古未有的中西古今文化大交汇为背景，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传统史学走向式微，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新史学勃然而兴。在这一划时代的学术嬗变中，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无疑是一位极为重要的领军人...     

再谈文化名人与文化发展——以魏源、康有为、梁启超在澳门的活动为例

文化名人与文化发展的关系至关重要。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文化名人在澳门的活动，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文化名人与文化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文化名人的活动对于本民族价值观念影响深远，对于统治者的思想影响深刻，对于文化价值系统的更新，和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的进程，具有无与伦比的理论引导作用。     

孔学与国学——康有为、梁启超思想比较

近代是西学东渐的时代,也是第一次全面梳理诸子百家之间的关系,对中国本土文化予以整合的时代。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上,康有为、梁启超的观点相去甚远:在对诸子百家关系的认定上,康有为宣称"百家皆孔子之学",梁启超认为老子、孔子和墨子是中国文化的"三位大圣";在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整合上,康有为以孔教称谓中国本土文化,梁启超则直接使用国学概念。这些差异反映了两人不同的文化理念和思想侧重。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文化价值论

1919年写成的《欧游心影录》在梁启超的文化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它是梁启超晚年文化观改弦易辙的预告：一方面对西方物质和科技文明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批判,与1919年以前梁启超对待西方文化的立场和态度有了一个很大的反差;另一方面时中国传统文化又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和推崇。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中国未来文化建设的基本主张：偏于“中学”的调和主义路线。这既体现了梁启超思想中理性的和辩证的一面,又不免具有幻想的色彩。     

王国维的悲观与梁启超的乐观

同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巨人,王国维与梁启超对待人生的态度却迥然不同。简单地说,就是王国维悲观而梁启超乐观。其中的原因既有他们的家庭因素、个人经历,更有在文化选择上二人的不同偏好。而王、梁对人生的不同态度又决定了他们对文学功能的不同看法:王国维以文学为情感慰藉的良药,而梁启超则以之为新民的武器。     

梁启超“新民思想”评议

本世纪初,梁启超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新民思想”曾经风靡一时,梁氏被称誉为“言论界之骄子”。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受了梁启超以“新民”为宗旨的启蒙宣传的影响,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胡适曾说,“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革命)岂能成功如此之速。”梁启超在“新民思想”中,提出了“国民性”改造和传统文化在现代条件下重构的文化议题,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仍不乏借鉴意义。当然,梁启超的主张也存在着唯心主义的缺陷。本文试     

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观念的本土化解读

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观念解读的本土化特征集中体现在他的新闻自由观、报刊功能观、受众观方面。这种本土化解读与梁启超的调和主义中西文化观及其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视野分不开。     

梁启超与钱穆的专门史观及方法论之比较——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中心

梁启超、钱穆融贯中西史学,建构专门史观和方法论,尤对人物、文化专门史有系统深入的思索。他们都重视人和人的专史,而梁启超关注主要历史人物,强调合传及人与时代、环境的关系;钱穆注重衰世、乱世的人物,主张从人物无为中研究有为。他们都强调文化和文化史,而梁启超的文化概念狭义一些,主张用通史的方法,以“系”分门别类,从人的关系角度研究文化史;钱穆的文化概念则要广泛一点,认为文化研究要有大视野、大思路,运用比较的方法展开研究。     

取舍之间：梁启超的文化观及其文化心态评析

民族文化复兴是一个历史话题。清末民初,在救亡图存的探索过程中,梁启超形成以融合中西为基调的文化观,疾呼复兴民族文化。对中西文化的“取”与“舍”,如何定位存在心态上的纠葛与反复,是梁启超文化观的基本特征。如何对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发展前景报以文化自信,同时开放胸怀,理性看待外来文化,是复兴民族文化需要面对的两个基本问题。在这方面,梁启超的心路历程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     

梁启超的儒家哲学论——以《儒家哲学》为例

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对儒家文化的持守,共同催生了梁启超的儒家哲学论。梁启超立足传统文化,从基本内涵、核心问题、研究方法、发展脉络四个方面深入剖析了儒家哲学的内在神韵。其学术价值在于,梁启超对儒家哲学的独特见解,对我们当代传承和改进儒家文化,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     

梁启超欧游之后的中西文化观

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取舍问题始终困扰着诸家学人，而近代中国的落后与向西方学习的不断失败，使得对传统文化否定者多，肯定者少。梁启超在欧游之后一反先前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反而强调应树立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并阐发了他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调和中西文化的健全、先进的文化观。     

梁启超论国家“精神”

梁启超赋予国家一种内在的“精神”,从而似乎让国家“活”了起来。国家“精神”有三种外在表现形式,分别为法律、主权与文化,它们是梁启超有机体国家观的自然结果,并在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通过赋予国家以一种必不可缺的“精神”,梁启超的目的是解决二个重大问题：对内统一、对外独立。站在具体历史的角度,我们不能不承认梁启超的国家“精神”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发现”与“丢弃”——试论梁启超的小说观

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尤其是小说史上,梁启超以自己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和创作史上无人可及的地位。本文以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小说)为背景,探讨梁启超的近代小说观的得与失、贡献与不足。     

论梁启超的文化选择观

梁启超的文化选择观是一种再生与整合式的文化主体转型观。他不仅赋予文化的主体用以有别于洋务派的新内涵，而且还在文化选择的原则、策略、途径、内容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梁氏为重塑国民、重建中国近代文化范模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对新文化建设和选择等问题的精辟论述，至今仍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