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民间组织的社区整合功能——基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视阈

农村民间组织是具有互助合作性质的组织。它独立于政府组织之外,并在近十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发展对于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主要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视角切入来阑述农村民阅组织的社区整合作用。具体从农村社区公共精神的孕育、农村社区信任的培养、农村社区冲突的调解和农村基层民主的推进等四个方面阐述农村民间组织如何在基层农村社区中发挥其整合作用。指出：农村民间组织为社区整合提供了观念基础、关系基础、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它的发展对于农村社区整合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应该从多方面着手来推进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     

既要靠天吃饭,更要靠脸吃饭:关系圈如何促成CSA社区的形成——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案例研究

“社区”是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在微观层面的集体行动单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实践研究价值;但是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中的“社区”究竟是什么,该“社区”是如何支持农业的? 借助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文章对 S 农场的“社区”进行了社会网络分析,发现 CSA 的“社区”在静态结构上由一个个关系圈交错组成,初始的关系圈是校友圈、初创团队圈,由此生发出奶爸奶妈圈、信仰圈、健康生活圈等圈子。 CSA 社区的动态形成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初始成员基于对 CSA 模式的认知信任和对创始人的情感信任形成初始关系圈;第二个阶段,初始关系圈中的焦点成员,借助“关系圈”之间的结构洞,拓展形成次级关系圈。 初始关系圈和次级关系圈共同构成了 CSA 社区,社区内的消费者消费的是“天”(天然农产品),信任的是“脸” (关系),并通过持续购买,来促进 CSA 模式的可持续性发展,让农业不仅仅是“靠天吃饭”,更是基于关系圈的“靠脸吃饭”。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社区关系与信任构建—基于南京B社区戏剧工作坊的实验研究

具有国家治理功效的文化治理为信任研究提供了价值取向和分析框架。选取戏剧工作坊对社区关系和社区信任进行实验研究,基于社区关系的组织度与联系度提出社区信任的基本模型,通过故事撰写、情景模拟、角色扮演以及工作人员在观演过程中的观察、记录,多重访谈,验证关于社区信任的三个基本假设和"远近正相关、梯度递减、制度依赖"等三个基本准则。从制度信任这一原点出发,通过激活社区公共生活、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建立制度保障,可以构建社区信任,以和谐社会关系促进实现社会善治。     

信任型社会资本缺失：农村社区灾害应急力之殇——基于XS县BY村“抗旱救灾”的案例研究

本文选取XS县BY村“抗旱救灾”实践作为典型个案,以农村社区为主要分析单位,以基层政府、社区中间组织和村民为次级分析单位进行嵌入性案例研究设计,得出信任资本缺失是制约农村社区灾害应急力提升的文化根源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和强化基层政府—社区—中间组织—村民之间高质的信任合作关系的可行性建议,以期强化农村社区灾害应急管理,提升农村社区灾害应急力.     

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发展：西部农村个案研究——以重庆市花沟村为例

由于社会资本理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具有强大解释力,因此,被西方国家的决策圈看成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思路.以西部一个普通农村社区为个案,从社区信任、参与网络、共享规范和合作水平等四个维度剖析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现状,并针对性地提出培育农村社会资本的选择路径:积极组织多样化和持续性的社区活动,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加强农村社区组织建设,为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平台;加强社区各类制度建设,促进良性社会资本的形成;加强农村社区传媒建设,为社会资本的培育提供良好环境.     

抗逆力视角下留守老人社会疏离的社会工作干预模式

社会疏离给农村留守老人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带来消极影响。以抗逆力理论为指导,分别从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面对农村留守老人的社会疏离进行了社工干预实践。经验发现,“抗逆力”在社会工作中是一个强调联合个体与社会、微观与宏观的概念,可以在个人、家庭和社区三个逻辑层次上,有效提升农村留守老人的内部保护因子和外部保护因子,提高农村留守老人抗逆力。在干预农村留守老人社会疏离的过程中,应该秉承“社区为本”的理念,避免问题化取向,坚持优势取向、系统性介入、持续互动,以及理论与实践并重等原则。     

社会质量视域下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研究——基于19个社区的定性比较分析

提升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不仅是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借助社会质量的分析框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能够识别出“缺乏社会包容”和“缺乏社会凝聚”两个风险因素。以北京、南京、义乌、宁波、成都和西宁6个城市的19个多民族社区为研究对象，对影响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的条件组合展开探讨，发现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提升存在“以居民参与为依托的包容型社区”“以民生保障和社区认同为依托的包容型社区”“以民生保障为依托的参与型社区”三条实践路径，营造共生共乐的社区氛围、培育共享共有的社区文化、推进共商共议的社区参与和提供优质高效的社区服务，是城市多民族社区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必由之路。     

城市利益关系调整与和谐社区建设

从城市利益关系调整与和谐社区建设相互关系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二者的内在关系,探讨城市利益关系的社区调整的思路与对策,以进一步提高社区建设和管理水平,推动和谐社区建设,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利益关系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和谐社区建设在调整城市社会利益关系、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协调和理顺社区利益关系是和谐社区建设的关键。从调整城市利益关系入手,应从加强社区民主建设、提高社区服务水平、完善社区管理和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四个方面推动和谐社区建设。     

基于社会凝聚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满意度研究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以及家庭功能的弱化,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急剧增长,探讨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对推动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长株潭地区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调研数据,利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社会凝聚对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差距对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组织参与、人际信任、组织关系、社会融入、身份认同、社会宽容对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制度信任、个人关系、社会组织支持对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满意度影响不显著;显著因素的内部次序对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满意度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据此,在推进社区养老服务发展过程中,要强化人际信任和组织关系,促进社会融入和社会组织参与,调适社会宽容和社会差距的程度,加大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力度。     

场域关联、差序嵌入与信任结构的再生产——基于华北一所科技小院的经验研究

文章试图通过分析外源型农技推广组织与农村社区长达10年互动的社会过程来呈现非先赋性信任再生产的逻辑。分析发现,外源型农技推广组织实现由外而内并不是从“外人”变为“自己人”的线性嵌入,而是在“深嵌则依附”与“浅嵌则独立”之间寻找契洽共存的身份认同与行动空间的过程。虽然外源组织囿于乡土社会中内外有别、关系本位的特性,但是其反以“关系”为策略,基于“利益”与“情感”两个维度在场域关联的空间中差序性嵌入,通过高频的人情交往和利益交换在核心家族和区位格局的次级群体上建立自身的核心圈和亲近层,借助增产增量建立组织声誉来扩散村庄整体的互惠网络,将小院院所开放成半公共空间以生产着“生-熟”的信任格局,采取差序分利和模糊雇工来平衡环境依赖和组织独立,以实现从客人到帮手、从帮手到伙伴的身份转变,最终建立组织的合法性身份与行动的合情性空间,在“能否行动”的基础上推动“行动顺畅”成为可能。这种“伙伴”身份的建立过程也再生产着具有伦理性质的信任关系,此类非先赋性的多主体、多维度、层层推进的信任结构,是外源组织嵌入乡土但是不囿于乡土的切实选择。基于此,文章认为,外源组织由外而内的实现不只是一种嵌入过程,更是一种总体性信任结构的生产过程。     

现代西方城市社区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

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当代社会学对城市社区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方法。首先,讨论了社区概念的涵义,旨在明确社区概念自产生以来至今,其定义的变化、发展和目前的认识。其次,阐述了社会学界关于城市社区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两种理论及其方法。第一是城市社区邻里关系与社会网络研究,包括“社区失落论”、“社区继存论”和“社区解放论”;方法主要是网络分析方法。第二是社区权力的研究,包括“社会精英论”和“多元政治论”。     

结合型与桥接型社区社会资本的共构——一项基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社会工作介入的行动研究

立足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新设街道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站项目,通过与H县H街道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站工作团队的共同行动,探索如何基于理论工具、采用何种实践模式发展搬迁群众的社区社会资本。研究表明,社会工作介入可藉由社会心理恢复、邻里关系建设发展结合型社区社会资本,以社区参与引导、社区能动性活化发展桥接型社区社会资本。社区社会资本的发展是结合型与桥接型社区社会资本循序渐进、双向互动的增长历程,也是信任关系、关系网络和社区共识3个因素彼此作用、相互依存的累积历程。随着重建搬迁群众彼此的信任关系、重构在社区中的关系网络、重塑互惠共享的社区共识,发展其社区社会资本,形成“人社配适”的新社区共同体,最终在搬迁群众生活品质的提升中使他们逐步融入安置社区,并且在整体社区福祉的增进中使得新环境更适合他们生活,真正实现“从搬得出到稳得住”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后续工作目标。     

关于农村小城镇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思考

农村小城镇建设的好坏是直接关系到农村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问题。而农村小城镇中的社区是小城镇的细胞,小城镇社区“两个文明”的建设成果是农村小城镇建设成功的基础,因而在抓农村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强小城镇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小城镇社区的精神生活水平,把小城镇社区建设成为农村中的文明小区,以之为“点”去带动“面”,推动整个农村的两个文明建设。 一、农村小城镇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现     

“撤街强社”: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

社区社会资本是加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发扬基层民主自治的重要基础,它包括社交网络、互惠规范和社会信任三方面,并通过社区治理结构和社区居民的充分参与得以有效积累.“撤街强社”模式作为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改革举措之一,从权力整合、职能配置与机构重组三方面入手对社区治理模式进行了重构,有效培育了社区社会资本、促进了基层民主自治良性发展,对加快推进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革命根据地农村社区的社会变革

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首先在农村建立了根据地和政权,它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社区的社会面貌。本文从农村社区的社会区划和社区内部结构的变动两个方面考察了革命对农村社区变革的影响,归纳了革命根据地农村社区社会变革的特点,认为革命对农村的自然社区分布并无多大触动,但法定社区的变革较大。革命根本改变了根据地农村社区的社会经济结构、阶级结构、社区权力结构和社区民众组织结构,深刻地促进了农村社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根据地农村社区变革的突变特征十分明显,这表现在根据地农村社区变革的速度快、时间短、范围广、内容多、程度深、影响远等方面。革命根据地农村社区变革是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方面,与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缓慢发展形成鲜明对比,代表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方向。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中国城市社区发展

城市社区发展依赖于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及分布状况,对社会资本的培育是社区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经历了社区社会资本缺失与重构的过程。通过重构和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在社区内形成良好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关系,以积极促进社区发展,构建适应新时期社会化运行方式的新型社会。     

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以农村地区为例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两型社会”建设不能忽视农村地区。但是,中国农村具有自身特点,不能完全沿用城市“两型社会”建设的做法。通过对比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内涵．文章构建了农村地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用于分析农村地区“两型社会”建设的差距和问题。     

农村社区建设中宗族社会资本作用及其机理分析

农村社区建设是创新社会管理,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的重要举措。政府与市场的缺陷,以及脱离农村社区实际、不注重社区内部力量的发动与挖掘造成农村社区建设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植根本土文化,尊重农村社区现实,走“内源式”的发展道路,利用“内源式”的发展力量是促进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法宝。根据“聚族而居”的现实,界定了宗族作用于农村社区建设的源泉——宗族社会资本的概念;另外,针对农村社区建设中的政府失灵与市场缺陷,分析宗族社会资本对节约交易成本、克服经济理性、促进社区合作等方面的作用;最后,对宗族通过其网络机制、道德舆论机制、信任与规范机制、声誉机制共同作用于农村社区建设的机理进行论证。     

城市化与行为失范型社会问题初探

本文结合西方城市社会学的有关概念、理论和研究成果，从社区结构、人口结构、文化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变化四个方面，初步探讨了我国当前由传统农村社区向城市转化过程中引发的社会问题、特别是行为失范型社会问题发生的结构性根源。     

城乡社区发展与小城镇

“社区”概念,最早是德国社会学家汤尼斯(Tonnis)于1887年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指若干社会群体(家庭、氏族)或社会组织(机关、团体)聚集在某一地域而形成的一个在生产和生活上相互关联的较大的人类聚合体。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类社区生活经历了流动性社区、半永久性的村舍式社区、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四个发展阶段。时至今日,除非洲和南美洲的一些原始部落,人类社区的主要形式仅存两类:一种是与历史上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接近的农村社区;另一种则是工业革命后兴起的新型的城市社区。这两类社区无论是生产关系、生活方式,还是组织结构、人口密度、自然环境、人文特征,都有较大的差异。在我国,小城镇作为一种有特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