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在湖南研究述评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风起云涌的反清斗争,是当时全国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武昌起义使湖北成为“首义”之区,那么,湖南光复则使本省成为“首应”之省。在湖南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各阶级阶层及其政治代表,诸如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立宪派,会党,满清官吏,地方绅士,下层民众等,都表现得十分活跃,在全国具有典型的意义。早在50年代史学界就开始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杨世骥的《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和李时岳的《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就是最早的研究成果。80年代后,随着史学研究领域贯彻“实事求是”和     

中国共产党反对“和平演变”的历史考察

所谓"和平演变",就是国际反动势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施加影响,支持、收买"持不同政见者",培养对于西方的盲目崇拜,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以图改变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方向,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这是西方资产阶级以武力手段绞杀共产主义失败后采取的一种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制度较量的主要方式,也是西方资本主义为挽救其必然灭亡命运而同无产阶级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这种战略,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敲起了警钟,不断教育全党提高对"和平演变"的警惕性,同时还采取了许多措施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这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清变幻的国际风云,提高对西方资产阶级"和平演变"战略的警惕,寻求反对"和平演变"的对策,有     

官绅共治与政务协商——传统中国地方治理模式研究

官僚与绅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精英。在传统社会的地方治理过程中，两者分别担当了不同的角色，他们既有协作又有冲突，形成了所谓“官绅共治，政事协商”的地方治理模式。在文章的研究中，笔者集中探讨了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模式的特点及其解体。     

江苏光复与程德全

辛亥革命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这次革命运动中,江苏(包括今上海市属松江、青浦、嘉定、宝山、崇明等县)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高举民主、共和的大旗,向封建反动势力展开了猛烈的冲击,在较短的时期内光复了江苏全省。江苏光复中表现为和平和武力两种形式,以往有人将和平光复说成是程德全“扮演”的“骗局”;对举义反正,宣布独立的原江苏巡抚后来成为江苏都督的程德全,说成是“假装革命”,“用反革命两面手法”窃取都督职权的人。我们不同意这些看法,故撰此文,以求教于史学界。     

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必然破产的命运

<正> 近几年来,曾广泛流行一种所谓"补课论",认为中国经济文化太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缺乏搞社会主义的条件,应该退回去重新搞资本主义,"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而当务之急,就是参照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我们的社会政治结构,即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共和国.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严肃而实际的:是不是我们的先辈们缺乏足够的智慧而没有发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美妙"?是不是"用资本主义来拯救中国"这一"治国方略"直到今天才被人们"发明创造"出来?中国没有象西方国家那样在民主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偶然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明末中原地区寨堡述论

明末战乱期间,中原各地曾有大量的寨堡修筑。这些寨堡可以根据政治倾向分为绅士寨堡和土寨两种类型。前者主要是地方绅士凭借其雄厚的财力独力修筑而成,很少借助村社力量,这反映出绅民关系的疏离。后者则为"土寇"所主导,为数众多。两类寨堡之间存在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土寨最终取代绅士寨堡,在中原地区确立了血腥的土寨秩序。土寨秩序的形成同样可以归因于绅民关系的疏离。明末中原寨堡是地方社会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演变的结果,是我们理解明清中原社会的一个难得的视角。     

江苏省废督运动与省自治

1920年江苏都督李纯"自杀"一事纯属偶然,但其"自杀"的潜台词却是地方军阀拥兵揽权与苏省人民争取自治的斗争.以李纯"自杀"为导火线,废督与争督运动由江苏一省而扩展至数省,各派军阀明争暗斗,各省人民奔走呼号,在中央式微,地方坐大的情况下,一切合法的斗争都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武力解决成为必然.     

政治統帅学术研究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就是用什么样的世界观,朝着什么样的方向,用什么样的学术观点进行研究的问题,所以,在为谁研究、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等问题上,就存在着两种世界观、两种研究方向、两种学术观点的斗争。这些斗争的实质,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是学术研究工作应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问题。根据     

第三条道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模式

"第三条道路"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潮,是在全球化的挑战下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中左翼政党为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所倡导的政治主张,其实质是要建立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模式.要警惕西方国家把"第三条道路"作为实现全球化的一个政策框架,但其某些主张和特点值得思考和研究.     

回到"家"、"乡":宋明儒学的政治实践及其启示

儒家政治理想所面临的现实是,虽然国家公权领域素为君权所垄断,自身难有作为,然双轨政治格局及基层自治义理又使儒家在家族、乡党此一中枢领域得以主体出现并大有作为.宋明儒即在此领域成就卓越.当代政治儒学唯诉诸国家公权而忽略家族与乡党二者而成困局,故当以宋明为鉴,转向下行,重新界定"家"、"乡"之现代形式,而后回归中枢、躬行耕耘之.     

辛亥光复时期的地方政局与权力重组——以《萍乡光复始末记》为中心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影响最复杂的事件之一.形成于民国初年的《萍乡光复始末记》,详细记录了萍乡在辛亥光复时期的地方政局变动,从中可窥见辛亥革命的复杂影响.萍乡在光复时期,一度形成地方绅商群体主导的保安会与外来军人势力主导的军政分府之间的严重对峙,双方的剧烈冲突极大地影响了地方政局的发展和权力结构的重组.     

论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地方派系意识

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地方派系意识包括"革命正统"观念、"革命策源地"思想和"均权共治"主张.它是拥有辉煌历史和地位的广东人士在革命和权力的中心地位双重跌落后形成,并因派系斗争而强化.它既包含广东人对革命正统和某种政治理念的维护,又常成为派系斗争的政治资源,对广东及全国局势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对当代资本主义所处的历史时代的认识

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先后爆发了新的技术革命,引起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种种变化,并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出现了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因素.由新技术革命所造成的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新变化、新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目前,我党正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致力于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并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所处的历史阶段给予了重新的认定.同时,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还依然存在.所以,我们完全有必要对当代资本主义所处的历史时代给予重新的认识、深入的探讨.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对二战后资本主义所出现的新发展、新变化的正确认识,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而且对我们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宜昌商会的“柔性社会权力”与辛亥宜昌“有序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宜昌商会已成长为宜昌地方最有"权势"的民间社团组织。面对席卷而来的辛亥革命风暴,宜昌商会依凭其社团组织"柔性社会权力",通过一系列政治参与活动,辅助革命党实现宜昌和平光复,辅助革命政权有序取代旧政权,辅助革命军政、行政事务有序推进。革命在宜昌呈现出有序进行的状态,宜昌亦随之保持了相对的社会稳定。宜昌商会在宜昌光复期间的政治作为,彰显了宜昌商人对社会稳定和工商业发展的深切渴望与追求。宜昌商会与革命党在革命蓬勃发展时期所结成的密切合作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政治效能,显示了逐步成长起来的商人社团在稳定地方社会秩序、辅助政治组织顺利施政中的独特作用,也反映出民间社团业已对政治组织实现政治目标的程度与效果具备一定的约束、干预能力。     

现代性价值:从"实体之自由"到"关系之和谐"

现代性有两种版本,一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一种是社会主义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最高价值追求是"个体自由",其理论旗帜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最高价值追求是"社会和谐",其理论旗帜是马克思主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预设了现代性价值由"实体之自由"发展到"关系之和谐"的历史必然性.正是这一必然性,为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实践中重建社会主义现代性提供了可能.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山东绅士举办团练的原因探析

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捻军进入山东后,有大批的山东地方绅士起来举办团练,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最主要的原因是太平天国、捻军及其它农民起义直接损害到了绅士的自身利益,绅士们办团的最主要的动机就是为了自卫身家,安靖地方治安,以维护自身特权与利益;其次,绅士们大批办团,还与清王朝的鼓励与加恩奖赏也是分不开的.总之,最终促成绅士办团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绅士们对当时主流社会价值规范,即对以儒学为根基的封建王朝专制统治的认同与支持.     

论经济自由

一、经济自由:一个不专属于资本主义的重大问题经济自由作为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种理论和政策主张,最初是在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斗争中产生的。后     

宜昌商会与辛亥革命在宜昌的“有序失败＂

在辛亥革命高潮时期曾给予了宜昌光复革命以极大支持的宜昌商会,在辛亥革命走向低潮过程中,逐渐转变为反对革命,进而通过其社团组织力量及潜在的社会影响力,促使宜昌商人有序脱离革命队伍,辅助袁世凯政权权威在宜昌地方有序链接,赞助宜昌军政当局有序防范“二次革命”。在这一过程中,袁世凯政权统治权威平稳有序地植入了宜昌地方社会,辛亥宜昌光复革命也平稳有序地步入了通向失败的轨道。在民初政治变局中,宜昌商会政治向背变化的轨迹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能,透露出宜昌商人时社会稳定与工商实业发展的渴望及对“强有力”政府的需求,也反映出宜昌商会作为“民间权势集团”对政治集团行政权威在地方社会建立和存续的一定约束、干预能力。     

北魏前期皇权的确立与鲜卑统治集团的分化

马克思说:"当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发展到需要变革它的官方政治形式的时候,旧政权的整个面貌就发生变化."以此来观察北魏前期,它的"官方政治形式"变革的轮廓大致如此:自天兴元年,拓跋珪"即皇帝位","依仿古制"确立封建体制始,其主要统治者为确立和巩固皇权,进行了长达六十多年的殊死斗争.终于导致拓跋部旧的"官方政治形式"的废弃,并依据秦汉王朝的模式,巩固了皇权.而在斗争过程中,鲜卑统治集团内部也在不断地进行分化和改造.     

体制改革时期必须坚持思想工作的经常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表现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影响,与之斗争还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任何忽视、淡化思想政治工作经常性的倾向和做法,都是错误的、有害的,必须加以克服.如若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就会卷土重来,各种迷信活动就会重新抬头,伪科学和反科学的东西就会沉渣泛起.邪教"法轮功"组织的蔓延也从反面教育了我们,更证明了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经常性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人民的思想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落后的错误的思想就会占领.同时,思想政治工作的经常性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必然趋势,只有坚持经常性,才能化解体制转轨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