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胡适科学观之比较——兼论"五四"的"唯科学主义"问题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和胡适大力提倡科学,坚持科学的理性精神,肯定科学的价值、作用和地位,对封建旧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他们侧重进化论的介绍,吸收进化论思想,以此观照五四时期的社会问题和文学问题,以服务新文化运动的革命目标.但是,由于两者的文化身份不同,在对科学的理解、认识和应用上也存在着差异.立足于陈独秀、胡适五四时期的科学观,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五四时期存在"唯科学主义"思潮,这种观点实际上有忽视具体历史语境,机械类比的缺失.     

辩证的进化:后五四时代关于世界文化的辩论——侧重梁漱溟与胡适

在后五四时代,牵涉到进化差异的东西文化问题引发了争论。梁漱溟和胡适都具有全球眼光,也各有其民族论述的底线。梁漱溟借鉴了孔德的社会发展三段论,但加上了空间的划分,让时序空间化,挑战了风行的进化论。不过,看似多元的文化轮转,但每段仍仅单一文化,实即以线性的一元来涵容多元。同样侧重空间视角,梁漱溟又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性质不同,而不是程度不及,故中国的发展是停滞而非落后。而胡适则本"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在长期的历史中找到了中国文化存在的基础,也看到了复兴的希望,从历史向度确立了文化的主体性。     

试析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的妇女观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旗手,李大钊、陈独秀二人在分析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如何改变妇女地位、争取妇女权益等问题的过程中,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妇女观。他们的妇女观主要表现在批判封建伦理纲常、强调妇女经济独立、提倡妇女教育、宣扬新的婚姻观等方面。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掌握得还不够全面、系统以及受家庭时代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两人的妇女观还存在一定局限性;由于李大钊的妇女观更具实践性而陈独秀具有"道德本位"的倾向,两人的妇女观也存在一定差异。     

论胡适的创造观

五四时期,创造观念和科学、民主观念一起受到知识精英的普遍关注。胡适对“创造”的诠释带有一定的典型性,代表自由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创造观。他从存在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三个向度诠释创造,既为创造找到存在论的根据,又为创造揭示了认识论特征与价值观意蕴。     

陈独秀与“五四”后《新青年》的转向

“五四”时最重要的刊物《新青年》后期出现明显的转向.这与其创始人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密切相关,而直接诱因则是陈独秀不再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事既与校外的新旧之争相关联,也涉及校内的大学体制构建,以及与办学取向异同相关的人事之争.而陈独秀在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转移,及其主张的谈政治与《新青年》侧重思想的既定方针之间的紧张,还需作进一步的考察.与思想倾向关系不大的经费问题,反倒可能是使刊物与中共联系起来的一个实际考量因素.重新探讨《新青年》转向的因缘脉络,由此揭示出“五四”远比我们认知的更丰富多彩.     

五四运动与民主观念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变化

1915--1924年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观念与科学观念相伴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口号与价值认同。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对新文化运动发生了强烈而深刻的影响,促使中国人重新思考追求民主、实现民主的道路,进而促使中国人对民主观念的理解和阐释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对欧美民主政治的单一性理解,转变为新文化运动后期的对民主政治的不同追求。陈独秀对“民主”内涵的新阐释,孙中山对“民权”道路的新探索,胡适力主从“问题”人手实现“民主”,梁漱溟强调在儒学基础上认肯“民主”,这些都是对民主政治不同追求的有代表性的体现。民主观念的这一变化,具有多方面的合理性,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有着积极的值得肯定的意义。     

梁漱溟科学观探析

梁漱溟的科学观中,既有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也有对科学价值的认同.梁漱溟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指出科学与哲学之别,在柏格森生命哲学和易家生生哲学的感悟之下,同时提出以"意欲"为核心概念的"文化三路向"说.他试图调和儒学与科学的关系,使得相容并存.虽然他的文化理论当中存在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他提出世界文化的文化是中国哲学的复兴,通过复兴儒学来消解科学的弊端,这种弘扬传统文化,探索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精神难能可贵.     

蓄势骤发的五四学生运动

五四学生运动是一个蓄势待发而被瞬间点燃的运动,其所蓄之势是多方面的,且有远因有近因,有理性的也有感性的。最直接的近因就是民初尝试共和期间种种希望和失望的轮回更替,使不少学生处于一种山雨欲来的态势,而以新思潮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则推促了青年的失意和烦恼。这些蓄积虽非一日之功,最后的"引爆"仍是突然的。而此后新的政党组织和运作方式等新因素的进入,使学生运动是否"有组织"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原本有社会基础的"自在"组织模式逐渐被有"主义"有领导的"自为"组织标准所取代,使学生运动的本事在历史叙述中变得模糊,也使五四运动的偶然与不偶然成为需要斟酌的问题。     

罗家伦的"五四"观及其历史演变

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主将之一,一生数十次回忆和评价五四运动,但不同时期回忆和评价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他即对运动的三种精神做出了高度概括,稍后站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对五四运动中的盲动情绪表示忧虑和批评.大革命失败后,罗家伦借回忆"五四"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张目.抗日战争期间,他强调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以增强国民的抗日决心.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罗家伦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大力宣传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意义,重构"五四"自由主义话语系统,为台湾后来的民主改革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确立做出了贡献.     

论梁漱溟的儒学观

“五四”运动以来,梁漱溟怀着对中国和人生两大问题的忧思,强调行重于知,以“践形尽性”概括儒学的真精神;同时以西方生命哲学来诠释他的儒家哲学,开启了现代新儒家“援西学入儒”的先河。梁漱溟坚守儒学理性主义的传统,认为儒学在近代中国虽然遭受重大挫折,但是未来儒家学说必然重光于世界。     

胡适与五四:他的相关言论评析

胡适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比较复杂,前后也不一致。但大致看来,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认识,即如何认识政治运动与启蒙运动的关系问题和学生的读书与“干政”的关系问题。胡适认为,政治运动要以启蒙运动为先导,在启蒙运动的基础上开展政治运动。就学生个人而言,读书应当是自己的本业,不能废弃。但他也不完全反对学生参加实际的政治活动,只是要学生通过读书,有了自己独立的见解时再从事政治活动。显然,胡适的这种认识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往研究对梁启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评价过低。其实五四时期的梁启超并不保守,他坚决支持文学革命并身体力行,是陈独秀、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同道;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资产阶级宪政理想,维护民主政体,同时不再仅仅把民主作为政体变革的目标,而是将其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新的伦理精神和人们应享有的自由权利的价值理想,他服膺科学精神,反对科学万能,主张科学与人文相协调,体现了对待科学的理性态度;他为引进新知识、传播新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工作在五四新知识界中无一人能望其项背。梁启超的言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内容完全合拍,他理应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五四新文化阵营的重要成员。     

“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宗教观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对宗教的认识与评述,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前期批判并力主废弃宗教,中期倡导基督教,后期批判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本文以《新青年》为主要资料,通过个案分析的方式研究“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宗教观。该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陈独秀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我们了解宗教的近现代变迁,及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五四:文化论战,为何而战?——以陈独秀与杜亚泉为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陈独秀与杜亚泉发生了一场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论战。对这场论战的评价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往往失之于简单化,但1990年代之后从保守主义立场上对这场论战进行的再估价也非常可疑。因此,这页旧账很有重新清理的必要。他们究竟在争什么?新文化阵营为何而战?论战开始之前,双方都在进行文明比较,但一方志在文化革新,一方意在文化保守,冲突可谓不可避免。论战中的分歧主要在于:一、陈独秀致力于批判专制主义和呼唤思想自由,杜亚泉却习惯于大一统的思想文化秩序,不喜欢思想的自由状态,因而主张“统整”。二、陈独秀致力于批判中国固有文明和引进西方现代文明,杜亚泉却留恋中国固有文明而不满于西方文明的输入。三、杜亚泉致力于维护固有文明之“国基”,陈独秀则为这“国基”阻碍民主共和的健康成长而痛苦。作为共和国的卫士,陈独秀在当时的努力与蔡锷的护国壮举有同样的意义。任何再评价都需要首先尊重这一历史事实。     

"旧学商量加邃密"——记梁启超、王国维、陈垣、胡适之间的学术论辩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启超、陈垣关于唐代高僧玄奘年岁及出游年份的论辩,陈垣、胡适关于佛教<四十二章经>翻译年代的争辩,王国维、陈垣关于耶律楚材生卒年的考证,他们以严谨学风、求是精神和缜密方法,将学术研究推向高峰.这些学术大师商榷学术,相互尊重,"友谊比赛",不仅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佳话,同时又是当今学人治学的榜样和典范,于现代学术史研究及当代学术、学风建设关系重大.     

论五四时期胡适的文学思想

新时期以来,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之一的胡适成为学术界评论研究的热点人物。胡适文学思想的研究是"胡适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胡适文学思想是他的文学本质论、文学发展论和创作方法构成的。胡适认为文学是表情达意的工具,他还认为文学是自然进化的。胡适的治学方法是怀疑主义与文献考证。胡适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研究他的文学思想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试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文化观

五四时期是以思想解放的显著特征耀眼于近代中国的历史。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形成应当归功于五四时期的文化变革。 1915年 9月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 ,率先举起了文化变革的大旗 ,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它表明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变动与文化密切相关。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帅将 ,对于五四时期的文化变革无疑起着引领航向的作用。研究陈独秀的中国先进文化观 ,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五四时期中国的文化变革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胡适与五四戏剧改革

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从文化革新的立场出发 ,团结了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 ,开展了中国戏剧改革的认真讨论。他主张联系现实斗争 ,引进易卜生主义与悲剧观念 ,这不仅是当时戏剧改革的需要 ,也是五四新时代提倡思想独立、敢于说真话的必须。在当时对待民族戏剧的态度上 ,胡适与钱玄同、周作人不同 ,他从历史进化论出发 ,一方面对传统旧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给予很高的历史评价 ,另一方面又力主学习外国新戏剧 ,“取人之长 ,补我之短” ,努力发展民族新戏剧。但是他对传统戏剧的“遗形物”的夸大描述 ,仍然反映了五四时代的历史局限     

论五四时期陈炯明的社会主义思想

五四时期陈炯明的社会主义思想包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社会主义社会特点及其实现途径的设想.陈炯明的社会主义思想有助于他当时采取联俄联共的进步行动,有助于五四时期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某种程度上还推动了孙中山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探索.     

胡风的"五四"新文艺观与现实主义理论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胡风集作家、文艺理论家、党组织领导、编辑等多种身份于一身,面对启蒙与革命的艰难选择,胡风常常陷入半官方半民间的尴尬境地,走了一条与左翼主流文学迥异的道路.本文从"五四"新文艺评价、民族形式讨论、现实主义理论建构三个密切相关的方面,对胡风的启蒙主义文艺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