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阐释与主权的契约论建构——洛克与卢梭政治理论创建理路比较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自然法理论与社会契约论有着悠久的传统.文章试对洛克与卢梭这两位资产阶级思想家有关自然状态、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理论进行简单梳理,对各自自然法理论体系的社会契约论归宿进行相应解说,分析他们理论建构与阐释上的一致与歧义.源于对自然法理论之预设分殊,洛克从双契约走向了有限主权理论,而卢梭用社会契约阐发了人民主权理论.     

人民意志论及其神学批判

继传统形而上学中的最高和最确定的实在--上帝--被否弃,人与历史就成了两个新的造物主,体现在近代社会契约论中由原子式个人的同意而获得其政治合法性的公意原则,其精神气质和血脉仍然和神义论语境相通.施米特洞烛了卢梭的人民意志论"有着在形成一种意志的问题上的自我毁灭之虞".但是,施米特过于强调事物的表象,没有意识到历史唯物主义决定性地超越了"人民的意志当然总与人民的意志同一"的卢梭主义的话语体系.     

近代英法社会契约论递嬗探析

近代英法的社会契约论对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三位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契约论在“自然状态说”、“理性”基础和实践意义方面有着极大的联系和相似，同时由于三位思想家的主客观条件不同，他们的社会契约论也有很大的区别，分别从属于三个不同的流派：君权至上说、君主立宪说和民主共和说。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发现近代英法社会契约论有着清晰的承继脉络和发展的轨迹     

卢梭政治哲学的悖论及其求解

卢梭的政治哲学内含着三个理论悖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悖论,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之间的悖论,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之间的悖论。卢梭对它们的解决,不仅塑造了其政治哲学的方向和基本特征,也体现出了政治现代性本身的理论困境。     

1898-1905年梁启超对西方启蒙思想的批判与继承

梁启超在政治上的主张是多变的,但考察其政治思想发展的轨迹却可以发现,梁启超的每一次思想改变,都伴随着学术理论的改变,即他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都始终保持着一致性.维新变法时期以及赴日初期,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自由主义是梁启超思想理论的主导,他力主破坏、革命与共和;1903年游美归来后,他开始反思共和政体并暂时进入理论的迷茫期;1903年在对卢梭思想进行扬弃的过程中,接受伯伦知理和波伦哈克的国家思想,形成了新的国家学说,直接导致他在政治方向上再次回归到改良阵营.     

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从《马列手册》到《分析手册》——阿尔都塞主义的发展与分裂

在对阿尔都塞哲学的既有研究中,人们容易忽视的是其光亮背后的一批优秀弟子。正是朗西埃、巴迪欧、米勒、巴里巴尔等学生与老师阿尔都塞之间的合作,以及后来学生们独立于老师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理论实践,促进了“阿尔都塞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回顾阿尔都塞主义在1964-1969年期间经历发展与分裂的历史,不只将丰富我们对阿尔都塞本人思想的理解,也将深化我们对整个法国当代哲学在1968年前后所经历的逻辑转折的历史认知,更加有助于我们走入由阿尔都塞曾经的学生巴迪欧、朗西埃、巴里巴尔等构成的今天法国激进哲学话语。     

阿尔都塞思想的理论主题及其现代意义──兼与徐崇温同志商榷

阿尔都塞是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他既反对当时流行于西欧共产党内的“入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又反对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内的政治实用主义和教茶王义思想．他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为己任．有针对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论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界产生了广泛的争论和影响、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阿尔都塞的思想也展开了讨论,其中徐崇温同志的观点尤其值得重视。他在《阿尔都塞的‘理论反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l）和《阿尔都塞瓦经验主义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载…     

从自由民族主义到宪法爱国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政治论证

从柏林的自由民族主义,经泰勒的承认的政治,到哈贝马斯的立宪爱国主义,是观察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政治论证发展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视角。柏林强调归属和自由的平衡的文化、价值多元论是其自由民族主义的基础,泰勒结合魁北克分离运动个案回应了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挑战,揭示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观念所包合的内在悖论,而哈贝马斯则抓住泰勒对权利理论的模棱两可之处,用立宪爱国主义整合自由民主制度中的普遍主义成份,用政治文化观融摄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的特殊主义要素,从而使其着重阐发的商议性政治观成为政治理论的晚近发展中的一种十分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思想及其特点

阿尔都塞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思想活动都属于“实践”,实践因此被划分为生产实践、政治实践和理论实践.生产实践、政治实践只能产生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主体主义和一元决定的,黑格尔主义和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属于意识形态,而理论实践则是与意识形态决裂而产生科学的过程,它完全以自身为标准,完全在思维中进行,这个过程是与黑格尔主义和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决裂的过程,所产生的是无主体的、以多元决定为特点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为了保卫马克思,引入了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从而彻底颠覆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概念.     

严复与卢梭的《民约论》

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史上，民约论（即社会契约论）占有重要地位。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都是民约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中，卢梭尤其是集大成者。他的政治学名著《民约论》（又译《社会契约论》），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思想，提出了人民主权思想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成了法国大革命中大多数领袖的圣经”①。由于时代的落差，迄19世纪末20世纪初，卢梭的《民约论》虽在西方已呈褪色，但对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仍产生了巨大的影啊。本文拟集中探讨严复对卢梭《民约论》的态度，以期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位近代著名的维新…     

埃及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与应对

转型国家常常面临来自合法性危机的挑战。合法性危机形成原因涉及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诸多层面,危机的程度亦有强有弱。面对危机,具有自我适应、自我调节能力的政治体系,通常会通过改变结构和功能来适应环境的变化对系统构成的压力。较之改革,革命则是一种更激进的途径和方式,是旧政治系统合法性极度危机的产物,革命也为新政权重建合法性创造了条件。从政治合法性的角度来分析穆巴拉克时代以来埃及政局变化对处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研究

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的首要基础是绩效合法性,重要源泉是意识形态合法性,根本内容是民意合法性,长期目标是程序合法性;而邓小平自身的品质则是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有效条件。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不仅达到了政治合法性内容的三个科学统一,而且实现了政治合法性类型的三个伟大转变。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思想的新模式。     

霍布斯对个人自然权利的理论推定

在现代政治理论中,个人自然权利观念仍是具有争议的论题,霍布斯是近代以来第一个系统地对这一论题进行阐述的理论家。通过分析霍布斯的理论可以看出,他把人的欲望天性作为个人自然权利的逻辑起点,把个人生命欲求的正当性作为个人自然权利的基础,把个人生命存在的正当性作为个人自然权利的核心,把个人生命保全行为的正当性作为个人自然权利的最终形式,由此论证了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个人自然权利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产生的重要影响。     

强化党治的普选仪式——1931年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探讨

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民会议代表选举相比清末和北洋时期的全国普选有重大的倒退.国民党内执政派系将此次国民会议视为给自己加冕和强化自己武力统一合法性的机会,未有扩大政治参与,与党内外精英分权的想法.参加国民会议的合法政党只有国民党一个党.公民的选举权获得要经过党部的许可.选举机构中没有其他群体的代表,只能体现国民党的意志.选举投票时采取记名投票法,便于选举操纵.党部对选举过程进行了控制和干预,选举自由度很低.这样的选举丧失了民主的精神,它本身也成了新的反蒋借口.     

“人的宗教”与“公民宗教”的契合——一种有关卢梭宗教观的政治伦理解读思路

卢梭的宗教观在其政治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针对西方思想家对于宗教与政治关系相对绝对化的评判,卢梭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只有当一种宗教作为个人情感行为、自由地确立上帝的至上权威,并且又能够激发人们出于对公民职责和社会道德的遵从形成对政治体的整体向心力的前提下,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宗教＂才得以达成。卢梭的宗教观,在政治哲学的框架内为宗教重新找回了位置,是其政治哲学理论在宗教领域的延伸。     

论我国执政党政治合法性建设的伦理诉求——兼论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的道德依据

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来看,执政行为的合道德性必将对执政主体的政治合法性产生巨大影响。在实践中,合道德性已成为当代政治合法性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受我国社会转型的影响,我党政治合法性建设的伦理诉求越发强烈,它迫切要求我们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寻求更多的道德依据,以适应社会治理的需要。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正好回应了这种合法性建设的伦理诉求。     

论政治合法性的构成要素

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构成要素有：法律规范、意识形态、治理绩效和认同机制。法律规范既是建构合法性的对象和内容,又是评价合法性的标准和依据。意识形态能为合法性提供道义诠释和正当说明,将政治权力转换成权威和影响力,实现社会共同政治理想与价值信念的重建,但意识形态对合法性的支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意识形态＂祛魅＂的进程也在加速。治理绩效是统治集团获取民众认同和支持的重要手段,持久的治理绩效可以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但治理绩效不能取代其他因素,更不能等同于政治合法性。认同机制是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进行政治沟通和政治对话的一种制度设计,政治合法性的切实巩固和有效提升,有赖于认同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有效运行。     

政权运行中合法性的延伸判断

政权合法性判断实际上分为两个层面:社会对主权的合法性认同,以及此后对所构建的政权进行合法性的检验。基于第二个层面,经过民主授权的政权还要受到法治原则的控制,背后隐含的是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对运行中的政权进行合法性追问。但是,当法治规范受到权力的控制,合法性判断就会在形式法治的过程中分解,实质民主意志就会因为权力对法治话语的控制而被"僭越"。要解决政权运行过程中,对合法性的延伸判断问题,就要完善交往程序,整合多元利益诉求,克服权力的压制模式,实现真实妥协。     

批判与重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约翰·密尔功利主义政治哲学探微

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是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约翰·密尔以功利主义为理论基础 ,在对启蒙时期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理论进行批判的同时重构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理论。这种批判和重构不仅使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题发生了位移 ,即由启蒙时期关注的公共权力合法性问题转变为公共权力的合理性问题 ,也带来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变革。     

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政治合法性的内在张力

政治合法性作为实质性争议概念,主要表现为不同研究者关于政治合法性本质特征的各种理解存在某种基本共识,但在这些观点和理论之中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和较大的分歧。通过引入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使政治合法性分析同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路径的分析模式结合,不仅可以揭示合法性评价活动的双重观念向度,还可以从历史进程分析的角度考察合法性评价客体的权威内涵及制度层次。在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进行相关分析,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政治合法性的内在张力,并为更好地理解政治合法性的丰富内涵提供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