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海归作家在当代文坛异军突起

海外新移民作家回国后从事文学创作,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一支崭新的创作队伍,他们被学界称之为"新移民海归作家"。这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溯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其产生发展缘由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和作家创作的个人因素,以及新移民文学发展的需要。根据归国方式的不同特征,将新移民海归作家分为中外双栖、回国求学和回国就职等三种类型。新世纪以来,新移民海归作家更是异军突起,先后出版小说、诗歌、散文、影视剧本上千种,他们的文学创作取得了巨7大的成就,对中国当代文坛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时代呼唤文学风骨──简论再度崛起的现实主义小说

进入90年代，遭人冷落经年的现实主义创作再度崛起。何申、谈歌、刘醒龙、毕淑敏、张欣、谭文峰等一批作家凭借对我国当下生活矛盾与百姓心声准确、扎实的传达而走到文学风景线的中心。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一直靠铁凝孤掌支撑而不无落寂的河北文坛因何申、谈双的杀出而大放异彩。相形之下，过去以实验或消解权威见长的作家却渐殖边缘甚而沦落至二、三流的作家队列。现实主义小说再度辉煌。新时期以来，人们一直孜孜苦求我国文学创作如何走向真正的繁荣，作家们也始终马不停蹄地探索如鲁迅般伟岸的划时代文学大师与代表新中国文学高峰的里程碑式…     

论南通籍台湾作家的小说创作

在回顾南通现代文学运动的历程时,我们不能遗忘了活跃在海峡彼岸的一群南通作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抛井离乡,寓居台湾,但仍然是南通人民的儿女,他们与故乡仍然有着割不断的血脉之情,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自然也应当纳入南通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学术界评价台湾文学的现状,大抵以为散文创作的成就高于小说。而就南通籍台湾作家的创作看,我认为,倒是小说成就更为可观。在我们知悉的近十位作家中,起码有半数以上侧重于小说创作,他们不仅以自己丰产的作品崛起于台湾文坛,而且各具艺术成就,获得文坛的佳评,既为自已赢取了声名,也扩大了南通的影响。     

三代风流 一片辉煌──江苏中篇小说五十年

回眸江苏５０年中篇小说创作，前三十年是小说创作的枯萎期，后二十年则是小说 创作的黄金年代。但即使在中篇小说创作的枯萎期，仍有一些寥如晨星的中篇佳作展现于文坛，给 人以美的享受和精神的陶冶。新时期江苏的中篇小说创作明显走在全国前列。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是有一支稳定的创作梯队。这个梯队分三个创作方阵，云集着中国文学创作的精锐之师。他们的作 品在每一个时间段中，都成为中国文学关注的焦点和热点，成为新时期江苏文学的骄傲。     

明代天津文学发展概论

明代天津文学有两股创作力量,即流寓文人与本土作家。明洪武至嘉靖,天津文学的创作主体是流寓文人,他们的作品或描摹津门风光,或抒一时一地之感怀,文学样式涉及诗、文两种。嘉靖至明末,天津本土作家开始出现,并创作出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其成就集中于诗歌。由流寓文人、本土作家的创作可知,明代天津文学的发展受到了中国文学主流思潮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     

新世纪前后中国文学版图中的“宁夏板块”

“宁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始于社会主义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张贤亮以其饱经沧桑和忧患之后的慷慨悲歌征服了大江南北。张贤亮的小说创作,不仅提升了宁夏文学总体的创作水平,也为宁夏文学在中国文坛赢得了美好声誉。进入20世纪90年代,宁夏文学在略事犹豫和徘徊之后,终于在新世纪前后,再次向中国文坛奉献了“宁夏青年作家群”。这一创作群体的崛起,不仅给新世纪前后的中国文学界吹来一股清新怡人的创作之风,而且,这一与广阔深厚的中国古老土地和“中国经验”血脉相连,并因此取得了不凡文学业绩的青年创作群体的成功,也充分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于偏远地区的文学创作事业,只要领导得法,调动有方,是可以走在全国前列的。     

中国女性文学的文化选择

新时期以来,中国"女性文学"经过20多年的蓬勃发展,为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所注目,成为中国文学一道亮丽眩目的风采。这一成就来之不易。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创作开始觉醒,到新中国成立的五、六十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女性创作"直至九十年代以来女性文学创作的空前丰富和繁荣,无论女性意识的觉醒、觉悟及女性文学的发端、发展,无疑都成历史的必然和文化的必然。     

忧患意识与闲适情怀——转型期文学研究之一

本文以九十年代进入社会转型期后的中国文坛为研究对象，评述两类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作家——忧患型作家与闲适型作家。忧患型作家以笔为旗，与物欲横流的商业化大潮进行直接的抗战。闲适型作家则以其高雅脱俗的作品与世俗社会进行另一种形式的对抗。他们的创作，不仅成了当代文坛的两道亮丽的风景线，也将成为二十一世纪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繁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思考

从新文学发轫之初,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再到新时期文学,这些重要的农村文学发展期都有江苏作家的参与,他们作品的主题与审美风格等均走在中国现当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前列,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财富。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给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注入了生机,提供了新的机遇。当代作家要深入生活,深度思考,特色创新,在总结和揭示创作经验与规律的基础上努力探索,在建设新农村的实践中开创农村题材创作的新局面。     

文学史与创作主体的心态

创作主体的个体作家的心态直接作用于创作过程,制约文学作品的风貌,作家群体相同相近的心态则可以直接影响一个时期文坛的创作趋向.影响文学创作文学演进的创作主体心态包涵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由人生观、历史观等制约并构成的创作心态;二是由审美态度、艺术追求等制约并构成的创作心态;三是由作家写作时的心境制约并构成的写作心态.创作主体的个体心态、群体心态与文学发展的联系应该受到文学史家的关注.     

重返“人的文学”——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四

1980年代中国文学知识分子话语回归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返“人的文学”的过程。最先的基本内容是对极左政治的控诉与批判,但一些作家已着眼于极左政治对人的压抑、扭曲和摧残并开始呼唤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控诉与呼唤的潮流虽然遭遇挫折,但文学的人道主义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一些作家走向了个人,展示和肯定人的个性;一些作家走向人的生命,呼唤人的自然权利。“性大潮”的出现是人的自然权利在文学中的一次回归。文学因此而对人的表现有了新的开拓,但也意味着一种退缩性的转向。重返“人的文学”的障碍不仅来自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旧的权威话语,而且来自海外引进的新思潮。1980年代文学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回答。     

创造社与十九世纪末欧洲文艺思潮

创造社作家留学日本期间,普遍对19世纪末欧洲文艺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文艺观的形成和文学创作上,他们都受到了19世纪末欧洲以唯美主义为核心的文艺思潮的诸多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新浪漫主义文学观。     

五四新文学对浪漫主义的接受、选择与弃绝

五四是一个浪漫的时代 ,新文学家们通过借鉴浪漫主义文学 ,发动了一场文学的自由主义运动 ,也展现了自我的浪漫情怀。但是 ,五四新文学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接受是有所选择的 ,二者在宗教性、自然性和回到中世纪等方面有很大的差距。 2 0世纪 2 0年代中期以后 ,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浪漫主义又被新文学所弃绝     

20世纪90年代新诗的文学史叙述

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发生于新的历史转型期,既回响着五四以来"人的文学"余音,又激荡着新世纪人们新的渴求,老、中、青和少年作家几代间相互冲突与对话,各种宣言、旗帜布满文坛,传统创作与新媒体写作同在,作家、批评家、媒体相互炒作与合谋,同时又彼此抱怨,美女文学、网络作品、少儿写作和影视文学更是令人眩晕,文化怀古与下半身写作并存,单一化的文坛格局被彻底打破。所有这些对文学史写作形成空前挑战。近年来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均从特定的角度,以不同的篇幅对这一时期的某些文学现象作了卓有成效的表述。然而,仍有许多重要现象尚未引起编纂者的关注,如已进入文学史的某些作家作品在话语表述和文学史定位上尚可进一步斟酌,某些文学现象从命名到文学史意义的界定尚需更深入讨论。直面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我们深切地感到在现代语境中建构起来的文学史模式苍白无力,急需走出传统言说模式,探讨新型的述史方式,即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实际情形相符合而又能体现出新世纪眼光的文学史结构。该时期文学有着较之以前完全不同的文学生态环境,各种新的现象、矛盾纠缠在一起,各类作品拥挤于不同的媒介,传统的传播空间、阅读秩序被打破,意义在质疑中碎片式生成,这就需要文学史著述者站在历史高度上甄别优劣,遴选出能真正体现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作家作品,以及具有开启、引领意义的作品。这其中应尽可能不受当事人观点的影响,不为其五花八门的旗号、宣言所左右,尽可能地拉开审视距离,作出独特的审美判断与意义定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组文章从各自角度对近二十年一些中国重要文学现象的入史问题进行了反思,以期引起同人的关注。     

大众读者批评与"80后"的文学史价值

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发生于新的历史转型期,既回响着五四以来"人的文学"余音,又激荡着新世纪人们新的渴求,老、中、青和少年作家几代间相互冲突与对话,各种宣言、旗帜布满文坛,传统创作与新媒体写作同在,作家、批评家、媒体相互炒作与合谋,同时又彼此抱怨,美女文学、网络作品、少儿写作和影视文学更是令人眩晕,文化怀古与下半身写作并存,单一化的文坛格局被彻底打破。所有这些对文学史写作形成空前挑战。近年来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均从特定的角度,以不同的篇幅对这一时期的某些文学现象作了卓有成效的表述。然而,仍有许多重要现象尚未引起编纂者的关注,如已进入文学史的某些作家作品在话语表述和文学史定位上尚可进一步斟酌,某些文学现象从命名到文学史意义的界定尚需更深入讨论。直面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我们深切地感到在现代语境中建构起来的文学史模式苍白无力,急需走出传统言说模式,探讨新型的述史方式,即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实际情形相符合而又能体现出新世纪眼光的文学史结构。该时期文学有着较之以前完全不同的文学生态环境,各种新的现象、矛盾纠缠在一起,各类作品拥挤于不同的媒介,传统的传播空间、阅读秩序被打破,意义在质疑中碎片式生成,这就需要文学史著述者站在历史高度上甄别优劣,遴选出能真正体现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作家作品,以及具有开启、引领意义的作品。这其中应尽可能不受当事人观点的影响,不为其五花八门的旗号、宣言所左右,尽可能地拉开审视距离,作出独特的审美判断与意义定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组文章从各自角度对近二十年一些中国重要文学现象的入史问题进行了反思,以期引起同人的关注。     

白居易与文学商业化

白居易的文名与作品被商业化利用,既是中唐商业发达、文化市场空前繁荣的结果,也与白居易自身的政治生涯、思想构成以及才情禀性紧密相关。他主动卖文,标志着中国文人在文学商业化进程中开始了主体觉醒,为后世文人生活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他“雅”“俗”互济的文学创作,为中国文学商业化提供了艺术典范,同时也代表了中唐乃至中国文学发展的新方向。     

南朝文人的身份特征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南朝文人大多来自于世家大族或宫廷贵胄,与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文人与政治的特殊关系对当时的诗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家族的兴衰直接关系到文学的规模;另一方面,士族文人的审美趣味强化了南朝文学“阴柔”的审美风格,“离别”、“伤悼”题材广受青睐。     

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对文学的影响

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对文学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导致多名重要作家去世,其次是使盛行一时的酬赠之作几乎绝迹,最后是促成了文学批评的繁荣。     

论留日“浙江潮”对中国新文学的催生意义

在中国新文学发生前后,曾涌动一股声势颇壮的留日"浙江潮",其间走出一大批对中国新文学作出重大建树的作家。这些作家从日本汲取异域新风,在新文学"前夜"已向"现代"方向发起有力的冲击,在新文学诞生阶段期其主导文学新潮的实质性意义更充分凸显,从中显示出他们对中国新文学的一种催生意义。     

《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

作为现代传播媒体,《大公报》独特的存在方式对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它论政而不参政,经营不为赢利,始终保持着只对时代发言不参与党派政治的文人立场。这个空间下聚集起来的作家群和他们的文学活动,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多元化格局中也同样具有独特性。他们希望文学超越政治影响,保持自身的纯粹和完美,与革命文学的宏大叙事和政治主题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对文学独立性的强调,对作家个人身份自由性的重视,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