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新时期文学·改革题材文学

"新时期"概念最早见于中共中央"十一大"文件。"新时期文学"话语最先出自刘白羽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80年代末,新时期并未终结,新时期文学继续发展。"后新时期"、"后新时期文学"仅是一种说法,与实际相去甚远。新时期的主要特征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题材文学是新时期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与"文革"前"跟形势"、"写中心"的文学大相径庭。在文学创作日趋私人化、边缘化、商品化的情况下,改革题材文学呈现卓然不群的美学品格：强烈的时代感、使命感、真实感、悲壮感,具有揭示矛盾。匡扶正气、寄托理想、提升灵魂的警策功能和鼓舞力量,其思想穿透力、艺术感染力、情感震撼力深获读者称赏与共鸣。为一切时代而写作的最好方式是真诚地描写现在;为走向世界而写作的最佳途径是忠于自己的祖国。     

明代天津文学发展概论

明代天津文学有两股创作力量,即流寓文人与本土作家。明洪武至嘉靖,天津文学的创作主体是流寓文人,他们的作品或描摹津门风光,或抒一时一地之感怀,文学样式涉及诗、文两种。嘉靖至明末,天津本土作家开始出现,并创作出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其成就集中于诗歌。由流寓文人、本土作家的创作可知,明代天津文学的发展受到了中国文学主流思潮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     

“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分期之我见

“新时期文学”是尚有明确社会改造目标引导的文学,而在“后新时期文学”中,这种理想的目标已经淡出并趋向干无。这是决定两个分期文学现象呈现质的不同的决定性因素。两个分期的文学阶段的所有相异之处,都来源于此。     

论新时期文学世界的亲情裂变

变异亲情是新时期文学叙事中出走的另类,它着力解构传统亲情模式,颠覆固有的亲人形象,塑造一系列＂恶＂的典型,从中暴露出人性隐秘且残酷的一面,弥补了长期以来当代文学人物塑造真实性、客观性方面的某些不足,提供了一批具有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的文学文本。     

论新时期现实主义的开放性发展

我国新时期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审时度势 ,在伸张自我固有特色的同时合理而大胆地吸收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黑色幽默等创作方法的表现特点 ,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壮大了自己 ,使自身在新时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发展 ,成为一种艺术特质多元并存的开放的现实主义     

论新时期文学中的道家话语发生问题--以寻根文学为发生中介物

新时期文学中的道家话语发生,在文革潜在写作和反思文学阶段还处于萌芽状态,并没有被社会认同.待到寻根文学阶段,作家们对道家话语的张扬和建构已经自觉化、公开化.韩少功、阿城们在他们的理论陈述中鲜明地表现出对道家文化的张扬姿态,阿城所塑造的王一生等形象与道家的"真人"人格理想具有相同之处,汪曾祺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桃花源情结"及对"水的感觉"的追求也与道家"质性自然"等思想相同或相通.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寻根文学作为发生的中介物,终于使新时期文学中的道家话语发生完成了"继续不断的建构",并使之获得了话语的合法性.     

论新时期《上海文学》的文学史价值

新时期的《上海文学》不仅刊载小说创作,也发表文学理论和作品评论,为当代作家和评论家提供文学实践的园地,同时依靠其选择机制对小说的发生与演进施以直接影响,它们不仅构成了新时期文学最原生态的样貌,而且还以其现实的精神参与到了这一历史的生成之中,并留下了独特的印记。新时期《上海文学》为当代文坛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青年作者,并通过策划"读者中来""读者评论""编者的话"等栏目,在坚守严肃文学立场的同时凝聚了自己的作者群,依靠他们,《上海文学》成为新时期文学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新时期《上海文学》无论是对旧文学观念的批判,还是对新文学观念的提倡,都没有脱离具体的对象,表现出了非常及物的精神品格。这一精神品格已经转化成最重要的文献史料,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所依赖的重要资料。     

中国新时期文学叙事视角的演变及其与西方文学的关系

叙事视角指的是一部作品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是叙事谋略的枢纽。中国新时期文学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中,完成了对传统文学“全知”视角的反叛和对西方叙事视角理论的接受:由全知到限知,由内视角到外视角,由单一视角到多元(复调)视角的转换。中国叙事视角的革新,是以西方文学的创作实践与理论著作为范式的,在创作上深受其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

学术界所谓的“新时期文学”同前一时期文学的分界应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促使党的文艺政策作重大调整,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代替原来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或“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二、三中全会倡导的民主精神促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得到真正贯彻执行,使作家艺术家获得高度的创作自由,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营造了宽松和谐的良好环境。三、三中全会作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理性沉思:论新时期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新时期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自"五四"新文学以来最活跃、最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一个特殊发展时期。它先后经历了对政治理性主义的思想解构,恢复了人性写真和悲剧精神,最终以自然主义的艺术倾向过渡,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对接的使命。     

从纯文学到大文学

艺术和文学分别借用不同的情感符号体系,来展示人类在不同世代的情感本真存在,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之下文学形态发生了变化,但是文学依然新鲜活泼地存在着。纯文学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化现象在当代逐渐被颠覆和消解,并不能说明文学行将消亡。从纯文学到大文学正是人类学意义上文学精神的自我回归,中国未来的大文学必然会在民族集体记忆的基础上接受外来文化以及不同世代生活经验的刺激,发生微妙的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演绎,也无论它是出自精英文学作家之手,还是出自草根民众之手,只要它自由地、自然地、本能地、本真地敞开了斯时斯地的情感(性情),那么,它都是既有中国品位又有时代气象,且与其他民族文学相互情意沟通无碍的中国大文学——多元共存的人类大文学生命实体中必要的生命元素之一。     

新文学的生意

民国时期,新文学及文化一直紧密地联系着经济利益,经济这一物质性因素与文学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在某种程度上驱动了新文学及文化的加速传播。也正是在共同物质利益的联结下,新文学人与文化资本家之间发生了种种关联,共同构成了新文学场域。以往对新文学及文化的解读过于强调理想的层面,相对忽略了物质层面,而物质原因往往才是解读诸多文学/文化问题背后的关键。     

从文学信仰时代到文学失仰时代——对文学经典主义的批判

在我们的历史传统和研究中,文学始终是作为"经典文化现象"而被认识和理解的。我们是事实上的文学经典主义者。从文学的历史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是文学经典主义者,是文学的信仰者或信徒,是完全自然的事情。但是当人类社会走进了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现代社会之后,如果我们再坚持文学经典主义,我们再坚持对文学信仰,就将是极其错误的。我们应当是一个文学的历史主义者,我们必需看到人类文学生存条件所发生的历史性交化。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文学经典时代了。因此,我们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再无可能去对文学加以信仰了。在一个文学"失仰时代"里,文学边缘化、文学社会教化功能的降低,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     

聚焦文学:《新青年》中浙江作家群凸现的意义

探讨《新青年》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从文学性视角切入至关重要。《新青年》中以周氏兄弟领衔的浙江作家群体阵容壮观,在各个文学领域都有开拓者之功,这可以从一个重要侧面展示《新青年》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开拓、创造意义。     

新的文学园地:《人民文学》与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

建国初期“人民文学”文艺思想开始贯穿整个文艺界。《人民文学》作为“人民文学”的全新载体,成为新中国在文学制度重建初期的国家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在此阶段的办刊思想、方针及创作风貌充分的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文学”特征,同时它也影响着同时代其它文学期刊的办刊方针和方向。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在《人民文学》初显端倪。《人民文学》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通过勘察它于此期间的办刊特色,从而为更全面、清晰地勾勒出当代文学传播史面貌打开了一个通道。     

文学史上的第三个时代──向总体文学发展

肯定和发展中国总体文学研究并对其方法作些理论研究是本文的主要目的。既然比较文学是当今世界文学研究中生命力最强的方法之一，那么根据一国的总体文学，即使是中国总体研究的材料所观察、所结论，也不可能说都具有普遍性。但世界上每一种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对总体文学做出自己的贡献，对一系列方法中表现的重要原则：内涵、特点、原则、命题、共同的美学据点等却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其中充满着不同的理论特色，却在走上总体文学的道路上占有显著位置。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新进路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随着文学史观的变化而变化,循环论、进化论、唯物论、实证主义等都曾经影响过文学史的写作。文学场维度的确立以及文学史写作的开放性将使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出现新突破。     

文学史:对文学演化关系的认识

把一般的史料研究与一般的审美评价汇集到一起,并不能保证文学史的个性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应该把文学史研究与一般的文学研究和其他相关人文学科的研究区别开来,寻找属于文学史研究的独特视角和特殊对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文学史研究概括为是对文学演化关系的认识.     

新秧歌运动:民间文学进入主流的一次尝试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解放区掀起了一场新秧歌运动。新秧歌呈现了一个全新的"民间",它的主体为工农兵,内容与主流话语一致。当时的权威话语期望新秧歌既能成为新文艺,同时又不脱离民间,但它的创作者追随意识形态话语,忽视了艺术性和文化内涵,使得它在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既没有对书面文学产生触动,也没有在民间文学领域留下痕迹。新秧歌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在当今仍具有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