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主义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以批判和反叛现代性的姿态出现的,作为现代性的重要表征的“理性主义”,也必然在其批判之列。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是以反理性主义为其表征的。学界对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主义的评价,多是看到了其消极意义。本文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却有着积极的意义,那就在于它深入和全面地揭示了“理性”在确立自身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压迫性与极权性,力图让人们对理性之用的消极方面保持警醒。同时,后现代主义者的根本立场也并非是要弃置理性,而是坚持理性所内在的批判之维。     

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

西方哲学自文艺复兴以来 ,呈现出三个发展阶段 ,即近代哲学、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是这三个哲学发展阶段的重要表征。由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的演变及其向反理性主义的演进 ,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本文对这种演化的逻辑进行了分析和揭示。     

列奥·施特劳斯对现代理性主义的批判

列奥·施特劳斯立足于《圣经》和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从哲学、宗教和古典政治哲学三方面对现代性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从哲学的角度看,现代理性主义颠覆了知性与理性的关系,从而无法理解超理性事物。从宗教的角度看,现代理性主义因为无法理解自然和启示,进而只是拒斥而没有驳倒宗教传统和启示信仰。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角度看,现代理性主义使得理性成为意识形态、工具理性和教条主义。总之,现代理性主义终于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使得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不可能。     

论非理性主义思维方式

本文从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上探讨了非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产生,认为它是对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主要表现在它确立了新的哲学主题,形成了在思维的目标与任务、思维秩序、思维模式、思维重点、思维方法和思维的文化归属等方面与理性主义哲学不同的一套哲学理路,改变了哲学发展的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是经济学思想发展中一条最重要也是最值得关注的思想特征谱系。在摒弃了各种关于“理性”的工具性观念之后,康德意义上的完整理性含义确立了一种理性主义的立场。在这种理性主义立场之下,经济学理性主义体系包含两部分的内容经济学理性假设与经济学理性方法。经济学理性假设的三层含义与其理性方法一起构成了整个经济学理性主义基础,但是这一基础并不完美。理性假设的先验前提解释了种种理性悖论的根由,从而论证了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合理性。但是,通过对“纽康姆难题”的讨论,必须承认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深处确实存在着某种局限性。然而这并非表明经济学理性主义就是错误的,也不表明经济学理性主义走到了尽头,相反,在经济学研究中应当坚持一种谨慎的经济学理性主义立场。     

法国理性主义认识论的思想图景

法国理性主义认识论始于笛卡尔。“笛卡尔我思”既是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出发点,又是哲学的第一原理;笛卡尔统合几何学与代数学、整合哲学与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这一使命将他及其继承者带往“普遍学”的领地,进而使现当代哲学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思想图景。巴什拉创立的理性主义认识论是对笛卡尔主义的超越,是一种非笛卡尔主义认识论或历史认识论;“我们思”联结理性主义的“我”与“你”并给予我们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存关系网,终将替代“我思”;想象与认识的融合意味着诗学与科学认识论共生融合。维耶曼的新笛卡尔主义认识论承袭笛卡尔、巴什拉等开创的理性主义认识论传统,以跨学科思想为导向,使哲学与科学更加综合统一。哲学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诸学科之间的筑桥活动,以达成哲学体系的普遍化图景。     

作为非理性的偏见何以可能——理性主义的偏好及其对西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

偏见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这种认知罔顾事实和对话,是主体自身情感、信念和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固有缺陷之外化表征。在西方跨文化传播中,东方被贴“标签”及至遭遇刻板偏见,乃为一般事实。直面此种现象,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逻辑搭建多囿于政治理念、国家利益、大众传媒等视野,相对疏于社会文化心理进路的考察。理性主义构筑了西方文化的精神柱石,展现出西方社会“意欲”向外投射的根本要求,推动了现代性进程,但主客体之间的内在危机也引致西方跨文化传播陷入“他者化叙事”泥淖。这不仅体现在西方媒体建构东方形象的非理性修辞和话语表达,而“东方主义”作为西方跨文化传播的底层逻辑,其概念内涵及生成机制与理性主义偏好之间的深度关联,更隐喻出省思理性主义对西方话语生产的影响还需扎根理念空间。     

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产生及发展

哲学从米利都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理性主义的。理性便被历代哲学家所关注、探索,成为西方哲学发展的奠基石。而不同时代的不同哲学家对理性主义的理解和阐释又各有差异、形成了各种流派和观点。今天，我们从源头上再一次弄清楚理性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对于我们以理性的哲学方式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伦理的理性主义和自然的理性主义——古希腊理性主义政治观解析

对理性主义政治的批判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阶段,这是奥克肖特应做却没有做的。柏拉图的政治观显示出是一种伦理理性主义的特征,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则是一种自然的理性主义,他们的都是用其他学科知识来看待政治问题,这是典型的理性主义政治思路。正是他们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政治的根基。     

民主社会主义与批判理性主义

本世纪,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对西方哲学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随之也对民主社会主义施加了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明确地把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作为自己思想的哲学基础,专门撰写了三卷集的《批判理性主义与社会民主党》大部头著作。本文拟就民主社会主义与批判理性主义的关系作一番批判考察。     

青年卢卡奇对形式理性的批判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青年卢卡奇深刻批判了近代形式理性的物化结构.卢卡奇认为,近代形式理性是一种反思的、历史的和总体的理性,它是以认识论表现出来的本体论.思维遇到既定性的、非理性的事实,使近代哲学陷进主客体二律背反的理论困境.德国古典哲学乃至后来的人本主义思潮试图通过实践、艺术、历史、文化等路径解决这个问题,但都是在更高层次上说明了它的不可解决性.卢卡奇利用总体性辩证法,揭示了具体历史的内部结构.他把"主体-客体"的认识模式从空间结构维度推及时间历史维度,以主体性原则完成了对历史的重新构建,从而超越了形式理性的二律背反.     

经济学的"证实"理性主义传统

通过对经济学的证实理性主义传统的历史回顾,并对经济学证实理性主义传统所引发的演绎主义与归纳主义、实证与规范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作了经济哲学评论,指出主流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一直轻视归纳推理思维方式,而且还通过在经济学研究中渗透演绎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从而力图把经济学打造成纯粹的实证科学,这致使经济学理论虽然在逻辑结构上日趋精致,但距离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真实世界里的经济学却越来越远.     

走出西方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樊篱

本文通过对西方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发展脉络的梳理,试图从其各自的优势和弊端中找出走出当代西方哲学困境的出路,尽可能地减少后现代思潮带给中国价值观念的负面影响。     

理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及其批判

20世纪80年代以来,理性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主流的国际政治理论。虽然理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涵盖了丰富的内容,为推动国际政治理论走向成熟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但是自身仍然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缺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追求现代性到超越理性

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启动了起来,现代性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内在动力。但现代性是以市场逻辑与理性主义合谋而发展的,它在推动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又造成了市场律令至上和工具理性独断,导致了社会断裂分化、道德理想失落、生态问题严重和人们精神家园荒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寻求共同富裕和提高发展质量抑制现代性悖论。科学发展观寻求人在社会发展中的终极意义,强调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对工具理性的规范和思维范式的超越,推动了和谐社会构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和路径选择。     

马克思的现代性哲学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哲学视野下,现代性无论是在社会存在还是在社会意识层面,都呈现出尖锐的矛盾。就现代性诸矛盾现象的深刻本质或其哲学基础而言,乃是近代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马克思的现代性哲学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哲学思维方式的彻底颠覆,对目前我国所面临的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建构过程中,必须克服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方式,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普遍、高度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     

知识分子的社会选择——葛兰西知识分子理论的现代启示

伴随着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工具理性主义对传统价值观的挑战,同时也引发了知识分子对诸如道德担当与社会责任、批判精神的价值反思,葛兰西知识分子理论为我们解决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困境和挑战带来重要的启示。     

中西人性理论与现代性平民人格培育

性善论、性恶论和人性可塑论等中国传统的人性理论因强调对德性的追求而导向圣人人格,然而圣人人格的设计既带有单一化、模式化的色彩,也让常人无法企及。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等西方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因其理性主义特征,致使工具理性张扬而使人们迷失了自我。社会的发展进步要求哲学伦理学的研究范式转向日常生活,建构和培育具有大众化取向的现代性平民人格。     

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与元中期学风的转变

元代中叶科举考试的恢复，奠定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从而引起了元代中期学术风气的变 化，这种变化主要有三个特点，即趋于正、趋于实、趋于古。这种学风，对元中期雅正文学 思潮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浅析对朱淑真评价中的理学色彩

近年来,对朱淑真的总体性评价,现代学界都给予了很高的赞誉。人们公认,朱淑真是生活在特定时代、特定家庭氛围中,具有超卓个性的一位影响较大的女作家,其叛逆性格与作品都呈现出夺目的光辉。然而,自南宋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她固然以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赢得了词坛声誉,却也招来了相当数量的贬抑之辞。在这褒贬之中,颇使人闻到一股迂腐的理学之气,笔者试就此问题浅抒拙见,以求专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