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与产业转移——研究刘易斯转折点问题的一个崭新视角

关于我国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存在着我国是否已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各方争执不下,至今仍无定论。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即以农村土地流转作为切入口,结合区域间的产业转移,研究我国的人口红利以及所谓刘易斯转折点问题。本文研究的基本结论是:一般所认为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判定标准只适用于我国的局部地区,同时,区域间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先后具有时空层次性与梯度性特征。     

外向型工业化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对珠三角产业结构转型的思考

本文在介绍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的基础上,提出在考虑转移成本以后,准刘易斯转折点实际上是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前形态,这种提前形态与我国外向型的工业化模式有关.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外向型的工业化模式会产生失衡效应和加速效应,从而促使刘易斯转折点提前到来.本文最后对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提出了若干见解.     

“刘易斯转折点”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适用性探讨——基于古典与新古典视角的比较分析

"民工荒"现象引发学术界关于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到来的讨论,而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察古典刘易斯理论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适用性。基于总量和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古典刘易斯理论所揭示的城乡部门工资增长模式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并不存在。相反,城乡两部门的工资增长趋势却与新古典理论模型的预测相一致,是一个持续和协调增加的过程。另外,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劳动力省际迁移是对期望收益和当地就业机会做出的反应,这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已经取得重要进展。     

刘易斯拐点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前景

关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等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考察其他国家(地区)在跨越刘易斯拐点时期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可以发现,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韩国在跨越刘易斯拐点后仍享受着人口红利,并没有因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而放缓经济增长,也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导致高通货膨胀。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可以判断,中国未来非农劳动力供给仍然丰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和通货膨胀压力的影响等都有限。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需要充分开发、整合和利用现有人口资源,选择有利于产业升级转型以及劳动力市场成功转型的产业政策,通过提升现有人力资本等奠定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理论辨析与国际经验

各国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随着其人均GDP增长呈现先加速下降而后减速下降的趋势,分界点就是刘易斯转折点。跨国平行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刘易斯转折点在人均GDP为3000美元至4000美元(购买力平价2000年国际美元)之间出现。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越了这一水平,但农业劳动力比重远高于该经济发展水平下的世界平均水平,这很可能意味着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仍有较大潜力。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新特征

本文讨论了中国在"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新特征和新挑战。首先,中国处于典型的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更高要求。其次,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中国普通劳动者工资增长加速并将持续,改变了生产要素禀赋结构,提出了加快向生产率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第三,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推动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特征的城市化以及扩大消费,中国可以继续保持其竞争力。最后,本文从改善收入分配、中西部地区发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阿瑟·刘易斯及其理论启示

本文回顾了1979年诺贝尔奖得主刘易斯的生平,并对其主要理论,即二元经济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评述,论述了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及启发意义,并对刘易斯获得诺贝尔奖的时代特征进行了分析.     

阿瑟·刘易斯及其理论启示

本文回顾了1979年诺贝尔奖得主刘易斯的生平,并对其主要理论,即二元经济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评述,论述了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及启发意义,并对刘易斯获得诺贝尔奖的时代特征进行了分析。     

略论中国特色二元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以刘易斯转折点为视角

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二元经济结构尚未得到解决这一问题,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理论被引入我国,成为近年研究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范式。以刘易斯转折点作为观察视角可以发现,我国二元经济发展中的中国特色主要表现为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巨大,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高,对外开放为我国提供了比较优势。此外,政策性因素也是中国特色二元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这也构成了我国二元经济发展面临的特殊障碍。     

后刘易斯时代的经济发展

从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笔者称之为刘易斯时代。从理论上看,还应有前刘易斯时代和后刘易斯时代两个阶段。目前中国可能处于从刘易斯时代向后刘易斯时代的转变过程中。这就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即从主要依靠土地、资本、非熟练劳动力的经济增长方式转移为主要依靠科技和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时期经济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的竞争、科技的竞争。为此,要调整人才政策和科技政策,进行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要改造传统农业和农村,防止农村空心化,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大力投资农业;要推进人口城市化进程,消除城市化的制度障碍。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路径分析——基于托达罗模型与刘易斯模型

我国在劳动力转移方面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问题。通过对比分析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发现,形成托达罗悖论的条件不一定满足,可见,以托达罗模型为依托的劳动力转移路径并不适合中国的现状,反而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曾经被托达罗模型所否定的刘易斯模型却极具有适应性。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劳动力转移路径依赖,因此,应该尝试以刘易斯模型为基础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路径创新。诸如,加大农村的教育投入,调整产业结构,消除资本歧视,消除阻碍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因素,以及鼓励多种多样的劳动力转移方式,等等。     

民之难治与儒家治世智慧

对于任何一个时代的政治家来说,社会治理问题都是一个难题.毋庸讳言,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问题显得尤为困难.这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当代中国人在心理上具有以往不可比拟的急切而旺盛的财富欲求,一些人为了攫取财富,常常无所不用其极.日出而作、日人而息的传统闲适社会早已代之以无利不起早的匆匆身影和为利而斤斤计较.凡有人群,不管大小,肯定都有"挤".     

先秦时期的社会宏观调控思想

社会治理是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家、思想家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在中国的先秦时期,各派思想家便开始探索安邦治国的良策,寻找有效的社会调控手段.当时的儒家、道家、法家都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治国和社会的理论,并在相互间展开争鸣与辩驳.后来,各家学说在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完整、和谐、有效的社会宏观调控系统.以图解的方式表示,这个系统的基本构成如下……王磊(1943-),男,陕西省清涧县人,宝鸡文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     

现代社会治理危机及其化解策略

现代社会构筑于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所主宰的全球化场域之中,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作为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系统,全方位地激活了人类贪欲享乐的内在本性,改善了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创造了急剧膨胀的现代物质文明,也在一定程度上持续不断地毁灭着人类社会既有的各种处世方式和价值准则,使人类的精神和德性矮化到前所未有的境地,致使企业或所谓的"理性人"可以漠视公共利益、生命安全和"天地良心"来追逐名利和"暴富",从"大头娃娃"到"结石婴儿",从"黑砖窑"到"尾矿坍塌",一系列血淋淋的事实让我们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和治理能力产生了怀疑.     

刘易斯是怎样为模态实在论辩护的

模态逻辑研究的模型是一种集合论的结构,由此产生出一个哲学问题：在模型论中所研究的集合论结构,与我们赖以解释这些结构的对象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因为正是凭借这种解释关系,我们才能够理解这种研究如何能够产生出关于模态逻辑原理和推论的真正洞见。对这一问题的一种回答是由刘易斯的模态实在论提供的。模态实在论认为,除了我们生活于...     

现代社会与儒家传统思想资源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有了飞速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及生活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升,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繁荣的场景并不是社会现实的全部,在辉煌壮丽的帷幕之下,在颂歌悠扬的乐曲声中,还悄然隐藏着某些令人不安的因子.这些因子有内、外两个方面的表现.     

传统性善论与社会监督机制的缺失

反思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与中国现代治理的关系,我们发现,从社会历史哲学的元问题即人论的角度看,正是由于传统人性论的性善论使得中国的管理文化传统缺乏社会监督机制.     

转型期的文化镜像与符号：孔子与鲁迅

鲁迅和孔子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体现了在中国社会文化发生重大转折时代的文化诉求和创新,其意义和地位的形成不仅与某种社会文化的转型期的特殊语境相关,而且经历了一种长期反复的符号化过程,是一种被建构的文化镜像。     

咸宁二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

由于受《晋书》记载的影响,学者一般都将太康元年视为晋武帝时代政治的转折点,但是这一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唐人的观念,并不契合历史事实。从西晋政治演变的内在脉络而言,咸宁二年是更值得注意的年份。该年晋武帝病危时拥立齐王攸的密谋以及杨骏封侯这两件事虽然不太为学者所注意,但都对西晋政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者彻底激化了武帝与齐王攸的矛盾,成为武帝后期一系列政治纷争的源头;后者标志着外戚势力在西晋政治中的崛起。武帝为了巩固皇权,抑制宗室、功臣势力,重用在曹魏时代默默无闻的外戚杨氏,将其作为一种异质力量引入西晋政治,改变了西晋政治的权力结构。因此,咸宁二年对于晋武帝一朝的政局具有转折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