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四个误区及其反思--对当前我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社会学思考

维护社会稳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然而,在我国维护社会稳定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长期遗留的误区.其主要是第一,过于强调社会要素的稳定,忽视了社会结构的稳定;第二,过于强调资源配置的集中,忽视了社会分化的影响;第三,过于强调社会冲突的负功能,忽视了对手段性冲突的引导;第四,过于强调政府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忽视了中介组织的调节.     

服务型政府公共性价值的实现途径探究

"公共性"是政府的合法性依据,公共性价值是服务型政府的灵魂和旨归,服务型政府必须致力于建构公民本位、公平正义、公共利益、服务精神、公共责任为轴心的公共行政价值体系.强化公共性职能、重塑公共制度、培育公共伦理、培育公民社会等是服务型政府实现公共性价值的基本途径.     

国家法治与民间自治的调适 --国家与社会范式的阐释

本文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范式入手,对强国家、弱社会,强社会、弱国家情形下的法律命运及中国转型与变迁的实际,对政府主导型的法治与社会自治型的法治优弊进行评析,并从"市民社会"的认知思路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作用,实现国家法治与社会自治,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合理配置与整合进行了阐释性研究.     

当代中国权利本位思想之发展与意义检视

随着现代化建设和法治实践的深入与展开,当代中国权利本位思想不断获得发展和完善。主要表现为：从强调个体主导的权利本位思想发展到倡导社会优位的权利本位思想;由侧重通过本体和价值层面阐释权利本位思想发展到注重从方法论的角度解说权利本位思想;以研究法理学框架下的权利本位思想发展到在法理学指导下的多层面不同部门法学科的权利本位思想研究。权利本位思想的兴起不仅促进了法学界的思想解放,符合现代法治理论的内涵与发展趋势,也有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公民意识的形成。     

历史叙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再审思——以泰州学派为考察

国家一社会理论的二元对立观在解释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时面临诸多困境.本文从“复线历史”叙事视角出发,以明代泰州学派为考察对象,通过对历史结构和社会行动者的双重刻写,重构历史叙事的现场感,尝试探究中国公共性生成的历史线索.明代中后期市场经济的兴起颠覆了士农工商的固有社会等级秩序,经济社会结构变迁造就了一批民间知识分子的产生,泰州学派的良知之学、“淮南格物说”和泰州门人的宗族建设实践,以公共性达成了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动,催生出兼具时空结构和底层意识的社会雏形,超越了国家一社会范畴的二元对立关系,为解释中国社会公共性生产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范式.     

从福利为本到资产为本:社会政策发展的新趋向

社会政策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它是政府直面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劳资冲突和各种社会问题,强调社会公平和福利权利,实施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结果.可以说,社会政策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和政府都不得不时时面对的重要使命.从历史经验和各国或地区的实践来看,制定和实施合理的社会政策是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发达国家通过实施社会政策有效地缓解了贫困,增进了社会福利,维护了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法本位界分——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研究之视角

经济法和社会法均将社会本住作为其法本位,这导致了二者关系的紧张,笔者从分析法本位概念的内涵入手,认为社会本位的特定含义是维护社会利益,并从社会利益的主体“社会”以及社会利益的“利益内容”两个角度探讨了二者社会本位观的并同。指出了经济法的社会观是经济性视角的整体社会观,而社会法是社会性视角的整体社会观和部分社会观的兼有;经济法的社会利益强调经济秩序、经济安全和经济发展,社会法的社会利益则着眼于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以及社会稳定和社会事业发展。     

当代政治学对非政府组织的认知及评介

当代政治学流派对非政府组织有着不同的认知.新自由主义强调其作为社群损害个体权利的一面,而社群主义则为其在公共生活中发挥作用设置了空间;多元主义设计的民主机制肯定了其积极作用,而法团主义却担心其在多元竞争中会带来社会失序和不公平的风险,强调国家控制的必要性;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治理理论则在根本上都认同在政府监控下引进多元互动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在对非政府组织进行政策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到它的两面性.     

环境法的权利本位论

法律本位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表明法律的终极价值关怀,而法学基本范畴的确定则是法律本位的前提.在采纳"权利-义务"与"权利-权力"二元范畴的基础上,通过考察法律本位的源流以及目前学界关于环境法本位研究现状,表明我国应以社会利益优位下的权利本位构建环境法的体系,并区分环境公法和环境私法中权利本位的不同内涵.     

公共权力内在倾向及其约束

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在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以后 ,有着双重属性 ,即阶级性和社会性。这种双重属性体现在行政权力上 ,从应然层面 ,行政权力是公共权力的主体权力形式 ,行政权力行使的根本依据是公共性 ,而在实然层面的确存在着总要摆脱公共性的倾向。这就决定了公共权力既可以成为谋取公共利益 ,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形式 ,也可以成为个人或集团专权、滥权 ,谋取私利的通道。防止和遏制公共权力异化 ,在行政改革层面 ,应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 ;从权力制约权力到社会制约权力的转变 ;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     

当代市民社会理论语境下的行业协会及其中介功能

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继承了近代市民社会理论将“国家-社会”二分法作为市民社会实体存在的依据,继而进一步提出了“国家-市民社会-经济”三分法,并在此基础上界定市民社会,把市民社会指向与政治国家、市场社会相并立的第三域,社会中个组织构成市民社会的主体。行业协会一直是市民社会理论构戍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市民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发展的实践中,行业协会具有联结市场和政府的中介功能,是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下的中间调节机制,     

公民权与全球公民社会的构建

公民社会是与作为自然人的私人社会相区别、而直接同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组织化和政治化的民间社会。其核心的要素是以私人社会的共同利益为纽带而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各种非政府组织),来集中和表达社会的共同意志和利益,使私域中的诉求扩展为公共诉求,以利于开展社会运动或社会斗争, 促成对国家的民主转型和改造。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一国之内的国家公民延伸为世界公民,公民社会也越过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跨国结社和社会活动,形成“全球公民社会”,并在全球发挥其影响力、支持力。     

市民社会观念的当代演变及其意义

近代的市民社会观念,主要是指因商品交换关系而将人们联结起来的私人自律的经渗交往领域。20世纪,市民社会的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主要是指自主的社会文化领域,即自治的民间社团及其活动所构成的公共领域。这两种市民社会观念都将克服市场社会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作为其理论的核心问题。不同的是,近代市民社会观念力求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超越克服市场社会的内在矛盾,而当代市民社会观念则致力于在市民社会中寻求克服市场社会内在矛盾的根据和力量。市民社会观念的这一变化是对市民社会发展历史的反映,必须考察这整个演变过程,综括其丰富的内涵,才能达到对现实市民社会及其发展的全面把握。     

国家建构的社会逻辑:从权力结构的均衡考察——兼论哈贝马斯交往权力对社会权力的制约

国家建构不仅是政治权力集中和渗透的过程,也是一个获得社会认同的过程,前者强调政治性权力载体的建构,后者侧重政治性权力和社会性权力的均衡、互相转换和制约关系。由于社会性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深刻关联着社会资源的配置状况,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受到交往权力制约的社会性权力才具有合法性,才能与政治性权力形成均衡的制约关系。按照权力结构的均衡要求,国家建构既是政治性权力集中与分散的合理化过程,也是社会性权力实现公平配置并获得认同的公民社会的形成过程。     

政府与社会的双重建构:公共治理的实践命题

随着公民权利的扩张,提供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民主政府兑现其对宪法与公民的承诺的基本方式。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公共治理的多中心秩序。多中心治理实践的社会网络形式以及对公民社团的依赖,决定了政府需要按照公共治理的制度逻辑和行动逻辑对自身及社会进行重新构建。对中国的现实而言,政府既需要提高制度化的能力,加强元治理,也需要推动社会力量的建设,并在治理网络中提升网络治理的能力。     

中国公民社会成长中的若干问题

处于现代化纵深发展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方向相反的两种变化趋势,一种是向下的变化即社会的衰败,另一种是向上的变化即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只有中国公民社会充分发展了,社会才能获得足以克服衰败的巨大力量。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文主义的启蒙和人性的解放是公民社会生长的精神支柱;志愿者行动对公民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公益慈善是公民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纽带。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还要走很长的路,还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曲折,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共同努力,才能把它不断推向前进。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政治生态理论诉求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国家与社会是一对矛盾体。考察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必须充分虑及国家与社会这对矛盾体彼此间的结构变动、功能转换与力量消长,以及国家与社会间的历时性关系转换和共时性关系变奏,从中探寻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之间生态化关系建构的契合点,以期实现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的生态化和谐互动。     

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角色及演变

公共政策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分配,也是国家和政府的活动的依据与目标,因此公民参与既是公共政策的基本要求,又是检验公共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民意的指标。本文梳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角色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即传统社会公共政策过程中对公民参与角色背离,转型社会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角色的复苏和现代公民社会中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带来角色回归。结合具体情境剖析其得失,为我们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如何吸纳民意和在多大程度让公民有序合理的参与提供参考。     

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内涵、限度及其互动

现代国家兼备阶级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其基本特征是政治性,核心是公共权力。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中轴的社会自主领域。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各有其限度,政治国家的限度主要体现在:淹没公民社会、背离公共利益、权力寻租以及政治合法性限度;公民社会的限度主要体现在:滋生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它不是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应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以克服各自的消极方面,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形成双向适度制衡和发展型互惠,形成政治国家能力强大、公民社会富有活力的新局面。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当代可能性

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得以兴起的最深刻根源 ,就是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今天 ,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可欲的目标 ,它的达成 ,仍然不能离开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基础。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工作 ,不但论证着在国家能力和市民社会同样弱小的中国实现二者之间正和博弈关系的可欲性 ,而且也展开着某种可行性 ,那就是 ,提高国家能力 ,重构国家机器 ,是以合理界分国家与社会的职能边界、合理确定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为前提的 ,而有限政府并不会自动成为有效政府 ,国家又必须充分发挥其支持和增进市场有效运作的积极作用 ,以使具有自主性和多元化的社会确保统一和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