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色情：安杰拉·卡特笔下的萨德

通过阅读萨德的作品,安杰拉·卡特认识到性与权力关系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她试图创造某种介于严肃文学与通俗色情文学之间的文体,并使用这种“道德的色情文学”表达女性主义的理念.对萨德创作精神的充分理解和批判宣告了卡特创作成长期的结束及其创作成熟期的开始,并为她塑造全新的女性人物形象提供了启示.     

萨德、色情与文学自由

萨德的反成规以及他的反叛行为的哲学基础是自然主义和绝对自由主义。色情文学对完善人的整体性的吁请与萨德的极端色情的反人性并不完全相同。在社会政治和文学两个层面上重新考察萨德的色情文学的哲学命题和文学价值在今天的后现代语境之下十分有意义,据此可以追索人的完整性之于文学自由的可能意义。     

想象与自由:反思文学价值的一个维度

想象的自由是意志自由,文学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可以补充和强化这种自由.正如自由渗透在必然的历史进程之中,想象对现实的渗透自有人类以来也从没有停止过.因此,想象与现实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既不存在一个没有现实的想象世界,也不存在一个没有想象的现实世界.想象的自由表现为凭借自由意志摆脱现实必然性束缚,对于作者来说,是在一个想象与现实比例失衡的时代创作出体现崇高抗争精神的文学作品;对于读者来说,则是通过文学想象启动实践理性,为自我救赎提供可能.     

反对阐释与艺术色情学——论苏珊·桑塔格的美学思想

桑塔格认为,艺术不同于思想,批评的功能不是进行道德提升,它诠释的应是一种美学世界观,即什么是美学感觉,因此,桑塔格主张用＂艺术色情学＂取代＂艺术阐释学＂。＂艺术色情学＂延续了桑塔格的反阐释理论,使批评由外在的价值领域转向内在身体领域,它体现了20世纪后期开始出现的一种＂新感受力＂,是文化由高级走向通俗、大众的一种表征。     

民族国家的想象与中华民族的认同——论五四文学与杭战文学中的乡土叙事

在近代中国由"乡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文学特别是乡土文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干历史语境和时代精神的变化,从五四到抗日战争,乡土文学的叙事主题经历了一个由"启蒙"到"救亡"的变化.五四时期的乡土叙事,不仅是对农民自身的启蒙,也是对在"乡土中国"之上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召唤.而抗战文学正是通过对"救亡"的叙述,最终完成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重构和确认.     

广告与文学:传媒时代的文本越界

广告的花样翻新向传统的文艺美学提出了挑战,新的媒介逻辑和广告策略,催生新的主体立场、文化现实,期待新的理论阐释。广告与艺术交融,商品与审美合流,是摧毁高雅与通俗、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一种强大力量。顺应传媒时代文化生产的规律,广告吸纳文学、艺术的特质,成为一种泛文学、泛艺术的样式。     

城市中的宗教与文学——论北宋相国寺的存在意义

北宋东京相国寺是重要的皇家寺院和都城中著名的公共空间,具有神圣的宗教性和浓重的世俗性共存共荣的特质。北宋皇室对相国寺进行政治性干预的同时,又怀有对其宗教意味尊崇的心理。相国寺在显性浓重的世俗性中依然存在隐性神圣的宗教性。相国寺一面与世俗生活最大限度地融合,一面极力将宗教的教义在俗世的交易和生活中加以强调。     

生存·超越·自由——对雅斯贝尔斯"生存"思想的解读

雅斯贝尔斯的哲学是一种祈向超越之维的生存人学,将自由、选择与责任浑化为一体的"生存"是其全部学说的运思轴心.在他看来,"生存"不同于"实存".因为"实存"是定在于世界之中的,而"生存"则是在世界之中不断突破世界的.他由此认为,"超越"是"生存"的内在结构."生存"意指自作主宰、自我超越、自我担待的个体的人,它是雅斯贝尔斯"生存人学"的价值主体,而这一价值主体所寓托的秘密乃是人的自由.     

两座城市·两种文学想象——老舍、张爱玲小说比较论

老舍与张爱玲是 2 0世纪中国为数不多的与其所在的城市结下魂体相依关系的作家。把两位作家关于京海两城的文学想象摆在一起作对照比较 ,便可见出两种不同的叙事图式 :同样关注市民人生 ,老舍选择了文化的视角 ,张爱玲则选择了人性的视角。“文化”的选择使老舍的小说从观念、选材到语言呈根性的、自重的、集体化、客观化的叙事格式 ,这种叙事从正面对应京城的精神品格。“人性”的选择使张爱玲小说侧重于虚构 :对人物境遇作想象性摆置 ,并在这种摆置中突出人物的本能性行为感受。她通过恍惚迷离、似是而非的叙事营构 ,折射出光怪陆离的沪上景观 ,从另一个角度对应了海城的文化品格     

越界行为的正义约束——赔偿、惩罚与禁止原则的根据

越界行为的正义约束是建立在“一切之所从出”的权利基础上,它首先不是要求一个人“去做什么”,而是通过权利要求限制他人“不能做什么”.对越界行为追索赔偿、进行惩罚与禁止的正义条件既是确立人与人之间边际界限的原则根据,更是社会合作得以成立和维持的必要前提.它是社会关系的基本条件,由此可以生长出、至少不能妨碍到不同文化共同体的社会合作.     

《传播净化法案》:美国对色情网站的控制模式

以美国1996年颁布的《传播净化法案》(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简称CDA)为分析对象,评介其缘起、内容,以及所引起的违宪争议,可以了解美国政府通过法律途径限制网络色情所遭遇到的困境。但美国网络色情的控制模式对我国的网络传播净化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种模式可以总结为以技术手段为主导、网络素养教育为基础、政府立法为保障、积极寻求国际合作的“综合管理”模式。     

论宗教超越人之死亡的伦理学特征 --以基督教与佛教为例

宗教特别关注人死亡后之世界,存在多种解释.以伦理学的视野研究宗教对人之死亡的超越有如下5个特征第一,由至善与神圣存在概念所决定的能超越的伦理学特征;第二,由人之死亡的两种含义所决定的超越性的伦理学思想特征;第三,依据凡俗如何实现其神圣所决定的实践性的伦理学特征;第四,分析能所关系所得出的超越性的伦理学思想特征;第五,此超越性伦理源于何处的伦理学特征.     

文学作品审美想象力构成及其培养

文学作品审美想象力由审美想象再现力、审美想象扩充力、审美想象组合力构成。文学作品审美想象力的培养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加强语言训练;积累审美表象,提高表象质量;理解作品蕴藉;丰富知识经验;发展联想能力;加强对客观逻辑和情感逻辑的认识;培养丰富的审美情感。     

翻译现代性:剔除、强化与妥协——对革新时期《小说月报》英、法文学译介的跨文化解读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来源,“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五四时期,《小说月报》大力译介英国、法国文学,摸索了剔除、强化和妥协等三种西方文学进入中国的途径,形成了这一时期较为典型的“翻译现代性”理念与实践。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来说,经“翻译”而来的文学“现代性”追求是复杂而多向度的,其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文学领域,不只是一种打通了域外文学／翻译文学／本土文学之间界限的中国“现代文学”构造过程;而更多是一种建立在不同的文化和语境的差异与冲突间的跨文化抉择,也是一份消弭了文学性／社会性彼此不同指向而呈现出自省感、责任感与使命感交混的矛盾而又宿命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实践。     

明清小说作者的科举观考察

明清小说作者对科举制度持批判和反对态度的认定有失偏颇。综观明清小说和小说作者的相关著作发现,实际上他们所批判的是科举制度及实行过程中的各种弊端;对于科举制度的存在,小说作者并没有否定,他们不主张废除科举,所希望和提倡的是扭转科举时弊,还给读书人一个清明的科举制度。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并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     

对马恩有关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理论的再认识--兼与董学文的有关观点商榷

笼统地把文艺视为意识形态,或认为文艺是与意识形态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具意识形态性,都把文艺泛意识形态化。这些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原意,也不符合中外文学史的实际。马克思在《序言》中明确把文艺视为一定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式,其中部分属于意识形态文艺。文学史上存在着大量的非意识形态文艺和带意识形态性文艺。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和自由的精神生产区别的观点,说明应使意识形态文艺和自由生产的文艺并行不悖的发展。     

英美现代诗论的“经文”——从柯勒律治的想象力理论说起

在《文学生涯》第14章中,柯勒律治将想象力描述为各种对立因素的均衡与协调。而这一论述几乎成了英美现代诗论的经文,不仅托.斯.艾略特、理查兹曾多次引述过,而且新批评派的核心人物也倍加青睐。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这段论述所作的阐发和引申,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英美现代诗论与浪漫主义批评之间深刻而复杂的联系。     

短篇题材的重写:萧红居港期间的小说创作

萧红居港期间创作了两部长篇代表作《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三个短篇《后花园》、《小城三月》、《北中国》和一个口述小说《红玻璃的故事》,可说是萧红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长篇小说都涉及重写短篇题材。这一独特现象为人们考察萧红居港期间的创作自觉意识及其民族性思考提供了解读的空间。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对短篇小说《家族以外的人》、《后花园》中的有二伯和磨倌等形象进行了再造与重写。在小说重构过程中,萧红游走于情感诗意与理性概括之间,叙述视角、立场和表现主题亦发生相应变化,从中可以看出萧红居港时期的小说创作题旨及其内在规律,以及她如何执着于作家姿态的独立性,而成就了她在居港期间小说创作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