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服务价值三种世界形式的运作

文艺活动首先是为人、为人民的 ,其目的是为人的素质的提高 ,并由此推进社会的发展。服务性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性内容 ,服务的对象就是人 ,它体现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性 ,即文艺服务价值性。客观现实生活、艺术审美世界和自我实现的人格结构是这种文艺服务价值的三种世界形式 ,它们是关系性存在 ,构成这一关系存在的活动主体是艺术家、艺术接受者和创造意义上的人。它由艺术创造活动指向艺术接受活动 ,不仅展示文艺的动态结构 ,而且其有效性是一种目的———手段———结构的流程 ,其目标指向及终极效应体现的是人的价值地位的动态生成。这里的人是以高审美文化品位为价值含量的创造性人格结构 ,其人格结构的意向性是通过人对社会的意义和作用来体现的     

文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

文艺美学的根本问题,是文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文艺对于现实的作用,也即文艺在社会中的职能。一是现实对于文艺的作用,也即现实在文艺中的地位。     

文学·社会生活·个体生命——重评毛泽东的文艺源泉论

毛泽东文艺源泉论的主要贡献在于给几千年来处于边缘地位的下层民众以文艺对象的中心地位。然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文艺源泉被狭隘化。胡风的“处处有生活”之说是对毛泽东文艺源泉论的补充,但胡风派对生活只看到了“斗争”的一面,而忽略了“和谐”的一面。文艺对象应当包括个体生命的各种存在方式。文艺创作的终极源泉是社会生活,直接来源是文艺家对生活的感受、体验、理解和解释,是个体生命的生命体验。     

文学·社会生活·个体生命——重评毛泽东的文艺源泉论

毛泽东文艺源泉论的主要贡献在于给几千年来处于边缘地位的下层民众以文艺对象的中心地位。然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文艺源泉被狭隘化。胡风的“处处有生活”之说是对毛泽东文艺源泉论的补充,但胡风派对生活只看到了“斗争”的一面,而忽略了“和谐”的一面。文艺对象应当包括个体生命的各种存在方式。文艺创作的终极源泉是社会生活,直接来源是文艺家对生活的感受、体验、理解和解释,是个体生命的生命体验。     

文艺的社会属性是什么?——评朱光潜教授的“文艺非上层建筑”说

文艺的社会属性是什么?搞清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文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处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正确解决文艺遗产的继承与革新等问题,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艺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经过五十年代初期批驳苏联特罗菲莫夫的“文艺非上层建说”之后,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已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了。但近年来在我国文艺理论界却又出现了一种“文艺非上层建筑”说,其代表性观点就是朱光潜教授在《西方美学史》序论里的一段论述。朱先生只把“政权,政权机构及其措施”也就是     

从文艺大众化到乡村文艺主流化——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关于文艺大众化的历史建构

文艺大众化的历史建构贯穿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从"五四"到三十年代是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建设期,知识精英为文艺走向大众设计了多种预案,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终未能开花结果;抗战开始后,随着历史环境的骤变引起的文化中心的散落,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大众文艺被众多知识精英所激活,并在短期内形成初潮。但随着多数文化人在内地陆续定居,这一初潮很快悄然退去;然而,在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艺大众化却一路走强,在权力中心、本土作家、外来知识分子以及农民大众的合力作用下,到了四十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乡村文艺主流化。反思这一建构过程得出的结论是:文艺大众化是历史的选择而非新文学的方向。     

从品评文人到精析文心——汉魏六朝文艺心理学概述

研究中国古代文艺心理学,有微观与宏观两条途径:前者是细致地剖析古代文论中具有心理学内涵的范畴和概念;后者是历史地描述古代文艺心理学思想在不同时期的理论风貌和发展概况。本文主要采用后一种方法,以中国古代的文学史和文论史为背景,通过整理、阐释古籍之中的文艺心理学思想资料,提纲挈领地勾画出汉魏六朝文艺心理学的发展脉络和理论轮廊,并揭示汉魏六朝文艺心理学在整个中国古代文艺心理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评文学主体论

在八十年代中期,刘再复发表了他的《论文学的主体性》,并在文艺理论界引发了一场主体热。人们看到,他们是把“文学主体论”作为同以往居统治地位的文艺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沦相对立的另一种理论提出来的。自“文学主体论”提出以米,给文艺界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因此有必要对它的本质进行认真的讨论,以消除其不良影响。     

张闻天与延安文艺思想的过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延安文艺指导思想初探

从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中国进步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延安,延安文艺创作和批评空前繁荣,张闻天对这时期延安文艺的指导具有过渡性的历史意义。张闻天在毛泽东《讲话》前指导革命文艺的过渡性历史意义一方面表现为其早在１９３２年在上海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的纠正;一方面表现在其在延安时期对毛泽东《讲话》前延安文艺界方方面面的具体指导。张闻天对毛泽东《讲话》前延安文艺的具体指导是由当时其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所决定的,因此,张闻天在毛泽东《讲话》前的文艺指导思想应该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不仅有利于澄清延安文艺运动的历史史实,也有助于我们对延安文艺运动及其指导思想的深入研究和全面探讨。     

以“政教”为中心的先秦儒家文艺思想

<正> 儒家文艺思想,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也起过消极作用。它强调文艺的政教作用,强调文艺的功利目的,从而给文艺以很高的地位,甚至把它和礼、刑、政相提并论,作为治国的重要工具。这种主张本身具有合理的一面,在历史上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儒家的这种文艺思想却忽视文艺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内部规律,因此,往往把文艺变成政治的附庸,使文艺不能按本身的规律去发展。有些时候,甚至走向取消文艺的极端主义的道路。显然,这就是其消极的一面。     

略谈文人画中的文人气息

文人画具有文学性、哲理性、抒情性,是文人画家文学修养和艺术修养的集中体现。     

《西厢记》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

16世纪初年,朝鲜文人(李朝时期)已经知道著名元杂剧《西厢记》。到了18世纪,文人们对《西厢记》故事已非常熟悉。韩国收藏的《西厢记》的汉文本和韩文本很多。朝鲜文人对《西厢记》的评价褒贬不一,贬之者视如灾书,褒之者奉为奇书。不少文人对《西厢记》作了深入的研究。除了派往中国的使臣和历代少数留学生及书商,大多数朝鲜文人没有机会观看中国的戏曲演出,所以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多数是从书本上得来的,因此对中国戏曲的理解难免会有错误。他们始终将《西厢记》当作案头文学来阅读。《西厢记》曾对朝鲜的文体文风产生过影响,一些文人还模仿它写了一些作品如汉文演本《东厢记》、汉文小说《春香传》等。     

美国“大屠杀后意识”小说散论

“大屠杀后意识小说”在美国学界异军突起,成就斐然。“大屠杀后意识小说”属于美国犹太学的一部分。但“大屠杀后意识”小说内涵指向比犹太学更具体、更清晰。“大屠杀后意识”小说关怀幸存的命运,以及大屠杀本身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强调对往昔的追忆。这种学艺术风格的转型,使犹太学、大屠杀学表达的客体更丰富。研究“大屠杀后意识小说”,对进一步认识美国学界的现状与成就有积极意义。     

“汽车”意识与中国文人的文化心理（1930年前后）

文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表现对于揭示其文化心理具有重要意义。以1930年前后的文人为例,左翼文人、自由主义文人、海派文入等各类文人群体对于“汽车”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他们的“汽车”意识实际上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诉求,表明中国文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形成了丰富多元的价值取向,在政治斗争、文明改造和艺术诉求这三个方面各有倚重。     

文学记忆中的城市文化审思——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中的昆明为例

城市的文学创作是城市精神文化的见证,又可构成城市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昆明,文人云集,他们想象、抒写、塑造着昆明,使昆明形成独特的审美形象:既有爱国的阳刚之气,又有彩云之南的温柔风貌。昆明的文学记忆在当代文化研究中正被识读出来,它为昆明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历史资源和现实启示。     

澄怀味道 妙造自然——论文人画审美观念的超越性

中国画创作具有极重要的启示作用。中国古代文人画是民族绘画优秀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审美观念体现着中国绘画美学内涵的精髓。文人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思,引领观者步入一个更为博大的、不断向失意者敞开的生气勃勃流动着的生命世界。从美学的角度深入剖析文人画,会发现其具有心灵自由的主体性、立品高超的文化性和思维方式的包容性。这些特质不但触及到艺术本质的深处,也蕴含了某种超越性,在当代语境下对外流露文人思想,在带给欣赏者审美愉悦的同时更能发人深思。     

盛唐文学的精神价值：以李白、杜甫诗歌为例

文儒与吏能之争在有效促成开元盛世的清明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完善了文儒诗学的理论思考。有唐文学在开元、天宝之时，达其极盛，诗家辈出，佳作如林。大体言之，盛唐诗歌的艺术风格，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浪漫高华为主体风格，后期则转入沉郁顿挫。然风格虽有转变，但成就前后两期风格乃至成就盛唐诗歌风格的仍为“气”与“情”：“气”盛而“情”真。盛唐文学的文化精神亦因之而凸显。     

“逸”作为审美范畴在唐宋时期的迁替

唐宋之际 ,社会审美思潮发生了很大变化 ,“逸”作为审美范畴在士大夫的观念中成为一种审美理想。“逸”是文人画的精神核心。宋代文人画 ,为了高扬主体情志 ,不仅要超越形似 ,而且要通过简化、变形等艺术手段 ,使画中的形象与所画的事物产生很大的间离感、陌生化 ,从而突出主体的情志。从创作主体的精神状态而言 ,“逸”是一种审美的自由创造 ,这种创造必然表现为对技巧规范的超越     

胡姓士族文学群体与中唐文学格局之形成

盛唐时期胡姓士人的文学活动对于胡姓士族文学群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乱后,大历时期是胡姓士人的成长期,贞元、元和时期,胡姓士族文学群体已经形成并举足轻重。胡姓士人群体堪称是中唐政事与文学空间的中流砥柱,与山东士族、关中士族、江南士族鼎足而立且毫无愧色。贞元、元和时期的文学活动场域与德行、政事、言语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胡姓文学家族从地方进入台阁,从边缘到核心,进入文学活动的中心地带。唐人选唐诗选本采摭胡姓士人诗作入集发挥了保存文本的文化传承功能,突出了中唐胡姓士人的创作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胡姓与其他家族联姻是民族融合的组成部分,基于此产生的文学活动便具有了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胡乔木晚年对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思考

胡乔木晚年对如何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实现党对文学艺术工作正确科学的领导有过深入、系统地思考。他认为,新时期党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党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主要是对其发展方向的领导,要高高举起社会主义文学的旗帜,理清文艺与政治、文学的党性和文学的倾向性以及党的领导与文艺事业的关系,认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上,体现在服务和引导文艺界进行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