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甘肃鸦片贩运群体及贩运路线考察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烟毒泛滥成灾,一度被称为烟国。斯时,鸦片的种植、吸食和贩运都达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程度。就贩运而言,主宰甘肃政治和经济的诸多群体都有贩烟行径,军阀、商号、马客和驼帮是主要贩运者。他们将鸦片贩诸省外、省内互贩或从省外运进本省,赚取巨额款项。贩运路线出境和入境大体均为河西内蒙线、临夏成都线和西兰线。从贩运的渠道上看,以1937年为界,该年之前,内销大于外销,尔后,外销大于内销。民国甘肃鸦片贩运猖獗是由政府财政困窘以及权力失控所致。     

中国古代文论兴感论的承传

我国古代文论兴感论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三条线索中:一是物感论维面的承传;二是兴会论维面的承传;三是“兴”与“感”相结合论维面的承传。古代文论兴感论的承传轨迹,呈现出梯度拓展、充实和不断深化的特征。     

试论黄爵滋与禁烟运动

黄爵滋是清代禁烟运动中严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清代禁烟久治无效，朝廷出现严禁与驰禁的争论中，他坚决主张严禁，并首次提出以“重治吸食”为核心的禁烟主张，其主张对上至皇帝，下到大臣乃至后来掀起的禁烟高潮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可见黄爵滋在禁烟运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述，以期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     

浅论一八四○年间在鸦片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十九世纪中叶,国际上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时期。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一系列不可解脱的危机越发明显地暴露出来。兰时,第一强大的英帝国主义作为寻求解救危机的一大发现,便是看中了中国是一块“肥肉”,向中国输出大量资本,其中以倾销鸦片为主。由于道光皇朝的腐朽统治,烟毒泛滥,白银外流,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入侵者横行霸道,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危害日趋严重。就在这个时候,满清政府中以湖广总督林则徐(公元一七八五年——一八五一年)为首的严禁——抵抗派认为“鸦片流毒中华”、“足以贫民”、“足以弱种”,①“若犹泄泄视之”、“则为害甚巨”,②他们坚决地主张,内惩奸贼,外抵国敌;不管是谁,只要偷运、贩卖、吸食鸦片的,都要依法制裁;治罪轻重,以对国民经济危害大小为标准。一八三八年下半年,林则徐向皇帝曼宁(即道光)奏折,十一月,林则徐被委任为“钦差大臣”,一八三九年初到鸦片进口地广州实行查禁。     

《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注释

龚自珍《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写于鸦片战争前夕的一八三八年。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大炮为后盾,到中国掠夺原料,推销商品,尤其凶狠的是私贩毒品鸦片,妄图进一步吞噬中国。鸦片的大量流入,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灾祸。由于白银外流,造成银价上涨,财政危机,人民负担加重;由于官兵吸食和贿赂成风,也使清王朝更加腐败。中国面临这场灾祸,引起了各个阶级的注意。劳动人民坚决要求禁烟。统治阶级内部分成两派: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首的守旧人物(包括中央和地方上的守旧官僚)。主张守旧,反对禁烟,以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首的开明人士,主张革新,严禁鸦片。这种禁烟和反禁烟的斗争,实际是儒法两家的一场革新与守旧,爱国与卖国的两条路线的大搏斗。道光帝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命脉,勉强同意了严禁派的主张,召林则徐到京讨论禁烟事宜。一八三八年十二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令其赴广东查禁鸦片。龚自珍送给林则徐的这封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龚自珍在这封信中,向林则徐提出了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三种决定义是平稳银价,严禁鸦片,重兵防御。三种旁义是限制外货,限制外国人入境,整修军器。三种答难义是回击刁难者的无耻谰言。一种归墟义是期望林则徐这次南行,能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龚自珍提出的这些禁烟、御敌主张,是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他看到资本主义各国的猖狂侵略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灾祸,坚定地站在严禁派一边,积极主张禁烟、御敌,这是很可贵的。另外,在反侵略中,他主张对内重典刑,对外重武力。对食者、贩者、造者处以极刑;对破坏禁烟运动,力主对外投降的“儒生”,主张“杀一儆百”。这是多么激进的思想啊!正如林则徐在复信所说:这是“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在当时清王朝血腥统治下。龚自珍敢于冒死向林则徐献策,跟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真不愧为一个伟大的爱国王义者。龚自珍这些禁烟、御敌的主张,与严禁派首领林则徐当时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得到林则徐的赞赏。林则徐在复信中说:“归墟一义,足坚我信”。这说明,龚自珍的这封信,使严禁派坚定信心,激发斗志,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但是,由于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龚自珍的这个反侵略思想,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他不仅没有看到人民群众在禁烟和反侵略中的作用,反而把消除人民的反封建斗争(“人心定”即指此),作为这次禁烟运动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另外,在限制对外贸易上,又流露出农本主义思想。这是我们读《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要注意的。     

利、威、名：韩非治道论新解——韩非的人性论及治国方略构建

韩非是战国末期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人性论的完整内容包括了人性好利、恶害、好名三个方面。“因情而治”是韩非设计治国方略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主张“循天顺人”、“道法自然”;韩非治国方略的核心是利、威、名耦合的治道论,而非法、术、势;利治、威治、名治的有机整合是治国的根本方式。利、威、名耦合的治道论是韩非政治思想的精髓,对当代政治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     

道光帝一八三八年禁烟决定辨析

有关禁烟运动的论著对道光帝1838年作出的禁烟决定较普遍地未予应有的注意,甚至认为,道光昏庸无识,对要不要查禁鸦片,态度“游移”不定,只是在读了黄爵滋奏疏、尤其是林则徐的折片之后,才“惊于问题之严重”,“采纳了林则徐的主张”,“决定严禁,任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东查办鸦片事件”。①     

凉山毒品问题现状、趋势及对策研究

凉山历来为毒品输入内地之“四川通道”的第二关卡 ,历史上即是一个种鸦片、贩鸦片、吸鸦片的重要地区。 80年代末 ,毒品问题在凉山死灰复燃。目前 ,其涉毒特征和趋势表现为 :涉毒区域由农村向乡镇、城市蔓延 ;涉毒主体已由农民转向干部、由无业者转向有业者、由男性转向女性 ;涉毒方式及手段由隐蔽转向公开 ;涉毒人员由以贩养吸转入只贩不吸 ;女性贩毒特点十分突出 ;涉毒人员低龄化、低素质化现象严重 ;涉毒违法犯罪行为呈上升之势。建议继续提高认识 ,加强领导 ;充分发挥家庭、学校和社区家支的作用 ;制定帮助彝族贫困地区发展经济的特殊政策 ,拓宽贫困人口就业渠道 ;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在毒品重灾区兴建一些劳教农场     

现代文学研究的史论关系的再认识

20世纪在思想上是一个重主观轻客观、重主体轻客体的时代 ,这样的背景决定了在学术研究中产生忽视史料的弊病 ,只有社会环境的改变才可能在整体上改变这种状况。学术工作存在“我思故史在”和“史在促我思”两条路线 ,这两条路线都一样重要。“论从史出”的关键是“出论”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未能出论 ,是它的更大的弱点。     

中国古典美学中感兴论研究综述

感兴论一直都是中国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感兴论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就感兴论的研究成果而言,学界大体从以下范围进行探讨：一是“兴”的本义研究,二是“兴”的起源问题,三是探讨经学意义的“比兴”,四是将“兴”与诗歌艺术联系进行研究.在诸多研究中,就“兴”与诗歌艺术联系进行研究最为丰富.整理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当下学术界对于感兴论的研究成果,期望对当下的感兴论研究能有帮助.     

清末财政困境下的禁烟运动

20世纪初,满清王朝实施了一系列的自救措施,试图挽回败落的社会局势,禁烟运动是其重要措施。从清末财政困境和社会局势的视角分析清末禁烟运动的起因,探讨了清政府在禁烟法律法规、禁烟机构和禁烟条约等方面采取的积极措施,充分肯定了此次禁烟运动的成效和积极作用。     

论民国初年无锡的禁烟

民国初年无锡地方当局屡次奉令禁烟,但鸦片烟毒不仅没有禁绝,反而越来越猖獗。禁烟失败的原因,主要与无锡地方当局禁烟的态度、目的,以及禁烟的方法存在问题有关,同时与部分官员循私枉法也有一定关系。禁烟的失败,对无锡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使鸦片烟毒更加泛滥,吏治更加腐败,并且败坏了社会风气。民国初年无锡禁烟给我们的历史启示是:一项重大社会改革政策出台之前,对其进行周密的论证和策划,出台之后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其实施,以确保其成功而不会走向其反面,是十分必要的。     

论清末山西禁烟的举措与成效

毒品的泛滥成灾,是近代山西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1905年至1906年,山西一省行销的土烟量即居全国第二。鸦片烟毒使山西经济凋敝,民众生活困苦不堪。但在清末禁烟时期,山西的鸦片之害一度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山西成为全国禁烟的典范。本文即从禁种、禁吸以及禁运三个角度来考察清末山西禁烟的措施及其效果,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从而为当今的禁毒斗争提供经验与教训。     

国民政府铁道部时期的铁路禁烟禁毒初探

国民政府铁道部时期,铁路当局在国民政府打出的民族主义旗号之下,开展“断禁”和“渐禁”两个阶段的铁路禁烟禁毒工作。铁路当局围绕铁路员工“禁吸”和烟毒“禁运”两个主要内容,设立了专门的禁烟机关、颁布了禁烟规程,并制定了具体的禁烟措施,使铁路当局的禁烟禁毒取得一定的成效。同时,这一时期铁路当局的禁烟禁毒也存在诸多不足,影响了其禁烟禁毒的成效。     

鸦片战争前后金星门的鸦片贸易

位于广东珠江口西侧的金星门,在鸦片战争前后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有利的条件,从19世纪20年代外国鸦片船的偶然碇泊所,发展到30年代外国鸦片船的固定碇泊所,四五十年代则成为广州市场甚至整个珠江三角洲市场鸦片的重要供应地。对金星门鸦片贸易的个案作较为深入的分析,对探讨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的演变,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禁烟讨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鸦片泛滥,中国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社会各界围绕着禁烟问题开展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提出的各种禁烟主张反映了不同的阶层、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禁烟人士通过报刊、媒体揭露外国非法向中国输入鸦片毒品的大量事实,军阀、官吏、奸商等纵容包庇贩运和制售鸦片毒品的罪恶,抨击政府当局腐败,无能政治,唤起国人对鸦片严重危害性的认识,推动了群众拒毒运动空前开展起来,制约了政府当局的禁烟态度。在讨论中一些论者宣传“渐禁主义”理论和主张也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这场禁烟讨论结果说明,在旧中国社会制度之下烟毒泛滥的社会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近代山西鸦片问题述略

鸦片毒流在近代山西经历了鸦片战争前的萌动与战后严重泛滥两个时期。针对种种弊端,督抚厉行禁烟,取得了一定成效,并为清末山西禁烟成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抗战前十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禁烟禁毒政策

烟毒影响近代中国社会至深且巨 ,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之日起便展开对这一社会问题的治理工作。抗战前十年其禁烟政策历经“寓禁于征”、断禁和渐禁三个阶段的演变 ,在禁烟领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北洋军阀时期烟毒大泛滥的局面得到基本扼制。     

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烟毒的状况及影响

虽然历届政府均实施禁烟政策,但由于军阀、土匪的参与、包庇、外国尤其是日本的走私贩运以及烟毒贸易巨额利润的引诱等原因,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烟毒问题仍相当严重。不但具体表现在种、贩、运、售等产销渠道,更表现于数额庞大的消费群体。烟毒对华北农村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不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对个人、家庭与社会都有极大的危害,还激化了道德败坏、盗匪猖獗等社会问题,使原本动荡的社会秩序更加紊乱。      

近代中国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初探

鸦片贸易合法化是指鸦片作为商品经主权国家对外贸易特定监管机构海关许可 ,列入正常贸易货单并征收一定比例关税的国际贸易行为。发生在近代中国的鸦片贸易合法化 ,作为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 ,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其演变过程漫长而曲折 ,对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复杂而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