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先生易学思想管窥——读《乾坤衍》

一、论衍易宗旨熊十力先生早年研究西学,后来醉心佛法,“四十岁后,舍佛而学《易》,平生思想变迁,以此番为最大。”易学思想可说是熊先生思想的主干。他指示学人为学的途径是学习西学,涉猎佛学,归本《易》学。熊先生倾其晚年心血撰写哲学著作《乾坤衍》,自称“余之思想,变迁颇     

评孙奇逢“相反而相交以为用”的辩证法原理

孙奇逢是身跨明清两代的著名心学大师。其思想造诣颇深,而犹精于《易》学。他深刻地理解“《易》以道阴阳”(《庄子·天兀》)的根本思想。如说: “《易》以道阴阳”。其理止此矣,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读易大旨》卷三。以下引此书,仅注卷次) “《易》以道阴阳”。阴阳之道,不幽明、死生、鬼神之理而已。(同上)这就是说,“道”是“一阴一阳”,是“幽明、死生、鬼神之理”,外此,将无处寻“道”矣。他从“一阴一阳”中发现了世界本质,如曰: “《易》有太极”,乾坤之生生而子息者是。(同上)这就是说,所谓“太极”,无非指“乾坤之生生而不息”罢了,“而实非另有一物立于两仪器象之前也。”(同上)“太极”不离两仪四象,是犹“形上形下不离形字”(同上)的     

从《乾坤衍》解读熊十力的易例思想

《乾坤衍》是熊十力先生新易学思想最终完成的标志。他通过揭橥"譬喻立名"等辞例和"乾坤互含"等义例思想以融贯"孔子六义"来阐释其"体用不二"的本体论思想,彰显了他本人独特的思想背景、理论特征与价值。     

《熊十力及其哲学》序

熊十力哲学,是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园中一株奇葩,清奇秀逸,久而弥芳,札根中土,流誉海外。盖自晚清以来,中西各种文化思潮汇合激荡于半殖民地中国,西化惊涛,复古逆流,相反相因,同时汹涌,使不少人目眩神移,失所依归。熊先生正当此时进入学界,他没有随俗浮沉,而是以异乎寻常的苦学精思,自循中国哲学启蒙的特殊道路,上下求索,勤勉一生。从“五四”前夕发表《心书》到六十年代著成《乾坤衍》,前后近五十年,学脉数变,重心屡移,     

简论孙奇逢的《易》学思想

孙奇逢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 ,他的《易》学思想不仅把“本来之《易》”视作“天定之象” ,把“圣心之《易》”、“《易》书之《易》”视作“模写”之像 ,从而摆正主、客观的本质关系 ,而且 ,于学《易》之人而言 ,他尤其强调将“本来之《易》”和“《易》书之《易》”一概化而为“在我”之《易》 ,从而使“易”成为人们具体立世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指导。他的这个思想很实际 ,也很精彩 ,学《易》者如此 ,实际上人人都当如此     

《周易》“道器论”的文化阐释

《易·系辞上》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道器论”。“道”与“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基本范畴。道与器的关系指即抽象道理与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这层涵义却只是“道器论”的引申涵义，而不是其原始涵义。要追寻“道器论”的原始涵义，我们首先要明白《周易》哲学的本体论。《易·系辞下》云：“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明物也。”乾坤两卦是《易》之总纲，而乾坤的取象正是男女生殖器。钱玄同先生说：“我以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的东西；‘乾’‘…     

陈抟的先天《易》学思想探析

华山高隐陈抟（872-989）早年儒服,壮岁慕道,晚年入道,唯一不变的是对《易》的爱好。陈抟的《易》学受《周易》经传、《易纬》的影响,除了有对儒学自身的发掘,更涵摄老学与佛学的思想与范畴,在象数领域进一步开拓了《易》学的视野。《先天太极图是陈抟创制的著名《易》图之一,是由先天八卦与《阴阳鱼太极图》组合而成的。由《京兆府广慈禅院新修瑞象记》的存在,证实了陈抟确实有着先天八卦卦图思想,这也意谓着陈抟在先天八卦的发展上是关键的角色。《先天太极图》承袭《参同契》以乾坤为南北,离坎为东西,《参同契》以乾坤为人身之象,乾为首,坤为腹,坎离为水火之说,以喻身中之药物,因此,《先天太极图》是用来表示炼丹的过程。陈抟先天之学是作为丹道炼养学理之依据。     

孔子＂五十以学《易》＂辨正

历来对“五十以学《易》’的解释都不够圆满、周延,其原因是未能厘清此章言说时间与“五十”之间逻辑关系。经由义理、文势、事证等方面的论证可知,此章应是孔子暮年归鲁后的企求、哀叹之言,应解为“再让我多活几年吧,（这样我）五十岁已经开始学《易》历程,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孔子开始学《易》的时间是五十岁时,与老而好《易》、晚而喜《易》并不同时;其五十岁开始学《易》的促因可从思想与现实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孔子易学态度的转变可表述为从早年斥《易》到五十学《易》再到晚而喜《易》、老而好《易》的大致历程。     

方以智的道家观

在我国十七世纪的启蒙思潮中,方以智以其坎坷的经历和丰富的学识,铸就了自己学术的鲜明特色。其一是“函雅故,通古今”,批判地吸取西学,建立了以名物训诂学、数学、物理学和哲学相结合的质测通几之学;其二是“聚古今之薪”炮制于一炉,将儒、释、道三家学术会归于《易》。前者在中年以前,以《通雅》、《物理小识》、《医学会通》为代表,后者在中年以后,以《药地炮庄》、《东西均》、《易馀》为代表。本文仅就后者对方氏的道家观作一些剖析,以揭示其立身佛门,心怀儒术,改造和利用道家之学的矛盾心态。     

何以说张载思想“以易为宗”?

古人言及张载思想的特点，都首提其“以易为宗”,说明张载的哲学思想与《易》有极深的渊源关系。何以说张载思想“以易为宗”?其主要在于：张载“勇于造道”,其“造道”之功是从易切入的；其“太虚即气”“气化之道”“一物两体”的宇宙观源于易理；其贯“性与天道为一”“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心性论根于易；他颇有影响的《西铭》,其思想乃“本儒家《孝经》,参以易理”;其著名的“四为”说之“为天地立心”句，亦从《易·复卦》之《彖传》“复，其见天地之心”立论。“以易为宗”既说明了张载关学的思想渊源和特点，也彰显了张载哲学思想的核心精神和立论根基，是理解张载思想之关键所在。     

论司马光《易》学思想的两个支点

本文以《温公易说》为基本资料,探讨司马光《易》学思想中义理和象数两个支点。认为义理以“中正”为中心,贯穿于自然哲学、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思想各个方面;象数则继承汉代以来的象数学传统,勾勒《周易》的数学统摄模式,与《潜虚》的象数模式有内在一致性。象数与义理的后先次第及其联系,是司马光《易》学思想的内在结构。     

船山治易历程追踪

探寻船山研究易学的历程,从总体上揭示船山易学思想的特点、特色及其在易学史上第三个“圈圈”的终结与集大成的地位;说明《周易考异》 、《 周易稗疏》 是船山治易的基础工作;初得观卦之义,是其服膺易理之始;船山易学思想的重要特征为兼崇象数与义理又归属于义理;《周易外传》基于乾坤二卦所产生的各卦卦象与义象以及各卦的错综变化,探求其中的根本哲理,并将其广泛运用于各种物理人事之中;《周易大象解》 是他的社会政治现和伦理道德思想的集大成;《周易内传》坚持乾坤并建,错综合一,占学一理,得失吉凶一道,强调《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     

中国近代西学传播的历史拐点与文化变迁

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人被迫开始主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西学从往日个别零碎和缓慢的传入方式转变为广泛、迅速的具有侵略性质的文化殖民主义的侵入。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次第经历了一个由表层器物文化、中层制度文化、深层精神意识文化的变迁过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社会变革运动成为西学传播过程中的始点与拐点。     

从郑玄、虞翻《易》注之“宗统”观念看汉《易》之体

现行研究一般认为汉代是一宇宙论时代，本体论的突破则待王弼之注《易》《老》。但汉儒尤其是郑玄与虞翻在注《易》时实有一种“宗统”观念：重视卦爻与卦爻间之关系，更由对其关系之研究，而组织成种种卦爻集群，从而以种种象数系统去解释《易》之经文。如此，在解释卦爻时乃极尽其拓展与繁衍之能，而其中即同时蕴涵着收敛与凝聚。拓展与繁衍是宇宙论的解析，而收敛与凝聚即是由宇宙论的解析逐渐会归本体。其具体的表现分为两阶段：诸卦会归到乾坤；乾坤推极到乾元。     

复见天地心,艮止圣贤境--《复》、《艮》二卦义理与宋儒心性之学

宋代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发展时期,也是《易》学史的重要发展时期。宋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多端而丰富,但占据主流地位者,当属围绕“性与天道”这一哲学核心问题的探讨而发展起来的新儒学———理学,宋代《易》学的总体发展也与此相关。宋儒论《易》,特别注重《复》、《艮》二卦,并对此二卦的义理作了独具特色的阐述与发挥,从中显示了宋代《易》学之时代特色及其与宋儒“心性之学”之密切关系。     

对“中体西用”的再思考

“中体西用”是近代历史上最有意义的核心问题 ,它是清末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追溯“体”与“用”的历史渊源 ,可以了解中国士人传统的思想文化观以及他们“通经致用”的治学宗旨。从 1 9世纪 60年代 ,一些有识之士就相继阐述过“中体西用”的思想 ,其内涵也随着社会现实背景的演变及中西文化的冲突加剧而变化。到张之洞的《劝学篇》则明确主张“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这一主张是有特定的思想内涵的 ,谈“中学为体”实则提倡“西学为用”。它成为甲午战争后的一种“流行语”,主要流行于文化教育领域     

元代新安理学的《易》学思想

在由宋入元的第一代新安理学家当中，能以《易》学名世且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当属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他们的《易》学研究几乎完全禀承了朱熹的思想与体例，以羽翼朱子之学为职责，这样出现的一个弊端即是形成了固步自封的学术局面，因而缺乏了创造性。而以郑玉、朱升、赵污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安理学家，他们转益多师，门户之见也相对淡薄，这使得他们的《易》学研究各具特色：郑玉倾向于以心学解《易》，而朱升则极重图象之学，赵游则倾向于性命义理的阐释。这种分化打破了以“二胡”、陈栎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安理学家在《易》学研究上唯朱是宗的局面。     

试论刘光第"取其长而制其害"的西学思想

刘光第明确提出了“取其长而制其害”(或称“收其利而制其害”)的西学思想。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主张采西学重实效促进富国强兵、宣传普种牛痘和戒除鸦片以及提出参用民权与重视报纸的社会作用等方面。刘光第的西学思想突破了洋务派的“体”“用”之争,是他参与维新变法的重要思想基础。     

论刘向、刘歆父子的易学观

刘向刘歆父子是西汉晚期重要的历史学家和经学家,刘氏父子所集录的《别录》和《七略》论述古今学术的演变过程和变迁趋势,并且通过编辑目录的方式确立了《易》为六经之首,以《易》为其它五经之原。刘氏论《易》,以阴阳五行灾异为依托,以补察时政、经世致用为旨归,其《易》学观念的形成是受汉代重儒尊孔的学术思潮的影响,也反映了汉代易学在学术上的重要地位和发达程度。     

杨时《春秋》遗说及其渊源

《龟山集》四十二卷中多论及《春秋》,卷八《经解·春秋义》尤为集中。李明复《春秋集义》、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程公说《春秋分记》等书称引杨时《春秋》说,其中多有不见《龟山集》及新近出版《全宋文》之《杨时集》者,乃杨时《春秋》佚说。杨时对宋世《春秋》学非常关注,其说与宋世学者渊源颇深。杨时对胡安国“元即仁”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了最早的批评。杨时曾多向程颢请教问疑。杨时与程颐都重义理而轻训诂,但程颐明显将传统《春秋》学纳入到其理学体系,刘绚、胡安国也沿此路数推而广之,而杨时立论衍说却甚少见此以“天理”、“人欲”为范畴的程门理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