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钧与东北大鼠疫

1910年至1911年东北爆发流行性鼠疫期间,为防止日本侵略者借防疫之名侵占我国的主权,扩大侵略范围,身为奉天交涉使的韩国钧审时度势,据理力争,使其侵略阴谋难以得逞,尽可能地维护了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     

《鼠疫》：在荒诞与反抗之间

小说《鼠疫》借助对苦难、死亡与存在的思考,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推到极致,构造了人类反抗姿态与荒诞处境之间的张力,肯定了一种力所能及的行动,提示无神时代的现代人在爱中寻找信仰之源。因此,在荒诞与反抗之间实现自我的定位,成了《鼠疫》给予现代人的重要启示。     

14-17世纪意大利鼠疫与公共卫生应对

公元14-17世纪,鼠疫侵袭了意大利各个城市国家,导致城中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非命,阻碍了正常的经贸往来,冲击着人们原有的生活秩序,激发了人们对疫情的应对思考和医学关切。为了消灭鼠疫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意大利城市政府迅速从失序的状态中恢复政治职能,设立公共卫生委员会,完善公共卫生机构;出台隔离政策,开展隔离防控,禁止受感染的人员和物品流通;建立鼠疫医院,诊断患者病情,给予其护理和安慰,推进公共治疗。意大利城市政府围绕公共卫生展开的综合施策,有效地抑制了鼠疫的地域传播,推动了近代早期意大利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但在早期执行过程中,难免存在着对鼠疫科学认知有限、与社会传统文化冲突、与部分阶层利益相抵等问题和矛盾。从中可见,意大利公共卫生体系形塑的曲折与复杂。     

《鼠疫》中的神学与理智主义

《鼠疫》反映了加缪对基督教神学与现代理智主义关系的认识。作品中有两种对鼠疫的认知:以里厄为代表的理智主义和以神甫为代表的基督教神学。加缪的思考游动在两者之间,一方面以基督教神学诠释鼠疫,将思维指向西方世界的邪恶;一方面借理智主义对鼠疫进行积极的反抗,将行动指向荒诞与存在主义哲学。在此过程中加缪表现出对原罪与救赎、神义论与集体惩罚、生活之爱与信仰之爱等众多命题的思考。     

如何看待中国医学史与中医的海外发展——访伦敦大学维尔康医学史研究中心马堪温教授

马堪温,英国著名华人领袖、医学史研究专家,英国伦敦大学维尔康医学史研究中心教授,担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高级顾问,英国医学针灸学报国际编委,著有《伤寒论新解》等多部著作。他长期     

《鼠疫》中伦理身份选择的认同与迷失

加缪的《鼠疫》是疾病文学叙事的典范,这部作品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小说中加缪直接对疫情的爆发到发展进行叙事描写,是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直接描写疫情灾难的作品。学者从小说的象征寓意、对小说的荒诞阐释及小说对人性的反思向度对《鼠疫》进行过细致探查。本文从医学伦理学的视角出发,以医学与文学的融通为导向,分析小说中的医者及“患者”的伦理身份选择。医学需要文学的引领,文学以医学故事为蓝本,从而打通医学与文学的界限,更深入、更立体地解读小说中的人物及他们的伦理选择。     

瘟疫与近代城市的变迁——以1908—1910年的上海鼠疫为例

瘟疫在给人类带来生命和财产损失的同时,对一座城市而言,也能促进城市的变迁。1908—1910年的上海鼠疫在市政的物质层面、城市管理的制度层面和民众的观念层面上促进了城市的变迁。     

日本对清末东北大鼠疫的观察与应对措施

1910年10月，满洲里最先发现鼠疫患者，其后鼠疫传至哈尔滨傅家甸，并且迅速恶化，不久在东北全境乃至关外地区扩散，直至清政府控制傅家甸疫情，各地疫情逐渐缓解。到1911年4月疫情完全被扑灭，前后历时6个月，累计死亡达五六万人。此次鼠疫不仅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还影响到日本、俄国等列强在东北的商业利益。面对突如其来、凶猛异常的瘟疫，中、日、俄等国都采取了一定的防疫行动，并且围绕防疫事权展开了激烈博弈，其中日本表现尤为"积极"。日本不仅详细调查东北鼠疫疫情，还按天、按周、按月详细报告东北疫情，并在其领事馆周边地区、"南满铁路"沿线地区、中朝边境，乃至本土采取应对措施。日本采取的防疫措施主要有：紧急撤离日本侨民，成立统一的防疫管理机构，实行紧急隔离措施，加强水陆交通检疫、消毒，奖励捕鼠、灭鼠，极力推动"中日联合防疫"。日本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开展防疫，其动机和原因在于：一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严防鼠疫蔓延至日本本土，进而威胁到日本民众安全；二是"缓和"东北民众的排日情绪，不仅要巩固在东北的既得利益，还要趁机攫取更大权益；三是尽早扑灭鼠疫，恢复中日交通和通商，以便抢夺东北的商业利益；四是部分医务人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支援东北防疫。客观而论，日本的防疫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鼠疫蔓延，遏制了疫情在朝鲜、日本的扩散，为最后扑灭此次大瘟疫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日本借口防疫强行干预东北防疫事务、践踏中国领土主权、歧视中国民众等粗暴行径不容忽视，对日本借防疫实现在东北的政治、外交和经济野心企图更要清醒认识。     

张学良与北京协和医学院

张学良是近代著名历史人物,他不仅是一位爱国军人,对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非常重视。他在民族危难之际,不计个人恩怨,积极支持协和师生的抗日救国活动,并为当时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教学工作解除了人体解剖教学面临的重大难题。回顾这段历史,既可以为我们了解张学良生平提供新的窗口,又可见证近代中国医学发展的风雨历程。     

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中国古史分期论要

以三位一体文明模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为主线,中国古代社会可分为远古、上古、中古、近古四个时期.从传说时代到商代的远古社会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时代,其文明同其他古代民族并无实质性的差别.中国文明模式的形成是从西周开始的.从西周到西汉的上古社会是其经受第一次考验并得以正式形成的时期.从东汉到唐前期是其再一次经受考验并得以完善的时期.从唐后期到晚清是其定格与守成时期,同时也是它进入自足的封闭状态之时期.     

中国古代书装史研究述评

中国古代书装史研究成果有近百种,其中最集中的是图书装帧形式,视角较为独特、新颖的,有文化、对现实的影响、装帧与时代的关联等。不足之处主要是学界存在不少重复介绍古书装帧形制的作品,具体内容、理论方法、认知模式、资料整理、研究队伍与结构等亦有待改进之处。     

中国的气温变化与历史变迁关系的初步研究

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过程普遍呈现一种“大乱—小稳—大稳”的振荡过程 ,即一个“多国林立时期 (大乱 )→一个短命的全国性政权 (小稳 )→一两个长期的全国性政权 (大稳 )”的模式。这种振荡模式与我国古代的气温变化情况有明显的相关性。在以农牧业为主的社会 ,生产力的状况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是很强的。因此 ,气温的剧烈变化 ,往往会导致政权情况的剧烈变化 ,即处在“小稳”或“大稳”的结束时期 ;反之 ,气温的相对平稳 ,往往会使政权的状态保持相对不变 ,即处在“大乱”或“大稳”时期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毛泽东对历史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阅读史籍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点评.毛泽东倡导以唯物史观、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以及厚今薄古等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论.毛泽东对古代历史、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富有独创性的论述,体现着他颇具特色的古代史论.     

中西古史对比研究

古代雅典、斯巴达和中国，是世界古代史中发展方向一致而发展道路迥异的三大典型，充分体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由于史观与史法的不同，这种辩证关系，迄无共识，本文先从澄清一个长期被曲解、淹没的科学原理——“两种生产”入手，然后对雅典、斯巴达与中国古史作一简要的比较、剖析，最终概括出决定历史发展道路不同的三个基本要素。     

中华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中华学的创立，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封建正统史观的影响，建立新的古史体系；有助于从更大的时空范围研究中国古代史；有助于认识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有助于推动中华史的研究     

西方医学社会史发展述论

医学社会史首先是在医学史内部孕育并诞生的,是医学史研究社会化的必然结果,其研究者也大多为医学史家而非专业的历史学家。而随着新史学的发展,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将疾病、医疗作为切入点来考察社会历史的变迁。医学史和历史学之间融合的不断加强,使得医学社会史的理论体系和学科领域逐步完善起来。医学社会史开始了日新月异的发展过程,至今方兴未艾。     

中国文学史上的"古代"与"近代"

考察整个中国传统文学史,即可发现其文学发展上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古时候很长期间,以诗为中心成就盛大的发展,而到某一时期,其发展停滞,显示失去自己文学传统的现象,传统的丧失,自然带来创造和发展能力的丧失.据此如果将中国文学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应称前时期为"古代",后时期为"近代"."古代"转变为"近代"的时期为北宋末年(1126)前后,这时不但在文学,整个中国文化都开始变化.这变化从安史之乱开始发动,发动这变化的是当时中国周边异族的影响与压力.又南宋的新儒学也有反文学反文化的倾向,结果支持这种中国文化的转变.     

古来一语伤心甚诗到穷愁底用工:寒士诗史及寒士诗歌价?…

寒士是悲剧情境的体验者和悲剧意识的主要精神载体,也是体现悲剧意识的悲诗的主要创作主体。寒士诗歌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主流,寒士诗歌有着特殊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