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希生态美学思想探微

我国著名的林学家梁希先生有着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主要表现为：生态美是“美术化”、“天然化”与“民众化”的统一;对生态审美的体验与追求中的家园意识与诗意地栖居;实现生态美必须发扬“敲林钟”精神等方面.他的生态美学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美丽中国”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失意”与“诗意”的交融———白居易的江州生活与诗歌创作

江州之贬是使白居易陷入极端痛苦和不平的重大事件.在江州时期,诗人的“失意”之情流之于笔端,创作了大量的“感伤诗”.江州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白居易的日常生活和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营造住所、读书写作、尽情娱乐、交友唱和、悠游山林,并把眼前的生活呈现为“诗意”的境界,创作了大量的“闲适诗”,实现了个体精神的超越,使“失意”的现实生活转化为“诗意”的艺术境界.     

论刘白羽的报告文学"诗意"观

刘白羽作为一个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对报告文学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而其建构并阐释的报告文学“诗意”观，则是他对报告文学理论批评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对报告文学诗意的追寻，实则是对这一文体美的呼唤与张扬。但“诗意”观有着某种概括不周的逻辑缺失。     

从题咏赤壁图诗解读明代前期知识分子的心灵痛苦

东坡黄州赤壁一词两赋 ,诗意地表达了他在人生痛苦中超拔的精神历程。“三赤壁”的总体风格是超然与清旷 ;而明前期文人也多艳羡东坡潇洒 ,多有题咏“东坡游赤壁图”诗 ,却难现东坡怡然风致 ,表明其痛苦的深重     

在心理和谐中实现诗意安居

诗意安居非简单“占有一住处”,而是指向精神层面的栖居与安宁,以生活的和谐与精神的自由为旨趣,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意蕴所在。心理和谐是一种内洽外融、积极乐观的心理态势,它是达至诗意安居的心理基础和内在条件,人在心理和谐中才能实现诗意安居。     

照亮荒原的神灯——论红柯小说中的诗性精神

红柯小说对日常生活进行了诗性处理,他以异域边疆作为描写对象,其中张扬着浸透了诗意的民族精神,红柯是一位＂肯定性＂作家,这种肯定来自于对未来的自信。红柯对人的身体采取诗意的抒写,还原了身体的高贵和尊严。而红柯对诗意来自一种乌托邦精神冲动,通过乌托邦的想象达到了对现实的诗意超越,寻找灵魂的诗意栖居之所,使诗意降临大地,从而复活民族精神。     

在心理和谐中实现诗意安居

诗意安居非简单“占有一住处”，而是指向精神层面的栖居与安宁，以生活的和谐与精神的自由为旨趣，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意蕴所在。心理和谐是一种内洽外融、积极乐观的心理态势，它是达至诗意安居的心理基础和内在条件，人在心理和谐中才能实现诗意安居。     

“70后”的诗学精神*--评马召平的《梦见老虎》

马召平作为陕西“70后”的代表诗人,他的诗歌创作鲜明的体现了“70后”的诗学精神,即对宏大叙事传统的主动疏离,从日常生活中开掘诗意诗情;诗歌中的乡土描写趋向理想化、浪漫化,成为诗人理想价值的寄托,诗歌中的平民情怀既是诗人乡土经验的重构,同时也是诗人自我认同的体现。     

芥川龙之介作品中的“江南”形象及其演变

自幼喜爱中国古典文学的芥川龙之介一直对浪漫的江南水乡有着特殊的好感。在中国旅行前,他就创作了《南京的基督》《奇遇》等充满浪漫气息和异国情调的江南题材作品。1921年,芥川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海外特派员游历了自幼憧憬的中国。不过,不断荒废和西化的“江南”令芥川十分失望,他心中幻想的那个浪漫与诗意交错的“江南”形象开始褪色,与此同时一个内忧外患不断,饱受战乱侵扰的近代“江南”出现在了芥川的笔端。而芥川“观察人类”的目光让他在江南百姓的身上发现了扎根于世世代代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反抗精神与革命斗志。这些拥有旺盛革命精神的中国人让芥川看到了“江南”全新的一面,也从中感受到了中国的新生与希望。     

泰戈尔飞过中国

泰戈尔不恋红尘。他说，每个人的躯体都是一盏空杯，上苍注入爱的酒，我们便有了生命。注与不注，在于上苍，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精神生活匮乏的欧美人对这种极其浪漫的想法、极其平和的心态很惊奇。1913年，泰戈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的“充满诗意的思想”。     

诗化了的童年梦想和童年梦想的诗化——《社戏》、《故乡》中的童年

《社戏》、《故乡》中的儿童乡村生活是鲁迅诗化童年的梦想和童年梦想的诗化 ,鲁迅把自己对故乡的情感和他的立人思想灌注于他笔下的诗性故乡中 ,从诗性的故乡中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以对抗生存的痛苦感、焦虑感     

长安词国经纶手--月人词平议

月人乃当代著名词人,其词植根于现实生活,凸现时代精神.形式恪守"倚声填词"的圭臬,又善于创调.词境不减宋人高处,卓然自成一家.     

清人张问陶诗学理论及创作观照

清人张问陶虽没有专门的诗学著作,其诗学见解却广见于他的诗作中.尽管张问陶的诗学理论与清性灵派代表人物袁枚的"性灵说"确有相通之处,但又不尽相同,涉及到创作主体、诗歌本体、审美对象等多方面而自成体系,在清人诗论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由此而观照其创作,亦足以卓然称名家.     

"比抒情诗还要复杂的主观性的文艺"--简论芥川龙之介的私小说创作

大正时期,日本私小说充分发展并兴盛。芥川龙之介是当时文坛的重要作家,独特的个性、社会环境以及文坛气候使其对私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芥川龙之介通常被定位为冷静、客观、理性的作家,而他创作的《文友纪事》等充满了“诗的精神”的作品,不仅大大拓宽了私小说的创作领域,也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内心丰富、感情细腻的芥川。     

心慕“神韵派” 诗多“杜陵篇”——论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的诗艺与诗观

郑观应的诗作多为"直记其事"的"杜陵篇",而非意在言外的神韵诗;郑观应的以书写"诗史"自命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与他熟稔于心的"神韵派"诗论存在多重差异与对立,这种对立并不意味着郑观应在诗学观上的自相矛盾,只是凸显了艺术理想与现实需要的差距。郑观应深知自己的诸多救世诗难称大雅之作,但出于"救国苦心",他还是要以诗的形式"大声疾呼",以达到启蒙醒世的功利目的。这正是少学老庄、"不愿封侯愿学仙"的郑观应的无奈,也是他的伟大之处。他本可自度,却不满足于自度,他还要救世度人;他本可唯美,却不甘于唯美,他还要以诗劝世。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救亡压倒了审美。也就是说,郑观应出于"为人生"的目的,而在一定程度上搁置了他的诗学理想,其仁心侠义,足当诗侠之誉。     

个体主体意识的彰显——试论李贺诗歌悲剧精神的独特性

李贺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一位风格独具的诗人,在政治腐败、战乱频繁、仕途苦闷等各种不幸的命运遭际下,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诗歌创作之中,以之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因此,李贺诗歌所呈现出的悲剧精神是由内而外的情感的自然流露,这和魏晋以来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正是由于李贺在诗歌中高扬个体的主体意识,使得其诗歌创作的取材和艺术表现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具有长远持久的生命力。     

以社会学批评理论解读沈从文创作

沈从文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在其创作过程中,深受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的影响。在五四“人的文学”的熏染下,他挥动着如橡大笔恣意书写美好人性;湘西独特的地域文化环境的影响,他用诗意散文化的语言描绘了一个田园牧歌式的世界;有着神秘的苗族血统,更使得沈从文以其诡异瑰丽的文字,发展了巫术与文学相结合且以浪漫主义为核心的巫诗传统。三要素影响下的沈从文作品,人性和神性交融,展现了中华民族优美健康的人生形式和道德精神。     

论刘玉龙的煤矿诗歌创作

中国当代煤矿诗歌的发展与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体制的建构密切相关,出现了早期的煤矿诗人。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较具代表性的煤矿诗人,刘玉龙的煤矿诗歌创作延续了此前煤矿诗歌的精神,也展现出自身的艺术特质。从诗歌内容来看,刘玉龙的煤矿诗歌创作,在诗情和诗意上,主要从现实角度深入挖掘特殊的意象和场景,以诚挚而深厚的情感再现煤矿。而从诗歌形式来看,刘玉龙尝试以跳跃性的思维、创造性的想象及诗歌抒情主体的多样化等层面进行探索,力求将诗歌的形式与诗歌的情绪、诗歌再现的对象融为一体,从而以诗歌建构起丰富多彩的煤矿世界。     

通儒治经之法用以治医经——清代大儒焦循的治医理念

清代大儒焦循儒医兼治,他的经学著作是清代学术的典范之作,不但反映了清代中后期的学术风貌,而且尽显清代扬州学派的通学风貌;他治医主张"通儒治经之法用以治医经",他的治医理念从另一侧面表现了他的通儒风采与通儒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