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岛105万日本侨俘再生之地--遣返日本侨俘寻访录

2002年,葫芦岛市迎来了一位日本老人,午餐时,市长张竟强特意让餐厅为老人做了一根大麻花。看到大麻花,老人百感交集,泪流满面,他说,是好心的葫芦岛人给我的一根大麻花救了我的命,我走过世界很多地方,葫芦岛的麻花最好吃。老人叫杂贺一人。50多年前杂贺一人作为105万日本侨俘遣返人员之一在葫芦岛踏上了归国之路。1945年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滞留在海外的日本人约有630万人,其中军人300万人,非军人330万人,而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侨俘就有130多万。如何处置这些日本侨俘成为中国…     

1946年长春市日侨俘遣返内幕

本文在详细梳理日本战败投降后长春市日侨俘分布状况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长春市日侨俘的遣返准备、遣返编成、遣返实施和遣返实绩并对长春市日侨俘遣返的特点作以归纳。从1946年7月至10月,长春市不仅完成了自身20余万日侨俘的遣返,而且还担负了松花江以北中共控制区日侨俘的继送。在长春市日侨俘的遣返过程中,无不体现出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和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     

略论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反战文学运动

在日本军部法西斯专制统治的几十年里,尽管当局以极其残酷的恐怖手段镇压那怕最微小的思想异端,与日本反战运动有直接联系的反战文学运动始终在地下战斗。遗憾的是,对它们的研究至今未得学术界足够重视。日本反战运动很早就已开始,并从各方面反映出来。早在二十年代末,还在很少有人正式提出“战争还是和平”这一最关键的问题的时候,觉察到即将迫近的战争危险而强烈呼吁反战的是日本共产党。虽然“三·一五”“四·一六”的大镇压使它的干部丧失了大半,但日本共产党     

1946年葫芦岛百万日本侨俘大遣返始末调查与思考

本文以最新的调查资料,真实地叙述了1946年葫芦岛百万日本侨俘大遣返的历史过程。葫芦岛百万日本侨俘大遣返,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和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人道主义精神。并且表明,日本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同时也给日本侨民带来极大的祸害。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反思战争,珍惜和平!这就是葫芦岛百万日本侨俘大遣返的历史回声。     

给平淡无奇增添一抹亮色——街头涂鸦

正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生活在城市节奏飞快、贫富差距悬殊的大都会纽约中的许多次文化社会边缘人,形成了所谓的反文化小团体。他们在反种族歧视、反战、反性压抑等运动思潮中,孕育了一股地域性的反文化社会行为,街头涂鸦、街舞、饶舌歌曲等一些美国街头特有的文化行为应时而生。随着一批批创作者的努力,街头涂鸦逐渐从"地下"走向大众,走出欧美向世界各地扩散。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街头涂鸦在中国城市中已不鲜见,在青岛,一些     

在华日资企业经营管理者当地化分析

本文通过对在华日资企业的问卷调查,研究分析了日资企业在华经营管理者当地化的现状以及阻碍其进程的因素。中国籍员工已经成为日资企业经营管理的中坚力量,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在日资企业担任重要职务,推进经营管理者的当地化进程已成为几乎所有日资企业的共识。同时也发现,部分日资企业在华投资时间的长短与经营管理者当地化程度的高低并不完全成正相关关系。     

美国文化大革命

美国文化大革命吴怀连一美国６０年代大动荡，始于１９６４年夏季的黑人运动。这一年同种族骚乱纠缠在一起的还有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学生造反、反战、生态运动、性解放和女权运动。１９６４年前，这些运动就在全国各地展开，成为困扰美国政府的严重问题，只不过同后来...     

试析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的尖锐化趋势

上世纪 80年代开始凸现出来的日本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 ,已成为影响东亚各国双边关系尤其是中日关系、日韩关系的一大障碍。这一问题所以在二战结束近 4 0年后再度凸现 ,与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日本国内的反战和平运动、右翼运动以及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60年代美国反叛学生成长背景透视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一个与众不同的时代,以5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黑人民权运动为先导,以高校学生为主体的校园民主运动、反战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嬉皮士反主流文化运动等汇成汹涌澎湃的激进洪流,势不可挡.一直被津津乐道的中产阶级价值观被年轻一代嗤之以鼻弃如敝履.     

当代一个小姓移民宗族组织的成因与功能--对江苏省大冈镇X姓宗族组织的个案研究

1949年以前,宗法组织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宗族势力也一直是国家权力的延伸和补充,两者处于一种同构状态。1949年以后,我国农村经历了一系列的合作化、集体化运动,农民被各个时期的种种准行政性组织予以重组。由此,在广大中国农村延续了千年之久的宗法组织被不同程度地予以摧毁或瓦解,宗族活动基本处于停止状态。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在经济体制改革浪潮的推动下,在经济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的同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随之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农村宗族势力再度抬头,宗族组织活动逐渐呈现出活跃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