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宏观行政程序法与我国行政程序立法模式的选择——从行政过程论的视角出发

传统的行政法学过度偏重于作为行政过程最终结果的行政行为,仅仅从静态上定点地考察行政行为,忽略了各个连续的行为形式之间的联系,但在现实的行政中,各种行为形式常被结合起来连续使用而形成作为整体的动态行政过程.因此,行政过程论认为,对于行政程序的考察应当以宏观行政程序为对象,不仅限于特定行政行为的程序,而且应当考察行政活动中的各种行为形式的程序,并注重各种行为形式程序之间的关联.以这种观点为基础,笔者认为我国正在制定的行政程序法应当采用宏观行政程序法作为立法模式,其中不仅规范特定行政行为的程序,而且规范行政活动中各种行为形式以及各行为形式之间的程序.     

我国行政程序立法三论

行政程序立法已纳入了我国的立法规划。即行政程序法典化、理论基础的建立及加强司法审查。指出行政程序法典化是长期的任务 ,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可采取两步走的办法 ,成熟一个制定一个 ,逐步推进。可在宪法中设置程序性条款 ,宪法中的这一条款规定可以作为行政程序立法的根据 ,相应制定完善的可操作性的规则。另外 ,要加强对行政立法和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 ,使行政程序法的执行更有保障     

制定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程序法典——当前行政程序和行政程序法研究述评

本文认为,在中国这一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国家已经掀起了一股“程序热”的研究浪潮。文章通过对近些年行政法学界的几大热点问题行政程序含义、行政程序价值、行政程序法概念、行政程序法地位、行政程序法模式、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行政程序法目标立法模式和立法步骤的归纳探讨,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指出,应尽快制定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程序法典。     

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回顾及立法建议

行政程序"法典化"一度曾是中国学界与实务界的热点,不仅有其必要性也具备可行性。在总结和梳理中国行政程序立法历史的基础上,建议在制定行程程序法典时应:一要明确范围,立足实际力求概全;二要开宗明义,以权利为主兼顾效率;三要分解程序,统筹安排各要素;四要民主立法,警惕立法行政化;五要分步立法,循序渐进法典化。     

论利害关系人对行政程序的参与

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是指在一国行政程序构建中,通过法律赋予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的主体资格进而影响行政程序进行的一种法律制度。该制度可以使行政程序更加公正化和民主化。但是,由于中国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还没有制定出来,所以学者们对该制度的研究还有所疏漏。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具有身份的特定性,是对已进行的行政程序的参与,是对行政行为有所主张的参与。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使得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程序中多了一个新的当事人,其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对行政程序起作用,从而使行政程序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司法程序;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将会促使行政程序更好地和社会机制相契合;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还能使公民权利保护更全面化。确立行政程序当事人制度、行政行为介入制度、行政过程开放性制度是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的法制保障。     

完善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论美国行政程序法对我国的启示

我们在研究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不应将其与发展变化的社会需要割裂开来,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是在不断迎接挑战中发展的,发展的历程,探讨了其对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启示,包括法典化的进程及法典化与我国国情的联系.     

论行政立法权来源的正当性

行政立法权有授权立法权和职权立法权两种类型。在关于授权立法权的理论中,对分权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不太适合中国的国情,但禁止授权立法原理和立法权代理说可以适当地借鉴,立法权转移说则不能正确说明授权立法权的来源。授权立法权来源于权力机关的授权,授权立法必须受到严格的控制,以不侵犯公民的权利为原则。我国存在职权立法,并且职权立法不是授权立法。行政职权立法权违背民主和宪政原则,与我国的政体相矛盾,造成行政立法的混乱,应当取消。     

美国行政立法程序的模式选择与变通

本文探讨美国行政立法程序的不同模式选择和程序变通的界限,以及司法审查在保证行政程序合法性过程中的适当作用。美国经验显示,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求行政政策的制订能够有效地调整不同的社会利益,并在发展实体规范的过程中考虑所有相关利益。由此推出一系列行政法原则,尤其是行政决策在程序上的透明度,包括行政规范的及时公布、程序公开、说明理由、行政决定在事实与法律上的逻辑关联。     

我国行政立法的总体评价

本文从我国行政立法的历史沿革,行政立法的主体、权限与程序等方面,对我国行政立法予以分析并作出总体的评价,以便为今后完善我国的行政立法提供有益的参考。     

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之我见

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选择,就是要在行政程序法所具有的多种功能及作用中,选择并确定以强化某一方面的作用为主要目标,围绕此目标设置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形成一定的行政程序法体系特征。同时,一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选择受制于多种因素,根据我国现阶段影响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现实因素,我国行政程序法应选择权利模式与效率模式并重的目标模式。     

论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机制

行政立法是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为适应社会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行政主体立法制度,为有效控制行政立法,美国确立了较完善的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目前,中国行政立法大量激增,但公众参与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行政立法中公众参与的缺失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因而有必要建立和完善我国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机制。行政立法公众参与机制应遵循行政立法主体主导、公众参与有效、可行、适当超前的原则。在具体制度建构上应赋予公众立法动议权,立法草案一般应经过通告、评议法定程序,立法案正式表决前可交付一定范围内公众先行表决以供立法主体参考,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情况应于立法案通过后予以公布。     

论日本新闻媒体在公共危机中的传播效能

当今世界公共危机频发，新闻媒体快捷有效进行舆论控制和危机应对意义重大。本文从日本新闻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中的角色定位；日本新闻媒体对公共危机的快速应对；日本新闻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舆论调控和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原则方面阐述了日本新闻媒体在公共危机中的传播效应和功能，从而为我国新闻媒体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提供借鉴。     

行政责任立法严格主义评析

严格主义行政责任立法观是希望通过严格的责任设定来实现行政法治化。这是我国目前关于行政违法归责的主流认识,其立法的集中体现是行政处罚法关于“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一律无效”规定。这一立法模式造成了我国规范行为过程法律与对行为进行监督救济法律的矛盾、非系统性。虽然我国司法实践对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要深入解决必须从法律的系统研究与移植入手,从价值观念上对法律责任、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进行正确的定位。     

行政紧急强制的程序问题

与一般行政行为相比,行政紧急强制具有紧急性、强制性和侵益性的显著特点,如何在保障行政紧急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同时尽可能少发生负面影响,应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西方国家在行政紧急强制立法方面很注重程序的设计,尽可能在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之间找到一个比较恰当的平衡点。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我国在行政紧急强制程序的立法方面,应采取一种具有较大自由裁量权和灵活性的程序。     

公共利益辨析与行政法政策学

本文试图从行政法学层面对"公共利益的需要"展开剖析,评析传统行政法学研究中对界定"公共利益"的疏漏及行政使命的广泛性和不同层次性,从行政法政策学的角度对政策形成过程中行政的作用、行政法的特殊性质、现代国家的利益反映机制、舆论监督的作用以及如何把握人民的意思表示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揭示现代行政法学研究必须重视价值和利益多元化、复杂化的方法论.     

论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中政务公开机制的重构

凡存在行政权力的地方,就应有制约这种权力行使的机制,政务公开就是这样一种制约机制.当前中国的政务公开机制在实体和程序方面都不健全,这是因为政务公开制度的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部门会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对政务信息的公开,其原因有许多,例如:公众对政务公开的监督乏力,政府对行政效率和自身利益的过度追求,政府对管理技术的落实不重视.要想重构政务公开机制,就应该加快政务公开的法制建设,完善公众参与的协商民主制度,优先公开最需要解决的政务.     

公诉权运行的外部监督：论公诉审查程序

公诉审查无外乎诉讼条件是否齐备和公诉的提起是否适当两项关切,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于1996年之后便无针对后者的实质审查。应否构建实质的公诉审查程序,取决于公诉门槛的高低,二者呈现边际替代率递增的负相关关系。宏观来看,我国公诉门槛呈不断提高的趋势,构建实质公诉审查程序的必要性将不断降低;微观来看,重罪案件对公诉门槛的变化具有相当的韧性,轻罪犯罪圈的扩张则呼唤审前过滤机制稀释国家刑罚权的溢出。在酌定不起诉制度被充分激活之前,可以考虑构建针对轻罪的实质公诉审查程序充当不必要追诉过滤的权宜之计。     

论我国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之现实困境及立法对策

我国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现有立法主要面临校园安全问题、经费资助问题、组织管理问题、重视态度问题等障碍。我国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立法应当建立政府保险赔偿制度、完善突发事件预警机制、规范政府经费资助制度、健全职能部门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