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崔致远研究的三个误区及其突破

自1992年中韩建交至今二十年来,“崔致远研究热”逐渐从韩国扩散到中国.但当前的崔致远研究存在三大误区:一是关于崔致远的生年及初来华之年受韩国学界误导问题;二是关于崔致远与罗隐、顾云关系及其创作渊源的若干误解;三是关于崔致远诗文评价中激情拔高问题.对崔致远的研究和评价,决不能孤立进行,必须放在唐末文学和文化背景中,放在唐末作家作品序列中,给予恰如其分的定位与评判.     

试论崔致远汉诗中的中国人物

崔致远是朝鲜统一新罗时期最著名的汉诗人.在汉诗创作中他经常引用中国人物或典故,在有限的文字诗歌当中扩展了诗歌的境界,表达了自己特定的感情.引用的人物和典故,一方面丰富了崔致远汉诗的内容,一方面也体现了崔致远作为一名新罗诗人驾驭汉字创作汉诗的能力.     

海东书坛亚圣——金正喜

金正喜的书艺,从点画的运用到空间的布置都注重致密适度、俯仰生姿,格调高雅,自具独创性。他充分发挥字体结构之美,笔不妄下而又率性自然,具有浓厚的绘画性和诗情词意,后世谓之"秋史体",在韩国书艺史上独树一帜,别具一格,无愧为韩国近代书艺之先驱,三千年书坛之亚圣,在东亚书法史上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追随崔致远在中国唐代的历史遗迹

韩国新罗学者崔致远于869年入唐学习,于885年以唐使者身份归国,在此期间,他的游踪范围涉及到漂水、高淳、盱眙和淮山、淮阴和水廓、淮安和新罗坊、扬州和唐城、苏州和邮事等江南地域.实地考察这些历史遗迹,为崔致远的研究开拓新视野,注入新活力.     

金正喜和韩国近代书艺

在韩国书艺史上,新罗时代的金生、高丽时代的释坦然、李朝时代的李瑢等,皆是代表各时代的书坛名家,而韩国近世书坛,首推金秋史,此论恐无异议。金秋史的新书体是在流配中完成的,体现险峻、悲愤、不平的书风,是从他艰辛的生活中来的。如果他在朝廷中做高官,享受富贵荣华的话,即使书风有所改变也不会取得这样大的成就。     

崔致远汉诗创作与唐代社会书写

崔致远是朝鲜公认的汉文学鼻祖,也是朝鲜统一新罗和唐代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在唐期间,崔致远创作了不少赠酬诗、送别诗、纪德诗、述怀诗,记录他的生活和交游,并以此抒情写意。同时,他的汉诗还描绘了唐代社会的拜见礼仪、请托行卷、江南风俗、社会战乱以及名胜美景。崔致远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生动活泼的唐代社会画卷以及中朝文人交流的场景,也表达了其中国情结,至今仍有历史与文化价值。     

接受的先声：陶渊明形象在韩国的登陆

从崔致远与晚唐文人的交游,《昭明文选》与韩国的科举制度,崔承佑等众多的新罗留学生在唐的文笔活动等三个方面可以发现陶渊明形象在新罗末高丽初(9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亮相于韩国文坛的过程.     

《双女坟记》的创作与流传过程辨析

在比较<双女坟记>中韩各种文本的基础上,把从<双女坟记>到<仙女红袋>的演变理解为一个多代多人的创作过程,认为<双女坟记>在唐末初创时为志怪体,其后在中国流传时延续了这个特征,并始终与当地传说紧密结合.罗末丽初,<双女坟记>传入朝鲜,有人据此扩写成骈文体传奇,后来,又有人再加以扩写,此即<太平通栽>的<崔致远>.<仙女红袋>为其节缩本,无论是中国的<双女坟记>,还是韩国的<崔致远>,其作者是崔致远的可能性都不大.     

论崔志远的道教思想

崔致远的道教思想体现在他的生活时代、作品创作及回国后的社会影响等几个方面。     

试论韩国朝鲜文学的概念及其文化审美特征

在对中国、韩国、朝鲜等学者关于朝鲜半岛文学所采用的十余种称谓进行一番梳理后,我们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认为应将其统称为韩国朝鲜文学,并总结其特征为:其一,以韩、汉两种语言文字进行创作;其二,焦虑、感伤的美学特征;其三,诗歌格律的自由灵活;其四,女性趣向;其五,国土分裂的痛苦和南北统一的意愿。概言之,韩国朝鲜文学具有浓郁中国因子,即具有韩、汉双语的文化审美特性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政治特性。     

中国国学与韩国文学

中国国学对韩国文化影响源远流长,形成传统儒学文化的共同基因;韩国文学的大文学观,是生命的转喻,蕴涵着深厚的中国国学的文化传统;韩国文学在东西方地理学中融合,把东方、西方合璧融化为韩国化文学,凸显着和合文化的底蕴.     

论梁启超对近代韩国思想启蒙及其小说革命的影响

梁启超被认为是中国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大师,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的先行者。他的论述给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文学带来了深刻变革的同时,对一衣带水的邻邦韩国的思想启蒙和小说革命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凭借着《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梁启超成为近代韩国最知名的中国思想启蒙者。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引发了近代韩国的"小说革命",而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分析韩国的衰亡以及要求新民启蒙是梁启超及其著述能够在近代韩国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     

大伴家持作品及其代表的日本文学方向

日本文学是在中国文学的审美影响下迅速成长起采的.本文分析了万叶后期歌人大伴家持.他所使用的部分日语词汇能指的丰富程度,表现的简洁性已非汉语言所能完全覆盖和替代,这些正是日语中微妙的部分.新生的日语文学只有依托本民族语言的感觉才能真正确立自己的文学立场,处在日语文学生成期的<万叶集>正是完全地反映了这一文学发展的必然方向.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文学有关中国的书写甚少,究其原因与当时的冷战时局不无关系.考察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战时和战后文学中出现的中国因素,通过对比战时文学"现时的敌对"和战后文学的"苦难的20世纪""记忆中的盛唐",可以解读五六十年代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即拥有璀璨文明的古代中国——尤其是唐朝,在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里作为"理想国度"的记忆得到书写;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与韩国是同样饱受外敌之扰的苦难国家,而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却被置于冷战的对立方,被描写为朝鲜军队的"帮凶".     

日本古代汉文学

日本汉文学是日本人用汉文创作的一种表现本民族思想感情的文学,是日本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古代汉文学是在消化吸收了中国汉魏六朝文学与初唐文学创作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至8世纪末已产生了《日本书纪》、《风土记》、《怀风藻》等不少作品,形成了以贵族、官吏和僧侣为主体的汉文化圈,为下个世纪汉文学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朝鲜半岛当代文学论略

在20世纪已经过去,韩国和朝鲜的当代文学各自走过半个多世纪之际,总结比较五十多年来韩国和朝鲜当代文学的发展,对加深认识韩国和朝鲜当代文学以及充分理解20世纪世界文学都是必要的。现从韩国和朝鲜当代文学的比较着手,从文学观、创作主题、创作方法及人物形象的不同三个方面,梳理出朝鲜半岛当代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     

金泽荣与翰墨林编译印书局

翰墨林编译印书局作为近代颇具影响、成立较早的出版社,它是金泽荣流亡期间的养家糊口之源、编校著述之地与社交活动媒介,为他提供了学术研究上多方面的保证或支持。反之,该印书局亦因金泽荣的加盟以及许多韩国历史、文学重要著作的出版,彰显了其自身的最大特色,并在促进中、韩两国人民传统友谊,保存韩国民族历史、文化的精粹,以抵制日本对韩国的奴化政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建国三十年朝鲜和韩国文学译介研究

通过对1950-1978年的朝鲜(韩国)文学翻译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个阶段中国的一切文学翻译活动都是围绕“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时代主题展开的,而且冷战意识形态赋予了文学翻译以深厚的政治色彩,作品的艺术性退居衡量文学价值标准的次席,政治思想性成为第一标准.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文学对韩国文学基本上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     

新罗文人崔致远与淮南节度使高骈交往关系考

唐末来华的著名新罗文士崔致远在游宦淮南幕府四年期间,与淮南节度使高骈既建立了融洽的宾主关系,也缔结了亲密的私人情谊,同时还曾有过频繁的诗歌赓和活动。崔致远于中和四年(884)秋决意东归新罗,其起因也与淮南政局的恶化以及幕主高骈人生态度的转变有着很大的关系。     

“汉味”文学发展探究

历经20多年积淀的汉味文学,在叙写江汉往事中,寻求新的超越已势在必行。从文学发展自律性与创作主体互动角度看,开创汉味文学新气象,需要激发创意思维:汲取或转换文学与生活的灵气,以现代意识审视发展中的武汉社会,开掘富有地域文化与九头鸟风情的汉味底蕴;按照汉味特色的对象性限定,从深度和广度探究汉味文学穿越时空的厚重感、客观性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