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汉藏茶马互市的历史意义

汉藏茶马互市在明代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以差发马制度和朝贡互市制度的出台与完善为标志,明代的茶马互市摆脱了传统互市的框架,展现出空前繁荣的新面貌,扩大了汉藏两族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充分反映了明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间的政治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藏族社会的发展进步。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值得探讨。     

唐与回鹘绢马互市实质解诂

关于回鹘与唐朝的绢马互市,学界研究不少,但多致力于民族关系与马价绢价格的高低,而很少关注绢马互市背后所掩盖的实质问题。回鹘马价常常要高出普通价格的2～3倍,甚至以次充好,将病马、死马都输入唐朝,而当时唐朝尽管财政拮据,且也不需要那么多马,但依然慷慨解囊,如数付绢,这些已经超出了贸易应遵循的各取所需原则。究其实,互市的本质应不在于贸易自身,而在于唐朝希望通过经济手段对回鹘施行羁縻,以对抗吐蕃。漠北地区气候寒冷,居民多经营牧业,不适宜穿戴丝绸,且漠北人口少,不超过30万,而每年要通过绢马互市从唐朝易回大量的绢,有时一年即多达50余万匹,这些巨量绢除了少数自用外,多数都由回鹘及粟特摩尼僧倒卖了,有的以高价卖于周边民族,有的通过"参天可汗道"和"回鹘路"售往西域,有的则通过长安西市或洛阳某场所转卖给唐人或当地的胡商了。粟特摩尼僧借回鹘之力以攫取唐朝的绢匹,转手倒卖以牟取暴利,这应是唐与回鹘绢马互市的实质所在。     

茶马互市与明代青海货币经济

始于唐代的茶马互市,到了明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出于安边防、充军马、裕国用之目的,明廷在西北地区设茶马司,除以茶、丝绸等交换马匹外、还大量以纸钞、银两等货币购买马匹。同时,一些被赐予官职爵位、敕封名号的僧俗首领,纷纷定期入京朝贡,明廷除赐予茶叶、绢帛外,还大量赐予纸钞、银两和铸币,贡使亦逐渐以商贾为主体,并由此出现了多种贸易形式,使青海地区与中原的商品贸易关系紧密化,直接化。这些都涉及和影响到了这一时期青海地区货币经济的内容和特点,本文拟就此谈几点看法,谨请识者不吝指教。     

明代官营茶马互市衰亡的原因——从明政府的茶马互市政策方面分析

从茶马互市政策方面分析,马赋差发政策的不公平、金牌制的局限性以及贡马和差发马之间价格的不公平是明代官营茶马互市衰亡的原因。     

宋代茶马互市的法律规制

宋朝对茶马互市实施严格控制,各项制度日臻完善。为确保茶马互市顺利开展,宋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茶马贸易和管理的法律规制,主要内容以榷茶博马专卖法制为核心,还包括职官管理、市场开禁、茶马价格、入蕃茶禁以及私贩马罪罚条格等具体律令条规,这对保障西北、西南沿边的茶马贸易起了重要作用。     

论明代的“以茶治边”政策

“以茶治边”的经济前提是茶叶生产的发展和税茶榷茶制度的实施。其理论基础则是依据“番人倚茶为命”而建立的所谓的“以茶驭番论”。并以此为前提制定了茶叶经济政策尤其是茶马互市政策 ,一方面垄断茶马市场 ;另一方面 ,又对西北游牧民族上层实行“以茶赏番”政策 ,从而加强对西北地区的联系与统治。这一政策对国家的统一、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秦汉时期畜牧业的特征和局限

秦汉时期的整个社会经济,虽以农业为主,但是,畜牧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为这个时期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自然条件去发展不同的社会生产门类提供了统一安排的条件;自春秋战国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也为畜牧业的发展准备了饲料等方面的物质前提;泰国对西北地区的开发和汉代对匈奴战争的胜利,不仅加强了发展畜牧业的政治、军事需要,也积累和学习了发展畜牧业的经验,奠定了发展畜牧业所需要的辽阔地盘。在上述客观需要与可能的基础上,于是秦汉统治者采取了一     

明代民营茶马互市探析

在明代,民营茶马互市作为明代茶马互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和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明政府从禁止到许可民营茶马互市的发展.第二、明政府时而许可时而禁止民营茶马互市的发展.第三、明政府限制民营茶马互市的发展.明政府许可民营茶马互市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对商人的依赖性,由于民营茶马互市的产生和发展有利有弊,所以,只有明政...     

开埠通商与西北畜牧业的外向化

地处干旱半干旱带的西北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但是,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特别是市场化程度的限制,这里一直处于相对闭塞的自然经济状态。进入近代以后,随着沿海、沿边口岸的对外开放,这一地区逐步与更加广阔的国内和国际市场接轨,畜牧业产品商品化、市场化和外向化程度,有了空前迅速的提高,从而大大改变了这一地区的相对封闭落后状态,成为中国近代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外向型畜牧业的发展,是西北经济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先导和主要驱动力。     

边民互市的经济与政治功能——以绿春县平和乡为例

边民互市是边境地区常见的经济贸易活动.从绿春县平和乡边民互市的情况可以看出,边民互市具有增加边民收入,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边民互市不仅加强了两国边民的联系,增强了两国边民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对增强我国边民的国家认同感起到重要作用,客观上达到"怀柔远人"的作用.     

简论西夏经济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唐末以来,在诸多政治和军事集团的并立与混战中,党项及其政权之所以异军突起,倚靠的不仅是统治集团日益增强的军政实力,更重要的是其控制区域内持续发展的多种类型的经济,这包括兴灵地区的平原农业、银夏地区的山地农牧业、河西走廊地区的绿洲农牧业。发达的交通和贸易正是不同经济区域得以沟通乃至形成对周边地区民族经济辐射的关键因素。     

唐宋时代回鹘社会的发展与转型

回鹘与唐朝的密切接触,受其影响,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840年,部众西迁至中亚、西域及河西走廊一 带后,由于地理环境的改变,加上受中亚、西域、河西地区发达的农业文化的影响,回鹘社会生活方式由天幕移徙改 变为城郭定居生活,在生产方式方面,由草原游牧改为以农耕为主,同时兼营畜牧与狩猎,而且在手工业、商业等方 面也都有突出的发展;民族性格由善骑射、多寇抄而转化为和平而淳朴的民族;文化面貌亦由原来比较单一的形态 向多元文化形态转化。     

回鹘入迁河西及其影响

回鹘,是我国隋唐时期发展起来的重要民族,曾于唐初至武则天时期、五代时期两次入迁河西地区。入迁的回鹘人充分利用河西优良的自然条件和重要的战略地位,为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中西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客观上也促进了国内外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确保了丝绸之路畅通,巩固了祖国西部边陲。     

1980年以来的甘肃民族经济问题理论研究

最近20年里,甘肃学术界结合甘肃和西部民族地区的实际,对民族经济问题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探讨,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民族地区发展市场经济的基本思路、草原牧业经济、民族地区工业经济和乡镇企业发展、民族贸易经济、旅游经济,以及藏族寺院经济、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     

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科技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农牧业科技人才为例

依靠科技创新是推动甘南藏族自治州农牧业经济稳步发展的重要途径。农牧业科技人才的数量、质量、科技活动状况决定着甘南农牧业发展与创新。总结甘南农牧业科技人才队伍发展经验、分析甘南农牧业科技人才队伍存在的问题、提出改变甘南农牧业人才队伍的具体措施，对于推动甘南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科技人才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具有战略意义。     

中古均田制度的农史观察

均田制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土地制度之一,它的兴起与发展,与中古时代社会变迁与农业发展的宏观背景相联系:均田制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移、大融合相关联,既是中原既有生产关系与少数民族新型社会形态相结合的产物,也与民族迁徙而引发的农牧结构大调整和农牧技术的大发展密切相关。从这一视角出发亦可见均田制实施与隋唐盛世之联系。     

论甘南藏区畜牧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

甘南藏区是甘肃畜牧业生产的重要基地 ,为了使藏区的自然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和利用 ,加快藏区牧业经济现代化的步伐 ,首先应从根本上更新人们的传统观念 ,解放思想 ,依靠科技 ,大力发展现代畜牧业。其次 ,应以畜牧业生产为中心 ,开展多种经营 ,发展民族经济。同时 ,大力开发旅游业 ,把它作为发展地区经济的重要产业。     

两轮驱动：张家川县畜牧养殖业发展模式建构

发展民族经济,提升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是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适合紫花苜蓿生长的自然环境是发展畜牧养殖业的重要前提,农畜相依的经济结构是畜牧养殖业发展的殷实基础,而皮毛贩卖业的经济传统则成为畜牧养殖业发展的动力保障。以无公害畜牧业和养殖业协同作业为基础构建的两轮驱动模式,整合紫花苜蓿草场、草料加工、无公害鲜肉以及清真肉类食品加工等关键产业链的资源运作,把零散的生产力联合起来,以＂团队＂的形式参与市场竞争,提升了民族地区经济实力。     

隋唐五代时期的回纥

本文对隋唐五代时期北方草原回纥民族的兴起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并着重讨论了回纥与隋唐五代的关系,说明其为隋唐的繁荣进步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