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小说预叙发达的文化解读

与西方小说相比,中国古典小说预叙极为发达,这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浸润与濡染。首先,远古时期,巫史不分,这造成史传对以预叙形式出现的占卜等神秘文化的大量叙写,而史传是孕育小说的母体,自然古典小说就继承了史传的这种叙述传统,而以这些神秘文化作为预叙方式。其次,“兴”这一审美思维的导引起启功能,也导致古典小说出现了包括入话、楔子在内的各种预叙形式而古典小说评论家所谓的“弄引法”、“将雪见霰,将雨闻雷”、“隔年下种”、“草蛇灰线”等与预叙有关的手法,也与“兴”密切相关。再次,作者的文化视野,造成他们对种种预叙方式的偏爱。最后,为满足读者的结果期待意识,古典小说以副标题或回目来预叙;作者又巧妙地利用读者的这种审美心理以制造悬疑,于是章回小说每回结尾出现了预叙的俗套,在情节惊险处也经常出现预叙。     

论文学议论

<正>清末小说理论家夏曾佑在论小说时曾说过这样一句有意味的话:“叙实事易,叙议论难。”议论作为议论文的基本表达方式,并不存在“叙议论”问题,而一旦进入小说中,就存在一个“叙”的问题,议论失去了在议论文体中的主体性,要“寄人篱下”,得“羞羞答答”了。小说是文学大家族中的一种,在其它文学体裁中都存在着如述问题。因而,文学作品中的议论就有了与一般议论不同的特殊含义,“文学议论”命题因之成立。     

论唐五代小说的叙事艺术

唐五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 ,它的出现表明中国古典小说创作已摆脱子、史的束缚 ,逐步走向成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唐人“有意为小说” ,叙事艺术的增强是唐五代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唐五代小说的叙事艺术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勾勒唐五代小说叙事视角的多样化以及各种叙事视角自身的特点 ;二是在叙事时间上 ,标注年号、有意识“扭曲时间” ,顺叙、倒叙、插叙、补叙、预叙等叙事笔法的运用构成唐五代小说独特的叙事时序 ;三是叙事结构上 ,呈现出程式化、板块状的特点 ,作者还通过设置“小说之眼” ,使叙事结构趋于谨严、完整     

占卜与叙事——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文化学研究

占卜在古代是一种预测吉凶的方法,很早就被引入到叙事文学作品中,如《春秋左氏传》中就有很多卜筮方面的记录。随着叙事文学的发展,占卜在后世的小说创作中愈来愈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洐化成小说叙事的预叙与“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合”的结构模式,从而使中国古典小说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唐代小说中的狐故事

狐是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对象之一,狐故事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题材之一。以唐小说为代表,狐形象经由了妖性狐向人性化狐的转变。唐小说中狐故事类型的嬗变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民间信仰从对象到内容的转变,一方面反映了古典小说创作观念由“实录”到“虚构”的逐步进化。     

中国古典小说的"日本化"--试析芥川龙之介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主要基调

芥川龙之介历史题材小说选材的新奇 ,构思的精深 ,完全得益于他深厚的汉学修养和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特别喜好 ,借鉴、移植中国古典小说创作风格与情节成为他早、中期作品的主要基调。作者认为 ,芥川从创作初期的《酒虫》到晚年的《马脚》 ,《聊斋志异》对他的影响贯穿了他创作的始终 ,完全可以说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就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日本化”。     

文言传奇集的编纂与明清“传奇体”小说的经典化

唐代传奇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瑰宝。它的出现不仅引领了文人有意创作小说的潮流,还开创了“传奇体”这一种小说体裁,为后世特别是为明清时期小说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借鉴和广阔的创作思路导引。明代《六十家小说》、“三言”“二拍”等白话小说集在编创上皆受到唐传奇及其变体的影响,并在文学性和思想性上实现了较大的超越;而清代《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更是对唐传奇的直接沿承。“传奇体”的确立与发展,与明清“传奇体”小说经典之作的产生并走向经典化有着直接的关联。这种小说体裁的传承与变革,充分反映了“传奇体”小说的经典化过程,有着丰富而积极的文学史意义。     

鲁迅微型小说刍议

鲁迅对我国古代小说作过深刻的研究,写了著名的《中国小说史略》。他有独特的卓见,指出:“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他借鉴了传统小说的表现手法,继承了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溶中西艺术为一炉,创作出许多不朽的艺术瑰品。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把《隋志》、《旧唐书》等属于史部的杂史也归入到小说类。     

论唐五代小说中的小说评论行为

针对叙事文学概念的小说评论，在唐五代时期的小说中已经出现，主要存在于叙述过程及篇末议论之中，是中国古典小说评论的早期形态，也涉及到对中国小说评论史起点的判断。     

都市文化理性与刘呐鸥的都会小说

将刘呐鸥的都会小说置于20世纪30年代大上海这一现代都会背景,置于都市文化与创作审美、作家创作与都市言说方式的研究层面,我们将会“发现”:性爱剥离,迷恋与逃逸,叙论合一,是刘呐鸥都会小说的主要特性。刘呐鸥都会小说所显现的都市文化理性,是刘呐鸥小说的新姿态,也是现代中国都市文学应该具有的表现方式与文学视角。     

鲁迅的小说与我国古典小说

鲁迅的小说,虽然广泛汲取了外国小说,尤其是俄国文学及欧洲被压迫民族文学的营养,但它的根基却深深扎在我国古典小说优良传统的土壤中。在题材、人物、艺术表现上,它同我国古典小说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鲁迅先生曾经指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且介亭杂文·<木刻纪程>小引》)鲁迅先生不拘守一隅,他从现实生活出发,一方面大胆借鉴外国作品,另一方面创造性地继承我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从而为我国现代小说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谈诗词在古典小说中的作用

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四种文学体裁中 ,小说的包容性最强。正如别林斯基所说 ,小说“结合了一切其他类别的诗 :既有作者对所描写事件感情的吐露———抒情诗 ,也有使人物更为鲜明而突出地表达自己的手段———戏剧因素。其他类别的诗所不能容忍的旁白、议论和教训 ,在长篇和中篇小说里都有其合法的地位”。中国古典小说中就运用了许多诗词。唐代的传奇小说开始揉进诗歌 ,宋代的话本小说、拟话本小说不但用了诗 ,而且用了词 ,此后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都运用了不少诗词。本文拟沿着这条轨迹加以…     

《三国演义》神异叙事的范型特征及其文化透视

中国古典小说诞生伊始,便与神话、子书及史书浑融于一体,具有多种文化遗传基因。神异叙事便是这基因优化组合的产物。从魏晋志怪的“万物皆灵”、唐传奇的“怪诞梦幻”至宋元话本的“今古奇观”,源远流长的“神异”叙事成为小说不可或缺的一大景观。罗贯中《三国演义》集前代神异叙事艺术之大成,不仅在叙事理念、叙事机制、叙事谋略上独具特征,并成熟为中国古典小说神异叙事范型,从文化学角度观照,更易感知其深刻的哲学精神和文化内涵。因此,这种熔铸了作家创作意图和文化意念的叙事手段其实为一种叙事智慧,其后的古典小说和现当代小说无不从中汲取营养。神异叙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于此功勋卓著。     

历史的独特言说:李劼人小说民间历史观的形成

著名的川籍现代作家李劼人在其创作中呈现的独异性不仅是无人替代的,也是不可复制的。这不仅表现在作品里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还体现在他小说叙史的民间立场,这种独异性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作家的巴蜀意识、市民体验,还有异质文化浸染的融合。近年悄然兴起的新历史主义的小说创作潮流,关注大历史背后的芸芸众生的叙史方式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李劼人的小说叙事立场,借此探讨其对当代文学叙史的意义,真正把李劼人的叙史内涵转化为重建中华民族学术文化整体格局的珍贵资源。     

《呼兰河传》中的“跳大神”民俗意象——兼论萧红对看／被看模式的继承和发展

鲁迅先生同叶圣陶、陈衡哲共同完成了中国古典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并且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成为了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开创了多种情节结构模式,如他的“故乡情节”模式,引发了乡土文学的创作;他的“离去—归来—再离去”所引申出来的“游子回乡”模式,以及《     

历史与小说——小说观念发展略论

中国的小说观念在其发展的进程中,长期伴随着历史著作的影子,小说被当作是“史之余事”。究其根源,主要是神话的历史化以及儒家正统观念的要求。以“信”、“实”,而不是以艺术真实要求小说创作,成为批评小说的一大标准。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小说创作开始脱离历史著作而成立。从此,人们对于小说的独立价值开始有了初步的认识。小说评点的出现以及明代文人对话本的编辑、加工和拟话本的写作,标志着小说观念中对小说艺术肯定评价的确立和对小说性质认识的加深。金圣叹在建立中国古典小说美学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      

古典小说发展速度三题

就古典小说发展速度问题,笔者曾在几年前提出过一些看法(参见拙文《关于古典小说发展问题的思考》,载《文史哲》86年6期,以下简称《思考》),试图探索古典小说较古典诗歌成熟、繁荣迟缓的原因。后来,有的同志撰文商榷(见《文史哲》88年6期李镇川《也谈古典小说的发展速度》,以下简称《也谈》),促使笔者重新审视原作,进行必要的解释,也可算作是对前文的补充。 (一)关于“小说比诗歌更复杂”的问题《也谈》认为:“我国古典小说比诗歌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因为小说比诗歌更为复杂。”为了证明其合理性,又上升到哲理的高度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总是简单的出现在前,复杂的出现在后;低级的在前,高级的在后”。因此,“诗歌和小说的发     

“刺上”与“化下”——论韩国古典小说对载道论的二元化阐发

载道论是儒家文艺论的核心,涵盖了儒学者对文学价值的多种阐释,对中国古典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韩国古代文人通过长期与中国的密切交流,也逐渐接受这种文学思想并贯彻于小说创作之中.由于使用了不同的文字载体和写作规范,韩国古典小说形成了汉文小说和韩文小说两大类,两者对载道论的阐发明显地呈现出二元化的特点.大体而言,汉文小说故事性不强,旨在通过作品表达作者对社会现实、政治问题的批判,相比之下,韩文小说注重通过曲折、圆满的故事宣扬儒家的纲常伦理.究其原因,这是因为汉文小说和韩文小说针对的读者群体不同,作者的写作目的也不尽相同,一为“刺上”,一为“化下”.     

从“小把戏”到“大结构”--论莫言小说叙事艺术的转向

自觉的文体意识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使莫言的创作充满变数。30余年来,他小说的叙事艺术经历了从“玩小把戏”到“玩大结构”的转向。莫言曾经热衷于形式实验,他用令人眼花缭乱的“小把戏”宣告了自己创作的先锋性和现代性,但随着对形式实验的反思,莫言之后的创作自觉地向民间回归,向古典小说致敬,他以“玩大结构”的决然态度宣告了自己创作的本土性和传统性。但在从“小把戏”向“大结构”的转向中,人们不难发现他小说中的“大结构”包含很多“小把戏”,可以说,莫言在向传统回归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作品的先锋性。     

《李自成》小说中运用诗词刻划人物的艺术手法

在小说中运用诗词刻划人物形象,这是中国古典小说民族传统的艺术手法。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运用诗词、集句、对联、铭文、偈语等韵语来刻划人物,正是在继承中国古典小说这一传统民族艺术手法基础上的推陈出新,为当代文学创作丰富了刻划人物的艺术手段,很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和借鉴。下面从《李自成》小说中的诗词与小说情节结构的关系;诗词与小说人物思想性格的关系;以及这种艺术手法本身的特点,这三个方面试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