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阶层分化视角下农村干群矛盾及化解思路

农民阶层分化引发农民在利益诉求、社会心态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对农村干群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阶层分化导致相对剥夺感的滋生,加剧了底层农民对干部的信任危机;利益诉求多样化与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的矛盾,增加了干群矛盾甚至冲突的可能;阶层固化引发的社会问题,造成了农民对干部心理的疏离。面对农民阶层分化给干群关系带来的问题与挑战,我们要采取健全各阶层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培育和扩大农村中间阶层、加强对农村各阶层的利益整合、加大对底层农民的扶持力度等策略加以应对。     

云南农民阶层分化的现状与特征

我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为解决农民温饱问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另一方面由于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农民的职业结构、经济收入和利益关系结构的分化,农民阶级内部分化为不同的社会阶层。云南农民的阶层分化因受多种因素制约而呈现出若干过渡性的特征     

再析农民涉法上访

涉法上访是农民群众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涉及执法部门、需要依法处理的事项的一种信访形式。农民涉法上访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本文对农民涉法上访的现状、原因及危害进行分析,提出应从转变观念、基层政权建设、村民自治、整合信访资源、提高政府效能、遏制司法腐败等方面来解决。     

地权的阶层关系属性:阶层分化与地权冲突 ———对江汉平原一个乡镇的个案分析

农村地权嵌入村庄社会关系并被其形塑.在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的当前农村,地权已深深地镶嵌进了农村阶层关系之中,阶层而非个体、家庭抑或家族作为行动者的交互作用及动机、价值取向影响着农村的地权意识.地权的社区共识被地权的阶层共识取代,使不同阶层在处置村庄土地时发生地权冲突.在这个过程中,秉持不同地权诉诸原则的阶层的利益关系、社会关系、力量对比关系、政治博弈关系以及它们的变动,都影响着地权在不同阶层间的配置及其不稳定性,地权由此深深地烙上了阶层关系的属性.地权在本质上反映的是附着在土地上的“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关系”.被烙上阶层关系属性的地权的冲突,其实质是阶层之间的冲突.     

中国农民分化中的经济能人群体

20世纪 8 0年代 ,中国的农民阶层开始分化 ,各种类型的经济能人群体先后异军突起。其形成条件和原因主要在于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和非农产业的迅速成长、国家政策的支持和社会的期待、农民思想价值观念的转变。农村经济能人群体的崛起对增强社会活力、开发人力资源 ,发展农村经济、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 ,也对农村社会的稳定提出了挑战     

当代中国农民的阶层特征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变革,当代中国农民阶层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依据经济基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不同,大体分为七个阶层：农业劳动者、在乡农民工、进城农民工、农村企业管理者、农村服务业者、农村手工业者、农村基层组织管理者。各个阶层在经济基础、思想状况、理想追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特点,农民内在层次的变化反映着农村改革发展要面对的现实矛盾和客观环境。     

从比较到怨恨:对发达地区农村阶层关系的探讨——基于浙江G镇的调查

东部沿海农村市场经济发达,农民分化程度高。下层农民在与上层农民的对比中,发现无论自己怎么努力都无法达到上层农民的价值标准,暴露了自身的无能与虚弱,生存性压力巨大,遂滋生对上层农民的怨恨情绪,具体表现为怨恨批评、怨恨解释和怨恨想象。下层农民往往通过过度剥削自身劳动力,退出村庄关系网络以及掩饰、伪装等策略,来降低怨恨情绪的负性影响。上层农民贿选上台主导村庄利益再分配权力,肆意瓜分和攫取村庄公共利益,将下层农民排除在再分配之外。下层农民最终意识到他们的不利处境乃源于上层农民的剥夺和排斥,由此完成怨恨的外向归因,个体怨恨转化为阶层怨恨,并使怨恨的报复冲动付诸行动。上层农民调动资源迫使多数报复行动归于失败,下层农民只能通过上访借助国家力量解决问题。     

农民选举参与中的阶层差异——基于CLDS2014的实证分析

利用来自全国农村的8 181个样本考察阶层分化对农民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村兼业阶层的选举参与积极性最高,然后依次为规模化经营大户阶层、一般农业经营者阶层和亦工亦农阶层,脱农农业阶层的参与积极性最低;农民选举参与中的阶层差异主要取决于农民各阶层与村庄利益关联的强弱,体现出了农村阶层分化背景下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一般逻辑。为此,要激发农民的选举参与热情、促进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就必须采取诸如进一步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农村集体经济等措施来增强村民和村庄的利益关联;同时也要根据各阶层农民的利益诉求采取相应的激励和动员措施。     

社会时空与信访行为

时空社会学提供了分析信访行为的崭新视角,通过比较信访人在不同社会时空下的信访行为,阐释各类社会时间与空间蕴含的不同背景与指向,以归纳社会时空下信访行为的规律.更进一步,通过分析信访人对于时空的选择机制,揭示社会时空与信访行为的关系,时空是信访行为的建构要素,而信访行为也可引发时空的功能分化,甚至带来风险性.     

信访治理伦理困境的政治社会学诠解

各种不合理上访行为的产生和蔓延,逐渐主导了信访治理的逻辑走向。边缘式上访行为的主流化趋势,是国家转型困局的表征。在全能教化政体走向解体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世俗化和权利话语的弥散,使国家所提供的意识形态对民众的规约能力下降,国家的话语权快速流失。信访治理遭遇的伦理困境,正是国家陷入意识形态缠绕、无力主导意识形态方向和提供强有力的话语权的表现。为扭转国家意识形态转型断裂的局面,走出信访治理困境,需要从政治与治理两个层面统筹安排。     

论我国信访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

信访制度作为一项特殊的救济制度,是公民政治参与和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但现实运行中信访制度自身存在着诸如功能错位、工作部门职责不清、重"人治"轻"法治"等问题,针对此,通过对信访现状存在诸多问题的原因分析,提出了从信访立法、完善信访监督体系及相应信访代理制度的建立等方面来完善我国信访制度的建议,其对于完善我国利益表达机制及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     

解决信访问题的有效性对策——基于对H市信访问题特点的分析

信访问题能够反映不同时期、不同治理状态下的政府行为对相对人的影响,信访问题呈现的新特点能凸显公民的利益诉求方向,解决信访问题的有效性对策正是要解决根源性问题,加强源头治理,规范政府行为,强化各级政府社会管理的主体意识、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健全信访制度体系,推进建立信访预警研判机制。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在我国,长期以来农民以土地作为自己的基本生活保障。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出现了大量失地农民。如何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成了影响农村社会繁荣与稳定的关键,同时也是促进城市化稳健发展的重要环节。     

新农村建设中异质型农民的分化

新农村建设的行为主体是农民,对农民进行清晰的认识和科学的区分有助于新农村建设的道路更加健康。本文通过对现阶段农民的分类进行研究,提出农民工群体中可以分化出与大众化农民不同的具备特殊人力资本的异质型农民。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研究了有利于异质型农民分化的制度环境形成的因素。文末结合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案例作了进一步的讨论。     

农民的社会平等权研究

平等是人类文明的信条，现代平等权已经从形式性平等过渡到实质性平等，从要求适用法律平等到要求立法平等。作为新一代人权的社会权，苛以国家积极的作为义务，以保障公民实质性平等权利的实现。当前，这种平等的社会权利在中国广大农民身上仍极其欠缺，因而亟待法律对农民的社会平等权手以规范和完善。     

信访的政治:民众表达与国家治理

如何构建一个有效的平衡机制来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有序运转,是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作为一种民众诉求表达方式的信访,在实际运作中充当着国家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桥梁,从而构建了国家与民众之间互动的场域,民众的表达与国家的治理便转化为一种宏大的政治并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内涵。揭示这种内涵对于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资本下乡与新中农争地的社会后果研究

农民自发的土地流转模式催生出一批以耕种从亲朋好友间低价流转的地为生的在村新中农。夫妻俩以劳动力最大限度为界,通过经营适度规模的土地获得体面的村庄生活(新中农)。与此同时,在农村人口大量流出的背景下,这批在村种地农民变成村庄的中坚力量,成为村庄治理中的主体。然而,以政府主导、为吸引资本下乡所进行的土地流转正在摧毁这批中坚力量,还让外出务工村民长期处于失地状态。文章认为,农业政策应该致力于改善农业耕种条件,并守住耕地,保护好进城失败农民的最后退路,而非支持资本下乡打败新中农。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安置问题研究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对象。建立合理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安置制度,不仅关涉到城市化进程的有序化,也关涉到失地农民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需要在改革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基础上,为失地农民设计可操作性的社会保障方案,建立社会保障资金的合理筹措方式。另外需要研究解决新老制度的衔接问题,地方政府要加大对失地农民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等工作。